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辉煌的奥地利文明

四、国家不幸诗家幸：辉煌的奥地利文明

然而，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帝国一步步走向崩溃之时，奥地利文明之花却绽放得愈加灿烂。印象主义、分离派、青春派、心理分析学派、新乐派在挥之不去的失落感和没有归宿的惆怅中谱写出了古老王国最辉煌的乐章。一方面是君主国无休止的政治实验，徒劳地与社会潮流相抗衡，却只看到决裂、背叛、不负责任的争吵和愚蠢的过火行为，一方面是与巴黎、柏林几乎同速的经济发展和意义深刻的文化繁荣。维也纳的现代乐章在它的最强音时戛然而止，弗朗茨·约瑟夫时代的悲剧性、矛盾性由此一览无余。

19世纪，西方世界充满对进步、繁荣的信心，伦敦、巴黎、柏林这些历史城市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仿佛人类积聚许久的聪明、才干、勇敢都在这个时代爆发出来了一样。一位乐观的巴黎综合工业学校的教师奥古斯特·孔德向他的信徒们预言了和平。他认为战争已经成功地使懒散的人学会了劳动并建成了一些辽阔的国家，财富取决于科学地组织生产劳动，所以从此以后的社会将是劳动至上、劳动价值至上的社会，战争将不复存在。但是，这个世纪恰恰是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日见其大，而人们的同情心却日见其小，偏执、仇恨数次使欧洲陷入战火之中。到了这个世纪末年，欧洲人相信一个富于创造性的伟大时代即将结束，人类将迎来无可救药的衰退和最终的毁灭，生命是一个伟大的失望，自由主义和无所不在的理性受到质疑。法文中的“世纪末”从戏剧、小说和艺术作品中进入人们的日常语言，它所代表的倦怠、陌生、颓废、衰落成为一种弥漫甚广的情绪，甚至变得流行起来。维也纳的沃土接纳了来自西方的观念，1900年的维也纳经历了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自我的危机与消解”。但是在法、德这些欧陆强国，尽管有种种情绪的烦扰，巴黎依然是强大的，柏林甚至还处在上升之中，而二元君主国的没落与分离已是历史的趋势，自由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理性观弱化。因此，不同于其西方版本的肤浅、做作或游戏文字，“世纪末”所具有的浓重阴影在维也纳获得了真实的体现。

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兼科学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以奥地利人的开放和内省为现代物理学、心理学及艺术设定了基本的原则，包括物理和心理现象的相对性、现实与表象之间知识论边界的消失等，建立了一种新的阐释方式。所有知识乃是感官经验或观察材料的概念综合，除非是从经验上可以证明的，否则自然科学中的任何陈述都不能采纳。19世纪的科学家发现了“看不见的光、听不见的声音、闻不见的气味、摸不着的领域”。这使人们可以对原来的绝对时间、空间、情感、事物与物理现象进行新的解释，一个物体的运动，只有在相对于宇宙中其他物体时来描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以绝对空间的观念来描述；一个过程动作的时间，只能与时钟上时针、分针的运转圈数来比较，而非绝对时间。因此，物体的惯性来源于该物体与宇宙中所有其他物质的相互关系。这一原理被爱因斯坦视为对相对论的重要启示。马赫还认为，人类的思维和自然界的物体都由所谓的“元素”构成，心理学元素是“感觉”，物理学元素是事物的构成分子，这样，所有的科学便可以统一了。作为一位科学家，马赫的世界完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的均匀、对称、肯定和乐观。据说他在幼年时体质衰弱，不与人交往，心智发育迟缓。正如爱因斯坦在评论马赫时所说的那样，“心理发展的迟钝或对社会化的抗拒会得到科学上的补偿”，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交叉的地方，马赫做出了独到的成就。后来，他在布拉格任教的28年间又亲身经历了捷克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这些或许也帮他建立了一个相对的宇宙和一个统一的科学体系。

