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十年的平静岁月

一、新政府：十年的平静岁月

柏林会议结束后不久，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针就发生了新的变化，1879年8月成立塔费内阁，其国内政策保守而持久，主张对斯拉夫人友好，外交方面则与德意志帝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塔费本人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和封建的“波希米亚人”，并不觉得自己是个捷克人或德意志人，他首先是皇帝的心腹和忠顺的大臣，他本人这样限定自己的位置：“我不属于任何一党，亦非某党的大臣。我是皇上任命的大臣，而且，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皇帝的大臣。对我而言，皇帝的意志必须而且将会是决定性的。”但是，作为政治家，他得到的评价应当高于德意志民族主义或自由派愿意给予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巧妙的策略家，与无视原则但又相当笨拙的弗朗茨·约瑟夫相比，尽管他也做些微小的让步，但还是设法维护原则性的东西。他的政府是个联合政府，以“铁环”见称，他对皇帝的忠诚吸引了同样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奥地利人。大地产所有者和曾经与德意志自由派并肩作战的波兰人只要自己的特权不受影响就会顺从皇帝的意愿，故而他们也支持塔费。另外，塔费还得到了反感自由派中央集权和反教权主义思想的德意志天主教（罗马）农民的支持。

塔费同情境内的斯拉夫人，不让任何民族处于支配性地位，以达到民族和解：“在奥地利，不许排挤任何人。”在内莱塔尼亚，民族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捷克人身上。自1871年捷克人实行不妥协政策以来，事态的变化已经使里格尔感到越来越难以控制，捷克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879年，斯美塔那《我的祖国》表达了捷克人自己的声音，另一位波希米亚作曲家德沃夏克以《摩拉维亚二重唱》及钢琴二重奏《斯拉夫舞曲》赢得世界瞩目及承认。清新可喜的捷克特色被融入浪漫派音乐语言，捷克人自豪地将这两位民族音乐家与勃拉姆斯、瓦格纳的成就相提并论。1881年捷克民族剧院建成，其资金来源于经济实力有所增强的捷克民众。新的捷克中产阶级对里格尔的贵族联盟无动于衷，更无视其“历史”纲领，的确，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已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捷克民族，无须借助基于虚幻的权利。老的捷克贵族不愿意受到官僚制的约束，要求实现波希米亚自治，新一代捷克人只希望官僚体制由捷克人代替德意志人，为此他们涌入维也纳等候良机。里格尔不得不放弃强硬而一无所获的抵制策略，他曾在1878年提出一项温和得多的民族法令，在选举制度、地方权利等方面提出权利要求。作为交换，捷克议员将重返议会。

塔费最终完成了捷克人的策略性转变。上台伊始，他就说服了捷克议员前来维也纳并最后参加议会的工作。作为回报，他颁发了语言法令，同意在波希米亚的行政事务和诉讼事务中既可使用德语也可使用捷克语（即所谓“对外用语”，而“内部用语”即官员之间的联络语言则一定得是德语）；推进选举民主化，降低了选举权的财产要求，选民的最低纳税能力从10个弗罗林降至5个弗罗林，这样就得到了虔诚的德意志农民、捷克农民和小店主们的支持；意义尤其重大的是，1882年，布拉格大学分为两个单独的学府，一个用德语，一个用捷克语，捷克人从此可以进入自己民族的高等学校深造，捷克语大学得以成为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波兰人不包括在内，他们的学术中心在克拉科夫）的智慧源泉，那些高尚而睿智的教授保证了这所大学在精神上虽然是捷克式的，学术上却绝对不会是狭隘的沙文主义。

具有浓厚沙文主义特色的是匈牙利王国。自1867年以来，解放农奴所得到的补偿和应用新的耕作技术使原来的大地产所有者转变成独立的大农业资本家。普通的马扎尔乡绅阶层步入官僚体系，因而要依附于国家体制而存在，这就使乡绅阶层既需要哈布斯堡君主国以保持匈牙利的大国地位，又希望哈布斯堡王朝少干涉匈牙利事务。为了保证自己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特权，他们倒宁愿丧失空洞的自由。

蒂萨·卡尔曼

蒂萨家族在变化了的圣斯特凡的王国里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是来自德布勒森的乡绅和加尔文派教徒，其信仰使他们对自己使命的正义性质具有强烈的自信。蒂萨家族的卡尔曼创建和领导了匈牙利自由党，决心维护奥匈协议和财政改革，从1875年到1890年，卡尔曼作为首相控制着这个王国。基本上可说蒂萨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忠实臣子，特别是在外交领域。但是在布达佩斯的议会中，拒不合作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不断指责和攻击蒂萨。科苏特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民族主义情感已被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种种苦涩记忆引发为灼人的火焰。虽然蒂萨受到科苏特分子的指责，但他自己却确信马扎尔文明的优越性，决心使境内的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在执政期间强烈地推行马扎尔化，即所有的公立学校必须用马扎尔语授课，内匈牙利的全部铁路工人和邮政职员须讲马扎尔语，而不说德语或其他任何从属民族的语言。蒂萨甚至不承认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斯拉夫人在匈牙利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历史存在，所有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社会团体都被查封。当一位塞尔维亚议员质问政府为何没收斯洛伐克族人民缴纳的用于文化目的的基金时，蒂萨回答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洛伐克民族。”对要求向非马扎尔人讲授其民族历史的人，蒂萨认为，那些居住在匈牙利而非马扎尔的人不可能有什么“民族史”。

