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解体
五、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解体
从莺歌燕舞的维也纳却传出来好战分子磨刀霍霍的声音,康拉德依然企图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摧毁南部斯拉夫理想的战争,因此,他把这桩悲剧看作是“上天的恩赐,或者是来自战神的礼物”。实际上,尽管除了克罗地亚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对死去的大公报以深切的同情,但战争的热情却随处可见。奥地利德意志人认为战争会恢复他们已经衰落的霸权,马扎尔人愿意看到德意志人进行一场反对斯拉夫人的斗争,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希望对俄国人施以打击,克罗地亚人则除了少数秉承斯特罗斯迈尔的南部斯拉夫统一理想的知识分子之外,都盼望着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甚至斯洛文尼亚人也因为这场战争会针对意大利而拥护它。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捷克人,但是,他们也曾欢迎对波黑两省的兼并。无论如何,战争是一种行动方式,它会带来变化,甚至会引起改革。
但是,蒂萨却反对战争,除非奥匈帝国不向塞尔维亚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巴尔干战争表现出新兴民族国家的虎虎生气,而德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民族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也有意把一个向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和解的政策加诸奥匈帝国。在德国人所规划的民族主义欧洲的新地图中,匈牙利将被缩减到与马扎尔人实际分布区相符合的大小,而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下的其余领土将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这种设想是“大匈牙利”所不能接受的,因此蒂萨的参战条件就是奥匈帝国的惩罚性军事活动不能以瓜分塞尔维亚为目的。换而言之,奥匈帝国发动这场战争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目的,战争本身就是目的。
大战在即,各国却令人吃惊地缺乏长期作战的政治和思想准备。弗朗茨·约瑟夫向德皇提交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指出“决不能让在贝尔格莱德的祸乱根源不受惩罚地存在下去”,但却避免使用“战争”一词,之后,奥皇便退隐阿尔卑斯山间的皇家别墅,继续他的夏季休假,从而在欧洲风云变幻的几个星期内将制定政策的权力交给了好战的大臣们。德皇威廉二世认为俄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没有研究英国人的态度便轻率地对奥地利人表示支持。俄国沙皇的优柔寡断、计划不周更加重了德皇行事鲁莽所带来的后果,法、俄两国挑衅性的行为,英国的让人捉摸不透的中立态度以及肇事方塞尔维亚人不加节制的报纸攻势和帕西奇政府缺乏有力措施压制“黑手”及其他极端分子的过激行为,都使冲突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7月23日下午,奥匈帝国致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送到了贝尔格莱德,提出的要求相当于让塞尔维亚自掴其面,甚至丧失独立。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份“绝对不可能会出现在现代社会的最后通牒”,不过,奥地利人可不认为这会即刻使俄国人卷进来,只会让他们接受战争的风险。
帕西奇政府的答复用词甚为谦恭,也接受了主要的要求,只是拒绝让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进行暗杀阴谋的调查。对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们来说,这就足够向塞尔维亚宣战了。7月31日,全世界都在等待着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新动向的时候,奥匈帝国的外交部长贝希托尔德在普拉特游乐园的一角游逛,那里正是为人不齿的男妓们聚集的地方。在贝希托尔德与他的新朋友将要离开的时候,卖报的小贩冲向人群,高喊:“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向塞尔维亚人宣战了!”一场由贝希托尔德等人掀起的世界大战开始了。
塞尔维亚向俄国求援,俄国下令总动员,德国要求俄国停止一切战争准备,俄国拒绝后,德国即于8月1日宣战,两个星期之内,欧洲的五个大国和两个小国便相继投入了一次人们事先还认为不大可能发生的大战中。