19世纪下半叶，与君主国保守的气氛相适应，造型艺术的特点集中体现在建筑历史主义上，建筑物的功能与风格取得一种历史性的对应，环城大道旁的新建筑把有史以来所有重要的艺术风格一一表现出来，其实是一种“无风格”。1897年，一些青年艺术家因对维也纳学院派艺术风格的保守与霸道感到不满，于是脱离维也纳艺术家协会，形成所谓的“分离派”。其座右铭“每一个时代都应拥有其艺术，而每一种艺术均应享有其自由”表现出其对个性与自由的追求。次年，在退休的奥地利钢铁大亨卡尔·维特根斯坦的资助之下，分离派的方块塔状且无窗的大楼建成，由玻璃屋顶提供光线，最有特色的涂金圆顶是由无数月桂叶组成的，被维也纳人称为“金黄甘蓝菜”。分离派画家的代表人物克林姆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他曾经协助马卡尔特装饰茜茜皇后的赫尔梅斯别墅，以历史绘画起家，他的略带色情意味、色彩明快的手法擅于将东西方风格结合起来，以象征传达意境，在维也纳保守的艺术氛围中不时引起激烈的争论，他为维也纳大学的新建筑设计的象征哲学、法学和医学的比喻画就被退回了。

维也纳分离派艺术馆

成名很早的诗人兼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是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与他的“青年维也纳”小团体一起，声称自己是伟大传统的继承者而非革新者。他的作品的中心主题是对生命中美的体认，表现了维也纳知识分子“高贵而受压抑的生活方式”。自然主义者关注物理存在，而维也纳的“现代派”开发了人类的心理存在，艺术作品所创造的世界就是现实的存在，霍夫曼斯塔尔宣称，人应当解剖和研究自己的心理或梦想，在弗洛伊德之前，歇斯底里、神经质和梦就已经是他们喜爱的题材。霍夫曼斯塔尔还与理查德·施特劳斯合作，撰写了一些歌剧作品，如《埃列克特拉》《蔷薇骑士》等。

不过，年轻的维也纳音乐家继续在向轻歌剧进军，他们中最出色的是弗朗茨·莱哈尔和他的《快乐寡妇》《拉辛堡的伯爵》。莱哈尔的父母来自摩拉维亚，父亲是军乐团的指挥，他的家庭随着他四处旅行。莱哈尔很早便显示出了音乐才能，痴迷于德沃夏克，后来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军乐团的头头达12年之久。这个职位要求他对古老帝国的所有音乐元素都了如指掌，熟悉维也纳的音乐气氛和民间艺术。莱哈尔的音乐天赋在挑战之下更加突出，对听众变幻无常又随波逐流的口味也相当敏感。《快乐寡妇》描述了一个虚拟的巴尔干小国（实际上影射门的内哥罗——黑山环绕的自然环境、国主的父亲和儿子名字都叫丹尼诺）的一次严肃的外交行动。美丽的寡妇汉娜富可敌国，可怜的大使受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弄回祖国的怀抱，这样财富就不会流失，国家庶几免于破产。任务最终落在英俊的使馆随员丹尼诺头上，小伙子很怕被这项爱国任务骗去个人幸福，汉娜则担心上了那些不爱美人爱嫁妆者的贼船。故事由此展开，充满激情的决裂之后是同样激情洋溢的和解与最富激情的拥抱，小伙子得到了他的爱人而国家也因此得救。《快乐寡妇》开创了维也纳轻歌剧的新风格，故事情节简单却富于创新，风格明快的都市幽默讽刺性地展现了布尔乔亚的道德、婚姻和有趣的外交技巧。随着故事情节的变化，莱哈尔配以不同的音乐元素，马祖卡、华尔兹、波尔卡和巴黎的康康舞曲，大胆而缜密地把各自分离的城市文化重新组合起来，旋律中流动着欲望、激情、灵感、爱与拥抱。这是一种新时代的都市文化，老于世故的冷嘲热讽取代了甜蜜哀伤的多愁善感。汉娜出场时感叹：“我们寡妇们如今很有市场……而可怜的寡妇们如果又很富有的话，价钱可就翻了倍。”丹尼诺则认为，刚开始，婚姻就像是二元联盟，“但是很快就成了三国同盟……女士们可太容易采纳门户开放政策了！”即使是神圣的祖国也成了打趣的对象，“香槟如水流，康康舞跳不停，抚摸、亲吻，如此撩人的女人！……她们让我忘记了那亲爱的祖国！”

