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革命：诗家的巨大能量

一、匈牙利革命：诗家的巨大能量

1848年夏季，匈牙利依旧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史蒂芬公爵继续任帕拉丁，包贾尼内阁甚至准备对耶拉契奇让步。内阁中，除了被称为“人民之父”的塞切尼之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便是被称为“智者”的戴阿克。戴阿克早年习法律，后以要求匈牙利政治解放和内部改革而出名，见解高明，具有无可非议的高尚品格和渊博的法律知识，应包贾尼之请入阁，任司法部长，起草了《四月法令》。

但是在哈布斯堡宫廷看来，所有的匈牙利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如果《四月法令》实施了的话，马扎尔大地产主将继承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亚贵族的特权地位，那么后果必然是权力格局的变化，帝国的政治中心将从维也纳移往布达。因此，宫廷愿意看到匈牙利境内的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等反抗马扎尔人的特权地位。到了6月中旬，匈牙利南部地区就爆发了冲突，整个夏季一直在持续。科苏特从来不会妥协，作为财政部长，他要求议员们同意拨款建立一支部队，以应对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叛乱的危险。

7月22日，维也纳召开了立宪会议，这也是奥地利的首次帝国议会。新选出来的代表来自全国各个地方，除了战火中的伦巴第和威尼斯两省以及有独立议会的匈牙利。政治洗礼之后，人们似乎开始承认现实：捷克人忌讳德意志民族主义。温和派德意志人担心帝国会被激进派分裂或者沦为斯拉夫人的工具，所有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又都担忧“无产阶级”的激情，于是他们愿意进行妥协；而哈布斯堡王朝本身一度虚弱到愿意认可任何人，只要对方承认它的存在，现在，王朝为了抵御咄咄逼人的匈牙利人和进行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仍然需要得到各种支持。

在立宪会议召开后的第三天，拉德茨基元帅在意大利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击败了皮埃蒙特人。帝国政府因此避免了向国王卡尔·阿尔贝特寻求和解的命运，也不再需要从匈牙利人那里得到军力支援，甚至意大利的奥军还可抽调出一部分来增援其他地区，避居因斯布鲁克的王室可以考虑回到维也纳了。

8月，弗朗茨·约瑟夫在香布仑宫度过了18岁生日，父母送给他两支精致的海泡石烟斗作为礼物。这时，革命已陷入低潮，立宪会议的会场——维也纳的皇家骑术学校外的狭窄街道上，不时会有发生争执的人扭打在一起，但总的说来，形势渐趋平静，各民族之间尽管仍有利益冲突，但人们毕竟已经坐在一起了。一个激进学生提出的农业问题在会议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最后通过的法案解放了农民，从而完成了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并且也将是立宪会议和1848年革命最具影响的成就。哈布斯堡帝国的社会状况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地主不再把农民捆到土地上，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少数较富裕的农民手上，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而且由于在解放农民时得到了赔偿，握有大量资金的大地产者可以逐利于工商界，转变为资本家，拥有多种产业，实力更加雄厚。

小土地所有者变卖产业，涌入城镇地区。因此，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得到了一个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而原本主要是德意志人聚居的市镇现在被大量进入的其他民族改变了其民族组成和性质。对于革命来说，最关键的在于农民的态度，一旦农民从封建义务中解放出来，他们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关系就不存在了。一贫如洗的农民涌到了城镇，富裕农民则扩大了自己的产业。他们立即对革命失去了兴趣，转而成为保守阵营之一员，关注保护现有秩序，并让自己的孩子通过受教育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城市产生了新的冲突点：初来乍到的农民往往是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或波兰移民。他们一无所有，只能为别人做工，而雇主则多是德意志人。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移民和老居民之间、不同民族的人之间种种差异之处成了人们彼此反感甚至争斗的根源。阶级斗争与民族冲突互相强化，使城镇产生了复杂的社会问题。

帝国政府亦获益良多。一方面，废除贵族的世袭司法裁判权加强了帝国官僚体系对地方政治的控制，进而意味着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对农民的解放是昔日的“改革帝王”约瑟夫二世的首倡，并由帝国官员来实施，实际上加强了农民对王室的忠诚。由于贵族纷纷转而从事工商业，富裕农民受过教育的子弟开始大量进入帝国行政管理体系，双方结合得更加紧密。

利益受到损害的是小乡绅们，他们的产业无法照旧经营，获得的补偿又不足以使他们转成资本家。这个阶层在匈牙利人数很多，所以这种状况对匈牙利政治进程影响最大。

在革命过程中，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前者多为激进学生，如维也纳大学生的“学术团”就颇有战斗力，后者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新闻记者。这已经是一个民众的时代，交通更加发达，通信网络更有效率，文字一方面还带有中世纪以来的那种神圣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四处流传，无论是真理还是谣言，都会被一股脑儿地接受下来，再以语言交流的方式演绎为不同的版本。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教育上升到较高的社会阶层，但对下层社会贫穷、无权的状态记忆犹新，而且社会的落后状态使他们自己也难以得到较好的对待，所以他们自然而然地站在了激进的民主派那一边，呼吁改造社会。在匈牙利叱咤风云的科苏特也是新闻记者出身，而在革命中最有名的则是诗人裴多菲。