在德国,几乎全体人民都兴高采烈地欢迎战争的到来。响应威廉二世“全民皆兄弟”和“停止党争”的号召,国会在批准了军事拨款后便宣布休会了,仅有少数清醒着的人看到了厄运的到来。拉特瑙把骤然爆发的兴奋和狂喜看作是走向毁灭的序幕,是“死亡舞蹈”。他指着勃兰登堡门对比洛亲王说:“难道像威廉二世皇帝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引人注目的个性的君主,一个如此富于魅力和通情达理的人,一个完全不适合当统治者的人,再加上贝特曼这样一个糟糕透顶的宰相和像法尔肯海因这样一个轻浮的总参谋长,能指望他们通过那道拱门凯旋吗?如果他们能做到,历史将毫无意义。”
德国所处的两面作战的地位迫使它采用一种速战速决的方针,德军总参谋部认为,东线的俄国虽然在军队装备、指挥和士兵素质方面一塌糊涂,但却拥有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和交通不便、气候寒冷的广袤国土,一旦陷进去就难以迅速脱身。相反,如果能够集中兵力在短期内打败法国,俄国财政就会崩溃,东线自然不战而胜。这种战略思想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个著名的六个星期内打败法国的史里芬计划。史里芬伯爵的继任者毛奇对这一计划稍加修改便予以实施,德军在东部边境只部署了少量的象征性的部队,协助奥地利人拖住俄国人,在打垮法国之后,再腾出手来消灭俄国佬。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匈帝国士兵
奥匈帝国的军队总的来说缺少足够的新式装备,机关枪、大炮、飞机等武器数量远远少于其他国家,而且没有在战争过程中得到增加。但是,军队的士气极其高昂,他们被欢呼的人群送上离家的火车,梦想着光荣地凯旋,不仅德意志和马扎尔部队如此,而且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也作战勇猛。所谓的“1914年精神”在奥匈帝国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所向披靡,士兵用刀枪、文人用笔墨,把仇恨的子弹和无休止的谩骂对准假想的敌人。
英、法、比三国军队虽然受到重大挫折,但是并未被摧毁。史里芬计划由于指挥官们一直在犯错误而面目全非了。9月份,德军被迫从马恩河撤军,毛奇也被法金汉接替,史里芬计划宣告失败,但是,将近1/10的法国领土,尤其是富含煤铁资源的地区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东线战场有三个战区,一个战区是在东普鲁士的漫长边界上,德国人在坦仑堡和马祖里湖战役中取得出色胜利,俄国人已经筋疲力尽,损失了大量给养,但是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的欠佳表现却抵消了德军胜利的意义。他们低估了塞尔维亚人,两次入侵都被对方驱逐出境,第三次虽然获得短暂胜利,却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又被对方逐出。只是由于塞尔维亚随后既缺装备,又兼以斑疹伤寒肆虐,才使奥地利人暂时免受塞尔维亚人的侮辱。
在加利西亚,奥地利人陷入更大的灾难。他们动用了两个集团军入侵波兰,招来俄军猛击其力量薄弱的右翼。奥地利靠骑兵侦察敌人行动,效果甚微,对俄军的部署和兵力情报模糊不清,在对方的反攻之下,不得不一再后撤。奥匈皇家军队作战勇猛,但伤亡极多,损失最严重的恰恰是精锐部队和受过正规训练的中下级军官,无论是对士气的影响还是其长期后果都是难以弥补的。直到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奥地利也未能收复东加利西亚,双方在布科维纳的拉锯战更是持续了三年之久。
开战以后,同盟国与协约国都在力争使意大利站到自己的立场上。贝希托尔德对塞尔维亚采取的行动并未得到罗马的赞同,政府明显具有亲协约国立场,只是要等待事态发生某些有利变化之后,才肯决定是否参战。主张参战的“干涉派”的党羽包括那位后来名声大噪的墨索里尼,罗马街头充满了这些人怒气冲冲的叫嚷,主张不干涉的人便退却了。同盟国希望以割地让权换得意大利不参战,但是协约国出价更高。1915年4月,意大利表示要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伦敦条约》于是慷慨地把奥地利的南蒂罗尔、格尔茨、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达尔马提亚的北部划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地区被作为受其保护的领地。此外,它还得到发罗拉地区和亚得里亚海除两个较大岛屿之外的所有海岛。5月,意大利正式参战。为保护家园,奥地利人的抵抗精神再一次猛烈迸发,从1915年6月至1917年10月,奥、意两军的十二次伊松佐战役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没有哪一方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另一个被收买到协约国一方的是罗马尼亚。由于被保证可以得到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罗马尼亚人于1916年8月参战,他们对德意志人是否主宰中欧并不感兴趣,倒是相当警惕俄国人势力的渗透,只要得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就会马上转回反俄的立场上去。