新一代奥地利文化先锋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获得一席之地，他们出生在危机重重的80年代，反对分离派、青春派纳喀索斯式的对美的迷恋与歌颂。其实，走向成熟的分离派和青春派在苦涩的经验中体会到了末世的哀痛，霍夫曼斯塔尔声称已经丧失了对语言（尤其是道德、美学、宗教和情感语言）力量的信心，担心言语不仅不再是交流的工具，而且正在成为撒谎和空谈的工具，“话语在事物面前拼命地自我推销……我们陷入恐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完全被概念所窒息”。情况已经很清楚，不是艺术的美与欢愉渗透到生活体验，而是生活长驱直入到了艺术当中。维也纳花园受到越来越强大的内在紧张的压力，先锋派最终使这个花园“爆炸”了。

在造型艺术中，“保守的革命家”阿道夫·洛斯推崇比德迈时期讲求实用的风格和1800年的古典主义，反对欧洲新艺术派和美国的新古典主义。他在1898年宣布放弃一切在建筑结构中丝毫不起作用的装潢，并首先在瑞士实践了他的建筑艺术。1910年，维也纳人在米夏埃尔广场的一角见识了洛斯设计的新住宅，外立面少量的古典风格细部与光洁的大面积大理石墙面形成对比。这种没有窗框和外部装饰的“没眉毛的房子”受到了一阵激烈的抗议，住在对面霍夫堡内的皇帝陛下的审美口味受到了严重挑战，但见多识广的老人未置一词，只是吩咐手下人“把窗帘拉上”。

洛斯在1908年结识了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科柯施卡，两人成为志同道合的密友。科柯施卡决心要推翻一切布尔乔亚艺术的原则，在工艺美术学校任教时就违背校方旨意，给学生以人体艺术的训练。其肖像画以大笔触的混合色彩配以浓烈的轮廓线，风景画则以激情流畅的线条和富于表现力的色彩表现出注重景物内在情调的追求，因而使他的表现主义不同于印象派画家，后者力图呈现眼中赤裸裸的、未经道德观念过滤的世界。1910年，科柯施卡在柏林举办了画展，1916年便离开了维也纳，1933年曾稍做停留，但维也纳的政治气氛已经没有他和他的艺术的容身之地了。

正统的维也纳音乐口味向来以保守著称，但是，迷人的轻快风格只能暂时掩盖艺术家们在音乐创作中才情的渐渐枯竭，一场革命便在这个注重传统的音乐之都形成了。这一派曾经部分地受到过马勒的影响，1909年，荀伯格写出了第一支彻底的“无调”音乐，令维也纳的音乐神经受到了考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913年，在荀伯格的一场音乐会上，主张和反对现代主义的两派人马竟然像淘气的学童一样大打出手。

穆西尔未完成的《没有品格的人》是维也纳人在20世纪20、30年代对君主国末期的社会现象的追忆与分析，他把那个永远消失的时代描写得趣味横生，颇有风致。而他的小说和理论作品的中心主题便是人们的身份危机，他指出他的同时代人为了逃避这种危机甚至不惜追逐不可知的东西，无论它是多么无理性，只要表现出来就行。同时，身份的丧失并非完全就是坏事，在一个处于传统和禁忌的重重压力之下的社会，反而有利于消解这些压力。

从各种艺术和文学的发展来看，维也纳的现代主义更像伦敦或巴黎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尤其对整体——概念、制度、价值体系——的分裂异常敏感，幻象与现实、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分成为相对的了，这个世界越发荒唐，想象中的城堡君临一切，家、学校犹如监狱，“每一样东西都在错误的旗帜下航行，没有一句话能说出真相”，冲出牢笼、逃跑、飞翔是先锋派常见的主题。艺术则是心理事实、欲望、恐惧和煎熬的表达，前辈们精心装饰的美与痛现在让位于变形、倒错和荒唐。

