苦涩胜利：打了折扣的征服

一、苦涩胜利：打了折扣的征服

自由主义与宪政的发展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欧洲政治中的重要内容。美国1787年宪法成为一些自由主义者所尊崇的对象；法国在自由与独裁之间不断产生变化；英国通过了议会改革法，进行选举权改革；比利时通过革命建立了延续至今的有限君主制。1848年革命更是催生了一些欧洲国家的立宪君主制。意大利有了一部《皮埃蒙特宪法》，萨伊依王室因而吸引了大批爱国者。普鲁士建立立宪政体。对奥地利来说，法兰克福发生的事情尤其关键。1849年2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律师和法官们经过九个月的准备，起草了一部帝国宪法，其内容与精神都受益于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包括奥地利帝国的德意志部分——或一个不包括奥地利各邦的小德意志。大德意志的主张肯定会同哈布斯堡帝国多民族的结构发生冲突，尤其不可能的是，年轻气盛的弗朗茨·约瑟夫会同意由另一个德意志国家起领导作用。因此，看来只能由普鲁士在小德意志邦联中发挥主导作用了。法兰克福议会掀起了一个请愿活动，要求普鲁士国王出任德意志皇帝。4月5日，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奥地利代表奉命撤离，以示抗议，但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谨慎地拒绝了这个要求。

4月21日，俾斯麦就民族问题发表了长篇演说，认为法兰克福宪法“会使几百年用荣誉和爱国热忱建成的、完全用我们父辈的鲜血凝结起来的国家大厦”遭到破坏和倒塌。“法兰克福的皇冠，”他说，“也许十分光彩夺目，但使其光彩具有真实感的黄金要在熔化普鲁士王冠后才能提炼出来，而我不相信使用这部宪法会使改铸成功。”但是，普鲁士未来的首相并不拒绝他的国家在德意志历史上扮演主导角色。普鲁士自腓特烈国王以来的雄心壮志显然不是哈布斯堡王朝所能比拟的。1815年，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出尽风头的时候，普鲁士却获得了实际的好处，它的领土中轴线自东欧移至德意志中部和西部，成为德语居民占优势的唯一强国。在一个民族主义日盛的时代，普鲁士的这种优势在普奥冲突中发生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法兰克福宪法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上还时时会被作为蓝本，远比奥地利的克雷姆泽宪法要幸运得多。

在多民族的奥地利，克雷姆泽制宪会议的解散标志着施瓦岑贝格内阁对主导民族公开打击的开始。意大利的和谈被取消，撒丁国王对伦巴第的奥地利守军发动进攻。拉德茨基以一种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速度迅速反击，只用了几天工夫就在诺瓦拉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迫使撒丁国王在当晚宣布退位。82岁的老帅再度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

匈牙利战场就不这么乐观了。从不妥协的科苏特不仅摆脱了战争爆发时的孤立状态，而且获得了更多拥戴。为了获得政治支持，科苏特鼓舞起了马扎尔人的民族狂热，并在实际上把民族冲突当作一种消灭匈牙利国内的非马扎尔人的手段而欢迎它。他以新闻记者的敏锐、超群的自信和激动人心的演讲操纵了一个民族的思想感情，使他们甘愿在他如火焰一般灼人的激情指引下献身。他使马扎尔士兵相信，只要他们无情地杀死那些不同民族的平民，就能拯救自己的国家。科苏特任用了两位流亡的波兰老将军贝姆和丹宾斯基，凭借他们的出色指挥守住了特兰西瓦尼亚。年轻的戈尔盖自北方逼近，迫使温迪施格雷茨弃守佩斯。这位将军的政治生命至此为止，他被召回维也纳，并在隐居波希米亚的13年中，不断指责他的小舅子令他受辱。5月，“布雷西亚的野兽”海瑙伯爵继任其职，他是拉德茨基元帅手下最能干的将军之一，但也已经因在北意大利的残暴行为而臭名昭著。

在军事胜利的鼓舞之下，4月14日，匈牙利议会在德布勒森的加尔文教堂里宣布中止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匈牙利及其诸属地”是一个由科苏特摄政的独立国家。对于匈牙利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政治自杀，没有一个外国政府准备承认这个前途暗淡的政权，但对于年轻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来说，科苏特的存在始终是他最大的心病。他是在军人的扶持下登上皇位的，急于想要被承认，更以一个18岁青年渴望被接纳的热切在寻求机会，承担责任。奥地利军队的力量足以战胜匈牙利人，只不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而已，但弗朗茨·约瑟夫不想被动等待，他最终采取了温迪施格雷茨曾向他多次建议过而又被施瓦岑贝格所否决的行动——与沙皇尼古拉一世会面。

尼古拉一世是冰封俄罗斯达30年之久的典型的独裁者。他本人是位出色的军事专家，对军队之喜爱近乎发狂，不仅日常生活缜密精确，而且以铁的纪律来统治俄国。1848年，封闭的俄国没有爆发革命，不是因为俄国的问题不严重，而是因为俄国人还处在一个无知无觉的状态中，沙皇保守、反动的政策扼杀了变革的可能性。俄国在近东的上一次举措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是重出江湖的好机会，摇摇欲坠的土耳其被它认为终归是囊中物。插手匈牙利问题，可以使奥地利欠它一份人情，新皇不得不居于沙皇之下。从俄国自身的利益来说，它担忧匈牙利人一旦得逞，就会给一贯富于独立精神的波兰人树立一个榜样。科苏特手下有两个表现出色的波兰老兵，恰好可以当作俄国公开干涉的理由。