但是,同盟国一方也获得了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加入。1915年秋天,塞尔维亚被征服,不久,门的内哥罗和阿尔巴尼亚北部被占领,同盟国与土耳其、保加利亚建立了陆上联系。罗马尼亚的60万军队在1916年的秋季战役中一败涂地,德国、奥地利、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大部分领土。此时,从布鲁塞尔直至巴格达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以德国为首的一个军政统一体,唯一例外的罗马尼亚表面上保持中立和独立,也免不了将其大部分谷物供应同盟国。德国和奥地利都有人希望把实现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各国的经济统一看作是战争本身的目的,以实现中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德国神学家和社会分析家瑙曼在1915年出版《中欧》一书,认为在一种给予民族、语言、教育等方面的自主权以宪法保证的制度结构内,霍亨索伦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将联系在一起,建立一个联邦主义的、统一的中欧。
战争爆发以来,最受打击的莫过于南部斯拉夫理想。协约国准备进行的领土转让意味着“大匈牙利”被意大利人的霸权所取代,而且承认了“大匈牙利”将继续存在。对失望的南部斯拉夫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来说,他们依然没有可以依赖的盟友,只能靠着哈布斯堡王朝而存在。实际上,协约国并未有意要摧毁哈布斯堡帝国,英国只关注对德作战,而把奥匈帝国视为需要从德国人控制下拯救出来的国家,法国也把奥匈帝国的存在当作制衡德国的一种手段,哈布斯堡帝国遭受到的损失看来只不过是割地让权,而这是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做出过的妥协。
敲响哈布斯堡王朝丧钟的是捷克人。这些讲求实际的人在1848年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在1879年实现了与塔费政府的和解,在大战爆发之前是联邦制的真诚支持者,大力鼓吹恢复奥匈帝国的强国地位。战争爆发时,在狂热的作战激情中,他们的态度较为消极,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沦为德国的卫星国,当局又拒不召开议会,不给他们表达政见的机会,捷克人就开始谋求其他方面的出路。俄国人一度以在“罗曼诺夫王冠的光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自由、独立的圣文采斯拉斯王冠”来诱惑捷克人中的亲俄分子,但是大多数捷克人都对沙皇不感兴趣,他们的真正领袖、正直的哲学教授和现实主义者马萨利克痛恨泛斯拉夫主义的虚伪,他也同样痛恨捷克人传统上用来作为斗争武器的所谓波希米亚的历史以来的“国家权力”,他愿意献身于民族解放的事业,但他相信,捷克人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才可以获得自由,甚至哈布斯堡王朝本身也可以在诚实和民意支持之下重新获得生命力。大战爆发后,奥匈帝国表现出依然是一个自私的、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和花招的政治机构,马萨利克便只有一个目标,即尝试建设一个民主的,即尊重人权和实行法治的国家来代替它。他在1914年9月间就开始谋求与英国人的联系,12月离开布拉格,流亡国外,辗转来到伦敦。在这里,《泰晤士报》的国外新闻版编辑斯蒂德的友谊使他获得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讲坛,逃亡到巴黎的爱德华·贝奈斯则成了马萨利克在那里的代言人。1916年2月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马萨利克与贝奈斯分任主席与书记,10月出版了《新欧洲》周刊,鼓吹实现东欧各民族的民族自由。