这个荒唐的世界里，充满丧失自我和归宿的空空落落的感觉。一切不可思议的地下游戏都被认可，一切都成为可能，“那个他曾经以为是唯一的、光明的世界有一道门，通往另一个发霉的、无穷无尽的、激情迸发的、赤裸裸的、毁灭性的世界”，门这边的世界井井有条，透明而光亮，门那边则是无尽的黑暗、血腥、肮脏和淫荡，两边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人们随时可能跨过去，荒唐便成了现实：战争、侵略、鲜血最终会把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淹没。

这个孤独、脆弱和不稳定的时代产生了一些以激烈的个人主义构建其身份的创新人物。有的依然很悲惨，如奇异的天才奥托·魏宁格，1902年从维也纳大学毕业后便皈依了基督教，次年出版的《性别与性格》是他唯一的著作，用阴和阳区别事物的价值与道德水准，阳性的是正面的、光明的，阴性的则与之对立。身为富裕的犹太手艺人之子，他却无法正视犹太身份，在书中斥责犹太教是阴性的、非道德性的。书出版后他便自杀了，时年仅23岁。魏宁格的书成了反犹宣传家的原始资料，他本人的生命悲剧却体现了19世纪后30年里奥地利犹太知识分子的困境。另一位知名的报人和文学界泰斗、渴望完全同化于德意志文化的卡尔·克劳斯则抓住每一个机会抨击海涅，对任何一个对犹太人归化怀有疑虑的人都进行激烈反对，鼓吹犹太复国主义的赫茨尔更被他讽刺为“锡安山上的国王”，即使他参与了反对德雷福斯审判的那一方，但是他也不遗余力地要显示并不存在所谓的“犹太人的团结”。从某种略带夸张的意义上讲，赫茨尔的内心深处可能会有一种所谓的“犹太人的自我仇恨”，至少是为融入主流而奋斗时的一种惆怅。

来自1848年理想的“同化”犹太人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可以而且应该逐渐融入维也纳的社会与文化中去，这也是许多犹太人来到维也纳时的梦想，他们积累财富，让孩子们受到最好的教育，试图最终能够如水无痕地汇入主流社会。这个梦想首次受到打击是在1873年，犹太金融家被认为要对过于大胆的经济冒险行动负责。此后更受到欧洲排犹思想的影响，神学家们对《圣经》研究的新成果也将犹太人置于不利地位。80年代以后，更多的犹太人来到维也纳，迎接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反犹主义。另一方面，犹太人所受到的教育完全是德意志式的，从而与其传统的犹太教基本上失去了关联。因此，这些犹太人处于一个非常无奈的境地，像走出埃及一样，他们已不能回到传统中去，但又不被新的环境所接纳。俄国或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过着被压迫的生活，但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身份和神圣使命。维也纳犹太人已经被同化了一大半，而且希望被完全同化到德意志社会文化中去，他们的祖先和在东欧的兄弟们在浪迹天涯时还有一个心灵的家园，但是，他们却把这两者都失去了。反犹主义者和与之针锋相对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迫使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及其意义，维也纳世纪之交的身份危机便在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一个不容忽视的人便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无论你认为弗洛伊德是个心术不正的权威，还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他的观念都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时代，至于他本人，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心理分析的对象。终其一生，弗洛伊德都是在夹缝中生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奥匈帝国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情境中间。他天资聪颖，自视甚高，却不得不为争取学术地位长期斗争，像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犹太青年一样与专横霸道的反犹太主义者斗争。无论孩童期还是成人以后，他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性格，最终他以一种边缘人的心态面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环境中的许多次创伤。他像每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一样生活、工作，却始终在心里保持一种“他者”的自省。这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作为犹太人，他可免于受到一些偏见的束缚，运用其几乎无边无际的想象力，从而同时获得犹太教思想与基督教文化的滋养。后人认为，弗洛伊德“本身是布尔乔亚文化的产物”，但却不与其认同。“他具有布尔乔亚的品位和革命者的幻觉，尊重布尔乔亚的规范，在他试图与古老的预言家竞争时却又引起了深刻的革命”，“他的心理分析便是这种自相矛盾的产物”。