克罗地亚与政府间的宪法关系有所不同。1868年实施“纳果达”协议以后，萨格勒布时常发生骚动，为了表示安抚，匈牙利政府同意任命一位杰出的克罗地亚学者和诗人马朱兰尼奇为巴昂，但是由于下级官员行为不当，加之赋税沉重、选举不公，萨格勒布再度发生骚动。蒂萨以强硬手段实施弹压，并任命自己的一位亲戚——在克罗地亚拥有大庄园的库恩·海代尔沃里为巴昂，后者在20年间鼓动受人鄙视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对克罗地亚人，引导克罗地亚人把民族敌意的矛头对准塞尔维亚人而不是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而克罗地亚的新闻、文化和艺术方面的任何爱国主义倾向都受到严格的压制。

因此，在匈牙利除了伟大的改革者塞切尼、戴阿克和艾厄特沃什这一代人曾经试图为匈牙利贵族带来新气象，将宽容、自由与平等引入公共领域以外，“真正”的匈牙利人依然自认为保持了其传统特色：热爱土地，谨慎认真，保守直率，反感经商投机，也反感从事商业活动的其他民族，马扎尔化正在被推向最大限度。出身于匈牙利最高贵和最出名家族的卡罗伊曾经语出惊人，当其客人询问为何他的家中无人拨弦弄琴时，卡罗伊似乎很感意外：为什么要自己动手？那是吉卜赛人的事，“我们懒得干那种事，所以让吉卜赛人给我们演奏音乐，而犹太人为我们工作。”

总的说来，在80年代早期，尽管帝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依然存在，塔费的批评者称他是在“胡乱应付”，但他还是设法提高教育水平，成功地实行社会改革以保护工人利益，奥地利财政走上了正轨，恢复了国家对铁路的管理。尤其重要的是，塔费和里格尔达成的条款代表了奥地利的统一得到加强，各民族不仅不设法分裂奥地利，反而竞争帝国官僚体制中的位置，利用中央集权体制为自己谋利。他们虽不满意，但也没有失望，按照塔费的话来说，要使各民族处于一种“温和而平衡”的不满意状态，在这里修一条新路，就在那里建一所新学校，塔费以一种无可比拟的灵活手法保证各民族停止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为奥地利赢得了长达10年的平静岁月。官僚与贵族放弃了长期的对立，塔费保证贵族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中得到关注，帝国官僚也不再是些1848年的德意志激进分子，而由雄心勃勃、视奥地利国家机构为其用武之地的各民族知识阶层组成，塔费希望以“行政自治”来代替政治自由，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所不包的官僚体制和这样一些国家公仆在帝国最偏远的地方实施法治和近代化改革，一个新的“奥地利人”的概念诞生了，这对于多民族大帝国而言非常重要。

在此期间，匈牙利王国的物质繁荣也显著提高。工业化进程在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家迅速进行。在国家的控制下，铁路网宣告完成，海运和多瑙河航运贸易值都有大幅度上涨，甚至还开辟了横越大西洋直达纽约的航线。

在塔费时代，奥匈帝国恢复了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之前的奥德同盟建立以后，俾斯麦一直希望奥匈帝国与俄国改善关系，以避免德国在奥德同盟中陷得过深，但奥地利人的政策是依靠英国复兴土耳其帝国，“永远排除俄国”。1881年英国自由党上台之后，放弃了对土耳其的政策，使奥地利人顿时陷于孤立地位。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又被刺，因此直到新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才在这一年的6月建立新的三皇同盟。与8年前的同名联盟相比，新的三皇同盟只有实际的利益，没有任何感情的纽带，三皇互相承诺保守中立，并对奥匈帝国过去的黑海政策和对英政策进行否定，使之与英国疏远。俄国在黑海海峡获得了安全保证，奥匈帝国对俄国人的意图始终存有戒心，双方无法达成真正的和解。

同年上台的卡尔诺基显然是弗朗茨·约瑟夫最有成就而且也许是最能干的一位外长。尽管有马扎尔式的名字，他却将自己看作帝国官员而非马扎尔人的仆从。他对俄国人毫无信心，亚历山大三世的外交强调和平，避免与俾斯麦德国关系破裂，但其统治建立在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倾向于斯拉夫派，因此奥地利人很怀疑其外交政策的真实意图，总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反对俄国扩张的同盟。于是俾斯麦做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安排——与意大利进行谈判，结果在1882年缔结了三国同盟。自此，哈布斯堡君主国承认了民族国家意大利的存在，作为回报，当俄国与奥匈帝国发生战争时，意大利答应保持中立。独立以来的意大利一直想使别国承认它具有平等地位，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但是卡尔诺基不想走得太远，拒绝将意大利视为巴尔干地区的平等伙伴。