马萨利克清醒地认识到,国家的权力是要靠实力来争取的,他谋求的是一个可行的政治计划,而非教授的纸上谈兵。另外,作为一个斯洛伐克人,他却来自摩拉维亚,对自己的民族所知甚少。生活在马扎尔人阴影之下的斯洛伐克人最多只要求一种文化上的自主权利,但是,马萨利克很清楚,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必然使“大匈牙利”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必须为他的200万政治上不成熟的斯洛伐克同胞规划一个未来。虽然斯洛伐克人与捷克人之间既无经济联系,也无文化沟通,他的努力最终使两个民族在寻求自由与解放的过程中走到了一起,显示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如何能够以其伟大的人格使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最终实现。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各国社会都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人们曾经把希望寄托在将领和军人身上,政府官员们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军事领袖提供取得决定性胜利所需要的资源,政府的宣传更使普通大众对军人和军事生涯产生不适当的美化,而忘记了战争只是政治以另外一种方式的继续,连柔弱文人也要投笔从戎,生怕这空虚的躯壳,终将毫无意义地毁于泥尘。但是,将领们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方的人们却不得不为战争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他们的兄弟子侄在遥远的异乡非死即伤,他们自己还要节制悲哀就像节制消费一样,衣服、食品和燃料奇缺,各国在开战之初突然迸发出来的热情在持续的拉锯战中消耗殆尽。
弗朗茨·约瑟夫一生中经历过的战争从来没有带给他光荣,这一次也不例外。虽然他早已不主动过问政事,但却依旧勤奋工作,他一向不喜欢威廉二世,更不愿意看到奥匈帝国被德国战车拖向灭亡之路。1916年,他已经是个86岁的老人,历尽沧桑,对生活已不抱任何幻想,他希望哈布斯堡帝国能够脱离德国人的控制,但却已经无力再作任何努力了。社会的变化也超出老皇帝的预料,10月26日下午,首相施蒂尔克正在维也纳新市场的一家饭馆中用餐时,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弗里德里希走近他,突然掏出一把手枪,对准施蒂尔克的头部连射三下,使他当场毙命。前任外长爱伦塔尔的兄弟急忙将弗里德里希拿下,这个原本性格温和的青年被送往警察局时一路高呼:“打倒专制!我们要和平!”
弗朗茨·约瑟夫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会认为有必要用如此暴烈的手段结束一个如果不能说是无能,至少也资质平平的政客的生命,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名誉甚至生命?施蒂尔克拒绝召开维也纳议会,连将议会大厅作为伤兵医院的建议也不接受,使他成为专制与暴政的象征,引致杀身之祸。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厌倦了在祖国利益的名义下,政府采取的种种自私自利的措施,宣传与欺瞒已经被事实真相无声而有力地否定了,人民对战争与政府都产生了无比的憎恨。
弗朗茨·约瑟夫是这个国家唯一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和维系各民族的最后一条纽带,由于他的长寿,哈布斯堡君主国才具有一种稳定的假象。但是,连这仅有的一点优势也很快丢失了,1916年11月21日,距他登基68周年纪念日还有11天的时候,86岁的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去世,随之而去的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点坚实的核心。据说,在老皇帝临终之时,人们看到哈布斯堡的白衣圣女显灵。之后,霍夫堡便成了一个空洞的政治中心,古老王朝幽灵般的喘息也只能持续不过两年的时间了,虽然它没有血色的手还在竭力挣扎,试图从灭亡的泥潭中脱身。
新君卡尔是弗朗茨·约瑟夫的侄孙,他是一位善良的29岁的年轻人,在王朝步履维艰的年代里长大,命运给了他过多的灾难,却不肯赋予他解决问题的机会和才能。哈布斯堡帝国最有活力的人都已经抛弃了王朝的理想,往昔的幽灵徘徊在霍夫堡,不切实际的幻想家把过时的政治方案奉为灵丹妙药,卡尔身边聚集了一群以拉德茨基元帅为偶像的军人和弗朗茨·斐迪南残存的党羽,皇后齐塔来自一个消失已半个世纪的王朝,更不可能带给丈夫一些新的启示。卡尔集团能够应用的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老伎俩——谈判与妥协。

末代皇帝卡尔一世
厌战情绪在这个饥饿、寒冷的冬天迅速蔓延开来。以一种较轻的程度,卡尔与其叔叔弗朗茨·斐迪南一样反感马扎尔人,但是,和平期间摒弃二元体制就殊为困难,战时就更不可能。卡尔试图推迟加冕为匈牙利国王,以避免宣誓遵守匈牙利宪法和保护“圣史蒂芬王室领土”的完整,遭到了蒂萨的坚决反对。匈牙利的友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维也纳及工业地区基本上完全仰仗匈牙利农民供应的粮食才能过活,卡尔不得不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加冕典礼及时地于12月30日举行。延续千年的传统已经成了空洞的表演,但马扎尔人获得了奥地利人不情愿的支持,以便拒绝各从属民族所要求的权利。