因此，弗洛伊德并不排斥自己身为犹太人之事实。而青年弗洛伊德充满建功立业的雄心，他的偶像是汉尼拔与克伦威尔，他渴望自己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却因为犹太人身份，不得不成为一位医生。最终，他的雄心与天资使他没有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医师，而成了一个新的心理学派别的创始人和一个半宗教色彩的预言家。

实际上，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心理现象对当时人来说并不陌生，无意识的存在、性的象征意义及其重要性、儿童期的性意识及其现象及对梦境的分析，都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或研究领域。弗洛伊德的“解析”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他寻着了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交流路径，发现了所谓健康的与有病症的心理的统一规则，即正常与变态性行为的同一性、记忆与遗忘、焦虑与补偿的基本机制。换而言之，光明、清洁的世界与黑暗、肮脏的世界原来不只靠得很近，荒唐与现实原本就是一回事。

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弗洛伊德试图弥合犹太教与基督教文化，从而使两个世界取得和解。他对自己犹太人身份的确认并不意味着回归犹太教宗教传统，他的心理分析作品也涉足了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他试图以其丰富的想象力将自己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发现的东西扩展到古代和现代的人类历史中去。弗洛伊德因此成了一位雄心勃勃地要为整个人类自身把脉诊疗的医生，在此过程中他充分地，甚至是过分地强调了性的动机、欲望和情结的普适性，使他遭到了许多抨击与不满。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弗洛伊德自身便带有一种通灵者、预言家的色彩，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摩西与一神教》中，摩西可以看作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自己。

弗洛伊德的诊疗室

这个经历身份危机的世界也是一个传统上的男性至尊的社会，危机使原来处于劣势的人群开始有了自己的声音，除了犹太人以外，寻求自身解放的妇女们在世纪之交异常活跃起来。在传统崩溃之际，一切都在激烈的震荡之中，施尼茨勒认为，恰恰是妇女和犹太人成了现代生活中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悲哀的英雄。

第一代奥地利妇女运动领袖都是“奥地利妇女普遍联盟”的成员，尽管投入妇女运动的具体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以一种宗教热忱献身于这一富于使命意义的终生工作中去，解放、自由、个性与爱是她们共同的追求。奥古斯蒂·费科特在少女时代曾经迷恋宫廷剧院的舞台，尤其对富含解放主题的席勒的作品情有独钟，那是一个男人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的样子——“他是最高主宰者的手自由创造的作品，并被置于这个世界，用他的自由精神来统治他。用他取之不尽的思想与行为，他可以达到最高境界，他必须打破那些把他限制在底层的束缚，从捆绑他的绳索中解放他的精神”。因此，她的爱人也应当是这样一个能够重新塑造她、提升她的精神的席勒式的男人。

然而，不仅这样的爱人无处可寻，而且那种至高至强的男性幻觉不久也告落空。费科特的梦想曾经是在宫廷剧院的舞台上重现男人们的伟大思想，把人类解放的理想传播给后来者。但是，她的舞台已经超越了男性社会的剧场，爱不再是个人的欢愉，而关注集体的拯救。

费科特的生活经历影响了她对妇女运动的看法。她来自一个下层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去世后便不得不承担起供养家人的责任，而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所能从事的唯一职业便是教师。实际上，早期妇女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都来自女教师这个阶层，她们从所受教育和职业中获得的自信与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恰与冷酷的社会现实发生激烈冲突。另外，女教师们能够毫不畏惧地在公众面前发表演说，参加政治活动的时间也有保证（当时在下奥地利，女教师如果结婚的话，就意味着自动辞职）也是这个群体中最早发生妇女运动的重要原因。