实际上，沙皇与弗朗茨·约瑟夫并非首次见面。新皇的祖父弗朗茨一世去世时，尼古拉一世曾经前往维也纳吊唁，并与大公夫人苏菲见面，小弗朗茨那时不过5岁。十多年后，双方在华沙再度会面，昔日的年轻沙皇已经在革命的遥远威胁下变得益发依赖纯粹军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而这个沉静的年轻人也已经把维护君主制度的重担扛在了肩上。沙皇被他的与年龄不相称的自我克制所吸引，而这么一个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年轻人对沙皇的称誉又分外令尼古拉感觉良好。在欧洲，俄国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遥远荒凉的东方专制国家。彼得大帝以来的历代沙皇都竭力追随着西方社会的潮流，但却始终难以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成员。维也纳会议上的沙皇亚历山大实际上只是浪得虚名，并未给俄国带来实际的好处。尼古拉同样对西方怀有一种既暗暗钦慕又心怀戒备的矛盾心情，弗朗茨·约瑟夫的恭敬使他作为旧秩序捍卫者的骄傲油然而生。

俄军在2月份曾经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但受到贝姆将军的抵御而撤出。新的进攻则由一位波兰亲王帕斯凯维奇主持。6月，俄国军队不仅从瓦拉几亚，而且取道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从波兰横扫喀尔巴阡山，人数是贝姆所率部队的两倍。匈牙利人士气高昂，裴多菲此时是贝姆的副官。浪漫的诗人很难说有什么军人气质，却以真诚与激情深得贝姆的喜爱。这支部队无论指挥还是组织都是极其出色的，却难敌蜂拥而至的俄国大军，7月31日败于沙斯伯格，俄军长驱直入奥尔弗尔德草原。

1849 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检阅黑海舰队

贝姆本人逃往土耳其，至于诗人裴多菲，则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在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人们都以为他已经战死沙场，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研究人员才在尘封的档案中发现，他和当时约1800名匈牙利战俘一起被押往俄国，直到1856年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被肺结核夺走生命。

或许诗人是幸运的，他可能不知道他的同胞们随后的命运。科苏特起初不肯接受失败的结果，但北有俄国大兵，南有虎视眈眈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前途无望。到了8月初，他将职责交给戈尔盖，自己带着少量卫兵逃到了土耳其。此后的40年间，他作为流亡的匈牙利摄政漫游各国，所到之处均以争取独立自由的传奇般的马扎尔英雄受到无数拥戴。座无虚席的讲堂，人头涌动，掌声如雷，但光彩夺目的表象之下，谁能够听到梦想破碎时的声音？

科苏特出走两天之后，戈尔盖在维拉戈斯向帕斯凯维奇投降，与心狠手辣的奥地利统帅海瑙相比，他宁肯向沙皇求得庇护。果然，戈尔盖幸免于死，一直活到1916年，匈牙利则被置于军事管制之下达一年多之久。

奥地利人对匈牙利实施了残酷的报复。1848年革命期间匈牙利首届代议制政府首相包贾尼在内战爆发后积极参战，在作战时从马上摔下来，伤一臂，1849年1月被俘。虽然他素来受到尊重，在科苏特与帝国分裂之前就已退出政界，但仍被视为眼中钉，判绞刑。刑前自杀未遂，以煽动叛乱罪被枪毙。另外，还有13名在匈牙利民兵里服役的前帝国军官被绞死。在维也纳近郊的精神病院里，塞切尼眼看着马扎尔民族被浸没在复仇的洪流中。1859年，他发表反对奥地利对匈牙利的专横统治的檄文，翌年自杀。

胜利者实际上并未品尝到甜美的果实。这只不过是一次军事征服，而非政治胜利：科苏特的事业是全体马扎尔人的梦想，他们中有些人反对科苏特，但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有所不同。甚至这种军事征服也打了个折扣，只是由于俄国人的帮助才获得胜利，是否能持久还要靠与俄国人的交情。弗朗茨·约瑟夫是靠军人支持的宫廷政变上台的，既无经验，又急于显示皇帝的威严，甚至拒绝了帕拉丁史蒂夫大公和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要他宽大为怀的忠告。结果，处死前首相和前帝国军官的行为只是为马扎尔人造出了一批深入人心的民族英雄，并使奥地利和皇帝本人在国外的形象受损。50年代的匈牙利，消极抵抗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富裕的地产主和贵族、知识分子以及城镇居民不到收税官找上门来就不会去缴税。没有人会真实汇报自己的收入状况，只有那些实在藏不住的东西才会被上交给政府。最有教养的人也会假装不懂德语，迫使官员用匈牙利语与其交流。而所有的问题答案都是“我不知道”或“我什么也没看见”。

匈牙利人投降半个月之后，威尼斯共和国弹尽粮绝，也向拉德茨基元帅投降。相对而言，意大利人是幸运的，年高德劭的元帅并未向任何一个城市复仇。在维也纳，元帅成了万众瞩目的偶像，霍夫堡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老约翰·施特劳斯上一年谱写的《拉德茨基进行曲》已经成为最流行的旋律。人们期待他为庆祝会再谱新章，但是，46岁的作曲家被突如其来的猩红热袭倒，三天之后便去世了。于是《拉德茨基进行曲》被人们一遍遍地演奏，百听不厌，成为老约翰·施特劳斯的进行曲中最受人喜爱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