卡尔希望能够安抚民心,他任命一心求和的切尔宁为外交大臣,又撤换了不得人心的总参谋长康拉德,之前以叛国罪被投入监狱的捷克领袖也被赦免释放。1917年5月,他召开了奥地利议会,自战争爆发以来,议会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发表政见的机会,也是各族人民的代表最后一次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框架中陈述自己的设想。德意志人满足于将奥地利合并于德意志帝国,从而回到1848年;波兰人希望得到军事帮助以恢复战争爆发以来加利西亚损失的土地,因此也赞同保存奥地利,只不过加利西亚将不包括在内,后者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像往常一样,捷克人对主导民族的计划提出了挑战,他们要求所有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联合在“一个单一、民主的波希米亚国家”之内,从而对匈牙利的领土表示了权利要求;斯洛文尼亚人与来自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克罗地亚人要求“联合君主国内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居住的所有土地为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外国主宰的实体”。
这样,无论是捷克人还是南部斯拉夫人都试图以民族主义的诉求使匈牙利和奥地利历史以来的国家解体,却同时为自己找来历史根据,要求恢复历史上一度存在过的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卡尔皇帝无法满足其中的任何要求,只能用并无任何实际意义的谈判来应对。
在国外,同盟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罗马尼亚3/4的领土掌握在同盟国手中,其中包括盛产粮食的最肥沃的地区;罗曼诺夫王朝在1917年3月彻底垮台,一个主张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政府取而代之,继续进行战争,遂使它失去民众的支持;意大利人则在这个秋季大败于卡波里托,1918年年初,鲁登道夫已经开始他对法国的最后一次攻势。
所有这些胜利都无助于奥匈帝国摆脱政治与经济的灾难,通过齐塔皇后的哥哥,卡尔设法与英国、法国进行接触,秘密外交几乎持续到君主国的覆灭。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已经无力脱离德国了,它的军队听从德国人的指挥,它的经济与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的一样,都与德国经济捆绑在一起。因此,德国的胜利只会使奥匈帝国更加依靠它,德国的失败则意味着奥匈帝国单独求和的不可能。美国的参战更使同盟国面临一场注定会把自己拖垮的长期战争。后来,秘密接触被克雷孟梭公之于众,德意志人与马扎尔人极为不快,两个主导民族与哈布斯堡皇室的分歧彻底形成,除了坐以待毙,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1917年12月进行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是哈布斯堡王朝在世界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亮相。冬宫的新主人渴望与同盟国实现和平,维也纳咖啡馆的常客托洛茨基率领的俄国代表团与德国及其卫星国奥匈帝国坐在了谈判桌前。切尔宁与托洛茨基就民族自决原则是否应当应用于奥匈帝国展开了争论,但是,他最关心的是为饥饿的维也纳弄到俄国的粮食,因此当一个“乌克兰”共和国出现时,他迅速与之联络,并在次年2月单独与其签订了合约。不过这一行动只部分地解决了维也纳的粮荒,反而又制造出了新的问题:波兰人对突然间冒出来的这么一个乌克兰非常恼火,因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大波兰国家,急于讨好乌克兰人的切尔宁反而同意割让霍尔姆地区给对方。因此,一贯忠诚的波兰人断然拒绝继续支持哈布斯堡王朝,而这对垂危的帝国而言无异于灾难性的打击,同盟国的波兰军团解散,从此以后波兰人就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协约国的许诺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募集第八次战争贷款的海报
末世已至,中欧经济陷入灾难,皇家机构几近瘫痪,开小差的人在乡间游荡,货币贬值,工厂停工,没有食品,没有煤,没有方向,一切都失控了。从俄国战俘营归来的人带回来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火种,于是连社会民主党人也抛弃了哈布斯堡王朝,代之以民族自决的呼吁。