奥地利妇女运动的温和派领导人玛丽安妮·海利希是一个工厂主的妻子和一个后来成为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男孩的母亲，她并不把妇女运动视为对父权制社会的激烈反叛，更小心翼翼地不去碰某些更敏感的问题，如性道德或质疑家庭的神圣性。她认为，家庭之于妇女就像防御工事之于国家，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独立的女人应当通过提高自我的能力学会保护自己，比如接受教育、训练技能等，参与政治和妇女运动不应当使女人丧失其作为女人应当享有的感情和家庭的幸福。

1900年前后的维也纳便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又激荡着种种理想、追求的世界。但是在表面上，这个城市一如往常，享受着属于它的愉快旋律。咖啡屋在这个时代非常盛行，当时的作家与艺术家们把自己钟爱的咖啡屋当作工作场所、银行、邮箱，人们在这里阅读、写作、下棋、打扑克、做白日梦或争论一个转眼就忘掉的问题。希望独处的人来到这里，寻找同伴的人也来到这里，咖啡屋是维也纳人“生活的舞台”。德梅尔咖啡屋继承了皇家传统，哈韦卡咖啡屋却随时拥挤不堪，挤满了波希米亚人、文学界人士和习惯于夜生活的人。这个时代最具幽默与机智的维也纳生活记录者、诗人阿尔滕贝格把中央咖啡馆当作自己的家，作家茨威格喜欢把这里作为与朋友聚会的地方，来自俄国的流亡者托洛茨基也是他的朋友和中央咖啡馆的客人之一。格里昂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聚会场所，施尼茨勒、霍夫曼斯塔尔、布洛赫和克劳斯常常会来到这里，音乐家沃尔夫、荀伯格、建筑师洛斯也不时光顾，他们在这里常常谈到如何重建世界，实际上，而且幸亏只是一种“咖啡馆革命”。而当这些人之间发生矛盾时，咖啡馆又成了谣言与反谣言的传播网络，通过这个功效非凡的网络，一个人说的话被迅速传到对方耳朵中去，另一个人也会迅速做出回应。如此几番下来，两个当事人可以从不见面，却对事态的发展一清二楚，而他们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某家咖啡馆稍做停留，和熟人寒暄几句，似乎不经意地冒出几个字，却知道对方马上会把这几个要紧的字传到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中去。

这是典型的维也纳生活方式，一切都那么彬彬有礼、循规蹈矩，个中微妙之处不是初来乍到者所能体会得到的。人们不停地为一些事情争吵，但却依旧保持君子风度，仿佛一切争执都可以被容纳到维也纳愉快、轻松又体面的生活方式中去。有时候会有些离经叛道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比如，他们会抱怨妇女们中新的流行病——学骑自行车，以至于时常有人摔得青青紫紫，为什么她们不能像母亲、祖母、曾祖母那样安分呢？但是，在维也纳一切都是那么惬意，不是吗？连风都忍不住要来这里盘旋低回，不肯稍离。

一个不得志的青年人郁闷而愤怒地看着神清气爽的维也纳人，这位林茨青年自以为艺术将是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却在1907年、1908年两度被艺术学院拒绝录取，在花光了父母的遗产之后，不得不流落在维也纳街头达4年之久，靠偶尔画几张明信片度日。20岁出头的阿道夫·希特勒尽管贫穷，前途也没有保障，但却从没有把自己等同于身边那些普通大众，他痛恨维也纳街头的富人，又鄙视那些他不得不与之为伍的穷人，他相信自己将是这些浑浑噩噩的人的主宰者。维也纳令他感到厌恶，这里不像是一座德意志人的城市，反而到处都是波希米亚人、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占人口1/10的犹太人尤其是希特勒发泄怒火的直接对象，通过阅读大量反犹的文学作品，他开始把犹太人视作贫穷、犯罪、色情和卖淫这些罪恶行为的渊薮。也是在这座城市，希特勒学会了用少数人的恐怖行为威吓沉默和不想惹是生非的大多数人。30年代的奥地利的悲剧、欧洲的悲剧正在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十年中酝酿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