裴多菲

裴多菲是匈牙利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是自由的象征，此时才不过25岁，却已经有极丰富的经历。他读过8所不同的学校，中学时就对演戏与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度跟着一群流浪艺人四处漂泊，还当过兵，不过很快就因病退伍了。年少的时候，他就徒步走遍了匈牙利的许多地方，青山绿水赋予他自然的养分，世故人情抹不去激情满怀。他的诗篇生动活泼，不事雕琢，富于自然风韵，其直截了当却简洁、明快、有力的风格像是一阵疾风，颇为惊世骇俗，令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匈牙利文学界迅速成名。1847年，他与森代里结婚，幸福的爱情生活使他写下了最优美的情诗，至今传唱不衰。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正是意志与信念可以创造奇迹的时代。裴多菲怎么可能只管风花雪月，不顾社会巨变呢？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支持者，和欧洲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不满社会的不平等现状，抨击贵族和王室的特权。他用诗人的热情进行政治活动，成为一个受灵感鼓舞的煽动家，却缺乏政治人物的经验与手段。因此，尽管他的诗歌影响广泛，写于革命前夕的《起来，匈牙利人》更是成为一首革命的颂歌，但他还是没能在国会中争取到一个席位。

1848年秋季悄然来临，科苏特在匈牙利的声音愈来愈响亮，以他为首的自由派表示拒绝承担帝国的债务，匈牙利将只与奥地利帝国的其他部分保持一种私人的关系。塞切尼、戴阿克等温和派却没有他那么信心十足，维也纳最头痛的就是缺钱，绝对不会批准这种妄图两头占便宜的做法。但自由派的坚定意志和雄辩的沙文主义宣传在群众中颇得人心，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谁还会有耐心去听温和派吃力不讨好的说教呢？悲剧已经拉开帷幕，戴阿克深感无能为力，率先辞职。

以大公夫人苏菲为核心的宫廷集团看到科苏特陷于孤立，觉得是个大好时机，没有与任何大臣商量，就任命耶拉契奇对擅自行事的匈牙利政府采取行动。此前，耶拉契奇就在军事大臣拉图尔的授意和支援下，以保护克罗地亚与波斯尼亚边界上的军屯户为名，做好了军事准备。9月11日，他率一支克罗地亚军队渡过德拉瓦河，向北迅速推进到巴拉顿湖地区，向150里以外的布达佩斯进军。

克罗地亚人的入侵使马扎尔人非常愤怒，科苏特在国会中提议立即拨款组建一支20万人的部队，获得通过。帕拉丁史蒂芬公爵用心良苦，任命莱姆堡伯爵与耶拉契奇谈判，可是沸腾的民族主义情绪夸张了被侵略的危险，更何况，作为统治民族，马扎尔人如何能够忍受一向低人一等的藩属国民一变而为咄咄逼人的侵略者？9月28日，莱姆堡被一群暴民在佩斯街头折磨致死。暴力与狂热已经驱走了理性与宽容。包贾尼也已辞职，“人民之父”塞切尼全力防止内战，以致精神失常，再也没能复原，在维也纳近郊的精神病院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12年的岁月。尚在维也纳的史蒂芬公爵受到宫廷敌意的对待，已经在考虑辞去帕拉丁的职位。到了10月，在拉图尔的建议下，斐迪南皇帝允许耶拉契奇统率全部在匈牙利的奥军，并在帕拉丁不在场的情况下代行其职权。马扎尔乡绅们的民族热情使科苏特得到了一次机会，在年轻有为的将领戈尔盖的指挥下，匈牙利军队不仅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进攻，还把他赶出了边界。

战争使人们天性中残暴的一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暴行迅速蔓延到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伏伊伏丁那。马扎尔人对从属民族犯上作乱绝不手软，而历来受压迫的人们也毫不留情，仇恨像骤然喷发的火山，湮没了仅存的理智。

9月，维也纳的立宪会议开始讨论是否接受匈牙利代表的问题，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奥地利问题”。对于和匈牙利人的关系，激进的德意志人决意接受科苏特的建议，即在匈牙利和帝国其他部分之间仅有一种私人性质的关系，甚至加利西亚的波兰人也可获得独立。也就是说，将在欧洲出现一个紧密相连的、有机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温和的德意志人既希望其成为德意志国家的组成部分，同时还想保留帝国的整体性，他们赞同对匈牙利以外的帝国领土实行强硬统治，而匈牙利人必须接受帝国国会在财政、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安排；捷克人是联邦主义者，既不想接受中央集权，也不想接受科苏特的计划，他们希望布拉格的议会能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议会平起平坐，否则就意味着接受马扎尔民族国家，其他斯拉夫族人将继续成为被统治的二流民族。总的说来，尽管捷克人不喜欢中央集权，但他们更担忧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为此，他们也会支持加强帝国的控制力量，以使他们免受冲击。因此，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和大奥地利主义结合起来，共同抵御主导民族的权利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