结束哈布斯堡王朝的是布拉格大学前哲学教授马萨利克和普林斯顿前政治学教授伍德罗·威尔逊。马萨利克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发现了一些斯洛伐克人与小俄罗斯人的社区,马扎尔人专横的民族政策迫使他们离开了匈牙利北部的家园,在新大陆获得新的人生机遇——自由、财富、自信与民族自觉,马萨利克使他们对捷克人产生了一种在欧洲不可能具备的同仇敌忾的感觉,进而使威尔逊总统相信捷克人忠于协约国的事业。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罢工浪潮似乎也表现出奥匈帝国境内的各“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意愿。1918年9月3日,马萨利克的理想终于实现,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承认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为参战友邦的政府,此前,英国也已经承认该委员会是“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目前的受委托人”,五个星期后法国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态。
捷克斯洛伐克开了头,南斯拉夫国家也获得了相应的成就。1917年7月,帕西奇与达尔马提亚的塞尔维亚领袖特伦比奇在科孚岛所订立的协议规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卡拉乔治维奇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享有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种种保障。奥匈帝国在卡波里托获得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给意大利以重创的同时,迫使意大利向南斯拉夫的理想让步。1918年4月,在罗马召开了“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在战争结束时建立“一些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的成就最终决定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命运。与此同时,军事方面的危机也变得严重起来。这年8月,英军突入德军的西线。9月,法军、英军和塞尔维亚、希腊、意大利军队共同发起马其顿攻势,保加利亚人请求停战,29日至30日夜间在萨洛尼卡签订停战协定。10月18日,在英军的猛烈攻势下,土耳其也请求停战。
哈布斯堡帝国的内部动乱也达到极致,失败与失望、饥馑和敌人的宣传使人民的分离倾向更加显著。10月4日,奥匈帝国宣布接受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原则。16日,卡尔皇帝宣布在内莱塔尼亚地区实行联邦制,但是,即使此时,他也不得不屈服于马扎尔人的威胁,把匈牙利排除在联邦制体制之外。
10月21日,威尔逊总统对哈布斯堡王朝做出最后的答复:由于已经承认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南部斯拉夫人的权利要求,他将不能接受“自治”为和平的条件,这些民族将自行决定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他们的愿望。同一天,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发表独立宣言,28日,布拉格发生革命,捷克民族委员会接管了政权。29日,南斯拉夫国家在萨格勒布宣告成立。10月31日,卡尔皇帝通过电话任命卡罗利组织政府,但却不能阻止马扎尔人脱离奥地利。卡罗利尽管同样是一个高尚诚实的爱国者,却不能像马萨利克那样在他的同胞中一呼百应,旧匈牙利的代表伊斯特万·蒂萨死于暗杀。
奥地利的另一个主导民族——德意志人也关注起自己的利益,特别是防止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被划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治辖范围。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自决要求,现在却发现民族自决成了他们的救星。10月30日,德意志民族委员会宣布成立“德意志—奥地利”国家,既无国界,亦无定义,理应包括君主国内一切德意志人及其他从属地区。在四处涌现民族委员会的情况下,这已经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剩余概念,其政府中主要是些代表“被压迫者”的社会主义分子。
