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会议：新冲突的祸根
二、柏林会议：新冲突的祸根
6月底召开的长达30天的柏林会议是欧洲外交界的一次盛会，虽然其结果更多地符合大国的利益而非小国的需求和愿望，但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面地、和平地解决欧洲问题的最后一次。
在俄英之间发生危机之时，德国为了要在欧洲大陆保持领导地位，再也不能无视巴尔干问题了。俾斯麦把巴尔干地区的居民说成是“偷羊人”，认为不值得为这一地区的人而牺牲士兵的生命，但是各国在巴尔干的争夺不是出于物质利益，而是声望和战略地位。同样，俾斯麦虽然不打算通过一次欧洲会议在他们的“三个朋友”中做出明确的抉择，但为了德国的威望，应当调解和平，“扮演一个真正把生意做成功的诚实的掮客”。正如上一次维也纳会议是梅特涅的奥地利帝国的一次光辉成就一样，柏林会议也是俾斯麦的德意志成为欧洲政治重心的标志。特别是由于81岁高龄的威廉一世在菩提树下大街遇刺，从6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里，俾斯麦大权独揽，对柏林会议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初看来，柏林会议有可能成为老政治明星的一次大会聚。迪斯累里已是弱不禁风的70岁老人，身患顽疾，20多年来从未离开过英国，戈尔恰科夫则已是离不开轮椅的八旬老人。俾斯麦估计将分别由索尔兹伯里和舒瓦洛夫率领英、俄两国代表团，因此，当他发现迪斯累里已经到达柏林时颇觉意外。而同样的消息促使戈尔恰科夫也前来柏林，因为他“不愿像光一样熄灭，要像星星那样没落”。但是这一时期柏林的星星已经够多的了，俾斯麦担心这次会议可能会变成个人虚荣心的一次大比拼。
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会议的实质性工作都由索尔兹伯里和舒瓦洛夫等二流人物去做，巴尔干某些小村庄的命运成了各国调整政策的中心。迪斯累里在给女王的报告中说：“一切问题都是公开提出来的，然后秘密解决。”俾斯麦这样一位机智的主席尽可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为了促使会议尽快达成原则性的共识而不拘泥于细枝末节，他对与会者采取软硬兼施的态度。
柏林会议
柏林会议是以安德拉西的名义邀请列强参加的。会议期间，这位自信的马扎尔贵族与索尔兹伯里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并相信俾斯麦已将自己视为值得信赖的朋友。无论如何，最后形成的《柏林条约》将伊格纳季耶夫野心勃勃的“大保加利亚”缩小了2/3，马其顿依然归土耳其，普罗夫迪夫周围地区则成为半自治的“东鲁梅利亚省”，居民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由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行政长官统治，自治的保加利亚被限制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高峰之间的地区。俄国不得不缩小它好高骛远的目标，满足于得到当时仍然属于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得到多布罗加和多瑙河三角洲作为补偿，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则在法律上独立。由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提议，奥匈帝国获得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根据法律仍属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以及管辖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间的走廊（新帕扎尔州）的权利。
虽然柏林会议之后欧洲享有三十余年的和平，但这次会议并未使任何一方都感到满意。即使俾斯麦本人，虽然如愿以偿地获得空前的威望，也对因不偏不倚而得罪所有人的差事很觉头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抱怨会议的解决方式不过是“欧洲的反俄联合”；罗马尼亚人参战积极，却眼睁睁地看着比萨拉比亚被抢走，与俄国的关系自然亲近不起来，转而逐渐步入俾斯麦的外交安排之中；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占十分愤慨，对俄国人抛弃他们也十分失望；而保加利亚人的失望是最明显的，特别是由于此前的《圣斯特法诺条约》曾经将保加利亚的国界扩大到那么远，柏林会议又不得不使他们接受冰冷的现实。因此，柏林会议的实际成果并不像它表面上那么风光，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已不复存在，之所以又苟延残喘地支撑了几十年，不过是因为各大国害怕它垮掉后引起混乱。因此为了别人的利益，它必须存在。柏林会议错误地把马其顿重新置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并将波斯尼亚划归奥匈帝国，前一个安排引起了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后一个则引起了两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弗朗茨·约瑟夫对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而补偿了他在意大利的损失自然非常高兴，连鲁道夫王储都看出了父亲的喜悦心情。但是，遭到重大损失的苏丹和国内的穆斯林领袖十分恼火，因此，土耳其代表拒绝让奥地利军队进驻这两省，更不能进入新帕扎尔州的赞雅克要塞。安德拉西只好向土耳其人做出私下保证，即占领是暂时的，并且不会损及苏丹的利益，这样他们才同意在条约上签字。
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居民建立了自己的防御系统，并得到反对苏丹的一些装备先进的土耳其军队的帮助，因此，7月底，奥匈帝国军队越过边界后便遭到了占据良好地理位置的敌人的顽强抵抗，维也纳不得不筹措更多军费，派遣大军，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将所有的反抗镇压下去。鉴于占领的代价如此之大，弗朗茨·约瑟夫不免有些心疼，既然是通过武力达到的，就不妨宣布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
恼火的安德拉西对茜茜抱怨，说皇帝不懂得而且永远也不会懂得东方问题的实质。奥匈帝国吞并这两省会激怒土耳其人，而安德拉西早已看出，“如果不是因为土耳其，那么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事物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奥匈帝国与土耳其不是因其实力而是强国为了保持欧洲势力均衡才使之存在的，吞并波黑不仅是自不量力的对外征伐行动，而且会在国内政治中自取灭亡。
由于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构成极为复杂，安德拉西从柏林带回来的这个收获有可能打破各民族间微妙的平衡，使民族冲突更加尖锐化。阿格拉姆的克罗地亚人和莱巴赫的斯洛文尼亚人强烈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愿望，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则极力称赞沙皇和俄国军队。土耳其战败后，布达佩斯的一次群众集会号召向俄国开战，对土耳其表示普遍同情，并把一把象征荣誉的剑献给征服塞尔维亚的一位土耳其将军。捷克人则把一把佩剑赠予塞尔维亚的败将。事实证明，对民族成分纷繁复杂的奥匈帝国而言，最好的外交政策就是保持原封不动，避免变化。
德意志自由派担心条约会使200万斯拉夫人涌入境内，威胁奥地利德意志人的地位。马扎尔人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且由于某种亲土耳其的立场也有同样的心理。1867年以来的民族均衡状况可能会被打破，斯特罗斯迈尔的南斯拉夫人会是实际的受惠者。安德拉西必须使《柏林条约》得到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国会的批准，特别是维也纳国会中的德意志自由派，总是在抱怨自己在对外政策中没有发言权。后来，主要是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的坚持，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两个国会最终在1879年3月批准了《柏林条约》，紧接着，奥匈帝国与土耳其之间就波黑的占领与行政管理达成正式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