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来袭：落入陷阱的老鼠

三、暴动来袭：落入陷阱的老鼠

1848年，历史已经为欧洲准备好了革命的舞台。

在匈牙利，顽固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取得全面胜利。塞切尼，旧贵族出身的匈牙利改革家和作家，被更为激进的科苏特所超越。

塞切尼曾参加过反拿破仑的战争，后漫游欧洲，深为英、法的现代化进展所触动。1825年，他捐出一年的收入建立了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遂领一时风气之先，带动匈牙利贵族纷纷致力于寻求国家发展之路。塞切尼忠于哈布斯堡王室，主张经济发展先于政治自由。在实际工作中，他致力于修筑公路，改善多瑙河航运系统，并利用向贵族征收的土地税，在布达佩斯建立了多瑙河上第一座吊桥。但是塞切尼的这套改革方案需要一个强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为后盾，以抵御贵族的势力，而这脱离了匈牙利贵族满天飞的实际情况。到40年代中期，塞切尼的许多追随者便转向了年轻的领导人科苏特。

尽管其政治生涯的活跃期仅有10年，但没有哪个人能够像科苏特那样，深刻地影响了中欧的历史。科苏特出身于小贵族家庭，没什么土地家财，他的母亲是个一句马扎尔话都不会讲的斯洛伐克人，或许正是这种斯拉夫背景使他过于自信，而不像一般的匈牙利人那么谨慎和现实。同时，作为一个身无长物的新闻记者，激烈的言论不会使他失去什么，反而会赢得响亮的名头。他既然希望自己被认可为一个匈牙利绅士，就坚持认为其划分标准不应当是土地所有权，而是马扎尔民族主义信念。同塞切尼一样，他也研究过西欧的政治，为匈牙利国内被忽视的小贵族们找到了“绅士”这么个词，并使他们相信自己而非那些城里人，才是马扎尔民族的中坚力量。科苏特的自信和高超的写作、演讲技巧激起了匈牙利的民族热情，语言带给他力量，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在所有场合反复强调“匈牙利是马扎尔民族的国家”，从而获得了成功。1847年，他被当作民族英雄选入匈牙利议会，并将他的民族主义利器应用到经济领域，宣传所谓“民族经济”。他把民族自由置于其他社会进步之上，把在冷漠和贫穷中做白日梦的马扎尔乡绅和小土地所有者变成了热情的民族解放大军，同时，却毫不重视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克罗地亚人的权利。在他进入匈牙利议会的那一年，塞切尼就说过这么一个不幸而言中的预言：“刺激每一个民族都来反对马扎尔人，那就是用自己的怨毒斟满了复仇之杯。”

而且在匈牙利的人口中，马扎尔人其实是少数。马扎尔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匈牙利政治生活中造成了一个悖论，即以自由派姿态出现的马扎尔人为了维护在匈牙利政治中的特权地位，不得不在公共生活中树立霸权，并阻止其他民族的文化复兴。在特兰西瓦尼亚，科苏特的宣传非常有市场，占人口多数的鲁梅利亚人并无选举权，撒克逊人虽然保持独立，但也无意屈尊去为鲁梅利亚人争取什么。

克罗地亚的事情要稍微麻烦一点。这里的贵族一向是以靠近匈牙利的政策来对抗哈布斯堡王室，但咄咄逼人的马扎尔激情使他们开始反抗匈牙利。此刻克罗地亚政治领袖盖伊是后来伊利里亚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他极力鼓吹所有南方斯拉夫民族——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甚至保加利亚等组成一个共和国，为了避免偏袒某一方，可取名为“伊利里亚”。盖伊的工作开始于语言的统一，他说服了克罗地亚人放弃萨格勒布方言，而改以塞尔维亚人能够听懂的语言。之后他以反对匈牙利统治为号召，积极进行政治抗争运动。克罗地亚议会与盖伊等人的工作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语成为克罗地亚的民族语言，这样，科苏特的匈牙利遭遇到了民族主义的克罗地亚，双方由此前对抗哈布斯堡王室的同盟军转为利益冲突的对头。

当霍夫堡的剧场中上演笑剧《迷乱》的时候，革命的火焰已在哈布斯堡领土中的加利西亚部分点燃。为了镇压波兰地主和知识分子掀起的爱国主义运动，军力不足的哈布斯堡王室动用了约瑟夫二世的武器，即发动农民，号召他们采取行动反对地主。作为回报，帝国政府将取消强制劳役制中规定的全部契约义务。加利西亚西部的农民从血统上来说也是波兰人，但是缺乏民族意识，而且落后的农民本能地希望分享利益并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一场农民起义席卷加利西亚西部，波兰爱国者无论死活都被送往奥地利警察那里论功行赏。在波兰民族运动的中心克拉科夫，起义者宣布建立共和国，但奥地利和俄国的军队分别从南边和北边发动进攻，克拉科夫自由城最后也被并入哈布斯堡帝国。