繁华已落尽,1918年10月,帝国的所有民族都已经抛弃了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只有奥匈帝国的皇家军队仍在为帝国而战。10月24日,以意大利军队为主的盟国军队沿着皮亚韦河转入进攻,高涨的民族情绪席卷各民族兵团,克罗地亚人宣布效忠于南斯拉夫国家,捷克人则一心向往新的捷克斯洛伐克,因而拒绝服从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浴血奋战,奥军防线最终被突破,卡罗利批示匈牙利兵团撤回国内,11月3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在停战协定已签署但尚未生效的情况下,意大利人从法国人、英国人背后钻了出来,俘虏了几十万既无武装又不抵抗的奥地利军队,这个事件从此被宣传为一次大捷,而且实际上也确实是很少尝到胜利果实的意大利军队的罕见的成就。奥匈帝国的军队像哈布斯堡王朝一样随风而逝,幸存的士兵都尽其可能走向返乡之路,国家已满目疮痍,前途依旧暗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骑在大炮上,用口哨吹着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在特伦特被意大利军队俘虏,而此前几天,他的哥哥库尔特命令部队放弃阵地,然后举枪自杀。衰落、死亡像噩梦一样折磨着奥地利饱受痛苦的灵魂。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虚张声势的外交威慑中开始,欧洲群情激愤。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战争提供了坦克、摩托车、飞机、毒气等机动工具和进攻武器,却最终以一个满目疮痍、元气大伤的欧洲而告终。最初人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一场“世界大战”,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欧洲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降低了,欧洲的前殖民地和启蒙思想的实践者——美国成了欧洲战争和欧洲命运的裁决人。此外,古老欧洲的另一部分影响被新兴的苏俄国家所抵消,社会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将在未来岁月中传播到世界的各个地方。1914年前的欧洲在怀旧人们的心目中被视为一个古老美好的黄金时代,自此以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都有了一些新的阐释,政府对个人自由加以新的、在战前难以想象的限制,被蓄意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在群众中间造成严重影响,一些人变得益发狭隘、敏感和仇视异端,另一些人则更加珍视并大声呼吁和平、尊重和宽容。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卡尔皇帝从未退位。他没有像威廉二世那样出逃荷兰,而是暂时留在国内,他与他的政府成了哈布斯堡王朝最后的遗迹。1918年11月11日,卡尔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不再参与任何政务,但他拒绝退位,他将与他的王朝站在一起,哪怕它已经成为幽灵或梦想。11月12日,临时国民议会一致宣布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成立,卡尔离开维也纳,继而离开奥地利,开始他的流亡生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点痕迹在多瑙河边的这座城市和它的国家中消失。
但是,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消失并没有解决中欧地区的各种问题,甚至使它们更显尖锐了。新兴国家不得不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之外,对外确保国家安全,对内寻找国家权威的道德与情感基础。德国虽然遭受重创,但依然是中欧唯一强国,哈布斯堡王朝曾经抗拒过它强大的扩张力量,却在大战爆发时以顺从于德国认可了自己的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中欧这些新兴国家将不得不面临来自德国的同样的挑战,抗争的失败带来了20世纪更大的一次灾难。世界从此变样,但中欧的问题依旧存在,民族自决原则一旦落地生根,便毫不犹豫地要走向其逻辑结论。但是,人们在为想象中的权利争讼不休的时候,总是会付出实际的、严重得多的代价,民族冲突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机会总是来得太晚,去得又太早,妥协总是对方付出太少,知识分子的原则一旦转变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相同的标签下总是遮掩着不同的阐释。在努力使中欧摆脱其固有的束缚的过程中,哈布斯堡王朝的旋律却不时响起,一次次希望与失败、挑战与应对的过程中,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力量在这里汇合、冲突,梦想或幻觉继续在刀光剑影中演绎出新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