卡尔诺基自己的外交策略体现在1881年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秘密条约，对俄国不满的塞尔维亚由此成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保护国。说实在的，1882年改称国王的道德沦丧的米兰倒宁愿将塞尔维亚出卖给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卡尔诺基可不想使奥匈帝国境内微妙的民族平衡因此而被打破，使塞尔维亚存在而又依附于君主国，是一种更有利可图的做法。次年其与罗马尼亚的结盟得到了俾斯麦的支持，因为保证了多瑙河地区的独立。

1885年，保加利亚重新出现危机。俄国人与亚历山大大公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俄国人认为，鉴于他们在上一次战争中为保加利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有权决定保加利亚未来的发展，1879年当选的亚历山大大公是俄国皇后的亲戚，但是个性坚强，不像俄国外交官认为的那样听话，他像几乎所有保加利亚人一样，虽然对俄国人心怀感激，但讨厌他们包揽保加利亚军队中上尉以上全部指挥官的做法，痛恨“俄国所有的下贱胚子”把保加利亚当作“藏身之所，玷污了整个国家”。结果，俄国人将亚历山大视为敌人，自由派又将他看作不可信任的独裁者。1885年，保加利亚革命者宣布国家的两个部分合并，亚历山大只好接受既成事实，而俄国随之撤走保加利亚军队中的所有俄国军队，在它面临战争威胁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保护国。

米兰国王以为可以从邻国的倒霉事件中获得些利益，于是派遣塞尔维亚军队入侵保加利亚，结果一败涂地。只是由于他的盟友奥匈帝国出面干涉，保加利亚人才没有向塞尔维亚内地推进。次年，土耳其政府承认亚历山大为东鲁梅利亚总督，保加利亚的两部分于是可以通过他合并起来。亚历山大虽然获得了胜利，却不受俄国人的欢迎，在俄国的阴谋和本国自由派的双重反对之下，亚历山大被迫退位，其继承人斐迪南大公是弗朗茨·约瑟夫军队中的一位军官，精明强干，诡计多端，在各大国之间随机应变，保持了保加利亚国家的牢固存在。至于俄国人，他们在米兰逊位后扶持他的儿子，另一个亚历山大，从此便在塞尔维亚扩大了其影响力。

卡尔诺基继续其扶持塞尔维亚的政策，但反对俄国人在保加利亚的特殊权益，因此，他拒绝了俾斯麦让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分割势力范围的建议，转而寻求英国的支持以对付俄国可能的进攻。俾斯麦看到这种联盟并无实质性的威胁，但为了表示德国不希望奥匈帝国与俄国发生战争，他还故意泄露了奥德同盟的内容，以便通知俄国不要发动进攻。虽然奥匈帝国比较依赖德国的帮助，但卡尔诺基表示出来的外交独立性依然很鲜明，如果不是俾斯麦在90年代初下台的话，奥匈帝国可能会因此而吃点苦头的。

这次的近东危机使巴尔干各族人民从对泛斯拉夫神话的盲目忠诚中解放了出来。对于奥匈帝国而言，讲求实际的工商业界人士的观点占了上风，新的国家便是新的主顾，过去频频成为入侵途径的多瑙河此时已成了迅速发展的东南欧经济的大动脉。

在塔费时期，奥地利的德意志人是真正的失落者。1848年革命的激进分子在新专制时期是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60年代普奥战争的失利、二元君主制的建立和70年代的经济危机标志着奥地利德意志人一步步丧失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他们在波黑事件中要求皇帝给予他们外交政策方面的某种决策权，担心占领这两省会增加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人数，后者不仅处于一个文化复兴的时期，而且出生率远比德意志人高。虽然这些无用的嘟囔最后总是以对皇帝的顺从告终，但是他们却对弗朗茨·约瑟夫最珍视的外交特权表示了兴趣，作为一种回应，皇帝任命了对斯拉夫人友善的塔费上台，更令德意志人受到打击。

新一代德意志领袖对前30年的经历与失败并无切身体验，他们将德意志人的步步后退视为老一代政治领袖软弱无力、哈布斯堡王朝朝三暮四的背叛行为的结果，维也纳的德意志人没有与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恢复德意志人一统天下的局面，而外省的处于斯拉夫人海洋中零零落落岛屿的德意志人聚居区内的人们则不得不接受成为少数民族的事实：一位自以为不错的学校老师没有被提升，而代之以一位成绩更好的捷克人，或者一个疏忽大意的信号工不慎出错，受到捷克上司的申斥，而一个律师被斯洛文尼亚人法官判决败诉等。在一个新的“奥地利人”的概念诞生的时代，既想成为奥地利人，又想保持其主导地位的德意志人就难免会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