这一年，欧洲每一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都爆发了革命，20座城市修筑了街垒。拥有40万人口的维也纳是哈布斯堡君主国内最具有现代特征的都市，自1815年以来，源源不断涌入维也纳的农村移民使它的人口翻了一番，但就业机会却很匮乏，实际上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怨声载道的城市无产者随后成为革命大军，具有特殊优越感和浪漫色彩的维也纳大学生则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中世纪以来，对大学生的优待传统在德语国家余韵犹存。奥地利的大学生享有一定的特权，警察不得进入讲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打架斗殴的事件发生。所谓的大学生联谊会往往是无事生非、炫耀青春之气和“德意志精神”的帮会，他们在咖啡馆里策划军事行动，以浪漫主义和青春期的冲动引导血与火的战斗。

一夜之间，那个保守、温和、乐声悠扬、美酒飘香的维也纳变得如此狂乱，习惯于讨价还价的维也纳政治家试图与昨日还在追求平静之美的臣民做交易，但民气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旦爆发，就不知所之，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平息的可能，直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梅特涅试图将贵族联合起来，捍卫他们贵族和皇帝的特权，但双方都不买他的账：贵族为农民的解放心存怨恨，并且已无力抗击变革；对宫廷来说，梅特涅掌权时间已太久了，而且鼓吹改革太过积极。

梅特涅此时已变成某种陈腐、令人厌倦的象征。人们迫不及待，像要丢弃一件旧衣服一样要摆脱他，他们认定这个在过去的30年中主宰一切的人要为自己的一切痛苦负责，驱逐他就驱走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快。仅仅40里之外，匈牙利人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激进的宣传活动，科苏特甚至亲自跑到维也纳，用他极富煽动性的讲演鼓动民心，曾经平静无波的维也纳喧嚣不已，要求梅特涅下台。

见多识广的梅特涅要同僚稳住阵脚，他自己则准备与“暴民”的头目谈谈，但已经没有几个人再有耐心去听他的老调重弹了，人们只想尽快让他消失，仿佛看不见梅特涅，往昔的痛苦与抑郁就得到了某种补偿。对梅特涅的长期霸权心怀嫉妒的人以为自己可以利用维也纳沸腾的民心。时任波希米亚军区司令的温迪施格雷茨此时正在维也纳作私人访问，他被召至霍夫堡与大公夫人苏菲等人共商国是。此时，维也纳革命的命运和梅特涅的命运实际上已经确定。

3月13日，梅特涅辞职的消息公布。第二天，前首相及其家人逃离维也纳。长期加之于人民身上的枷锁突然松开，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激进文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奥地利原本只有79种报纸，突然间就增加到388种，其中309种都是政治性的。人们读得越多，说得越多，就越发觉自己需要的东西越多，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讲和多数的原则——这是俾斯麦所说的“1848年的错误”，却是这一年最令大众振奋的新教义。

宫廷发现自己无法控制被发动起来的民众。弗朗茨·约瑟夫陪同父亲与叔叔坐上马车在维也纳街头出现，但尚持怀疑态度的民众沉闷而阴郁。梅特涅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被科洛夫拉特补上，但作为梅特涅的老对头，他们两人的权力斗争已经是那个旧时代的故事了，人民需要新的面孔。科洛夫拉特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维也纳政坛一度出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景象。温迪施格雷茨看来不会只驻足于波希米亚军事领导人的位置，在一切都被打乱的时候，他受到皇室信任，一度掌握了维也纳的军政大权。

大学生中的“纸上政治家”同样喧嚣着布达佩斯，此际正值诗人裴多菲的影响深入人心，一曲《起来，匈牙利人》成为革命的宣言。大学生中马扎尔人占大多数，他们群情激昂，要求全民选举权和一部民主宪法，要求解放被困于封建义务的农民，使他们无偿得到自己耕种的土地，并要求各民族平等权利。这些激进学生的政治主张令匈牙利政治家陷入恐慌。

在布拉格，革命的学生缺乏社会支持，首先遭到了失败，波希米亚自由派在考虑关于体制改革的建议，希望能够达成法庭上的语言平等、集会与出版自由、解放农民及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属西里西亚三个省建立共同的捷克代议制议会，以实现三省实际上的自治。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鲁梅利亚人也纷纷起来争取民族权利。在阿尔卑斯山南面，梅特涅的倒台鼓舞所有的意大利城邦起来争取自由和统一，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对哈布斯堡帝国宣战，试图把奥地利人赶出伦巴第和威尼斯。

1848年革命

科苏特匆忙向布拉迪斯拉发的议会提出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要求，并说服通过了具有宪法意义的《三月法令》。这一法令兼具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性质，其最深刻和最成功的意义在于它保存了匈牙利的绅士阶层。帝国对匈牙利政治的控制被削弱了，匈牙利将由一位独立于奥皇的帕拉丁在布达佩斯行使权力，匈牙利将在军事、预算和外交政策方面与帝国政府分开，从而获得自治地位。布达佩斯的国会将会取代布拉迪斯拉发的议会，其成员来自一个普遍的但却严格限制的选举，贵族丧失了免税特权，市镇的代表可以进入国会。但是，《三月法令》中明显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在匈牙利激起了其他民族的极大不满，它规定，马扎尔语将是选举中必不可少的资格要求，这适用于“圣史蒂芬王冠”所辖治的所有地区，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议会和政府都将被取消，而代之以单一的匈牙利国家。

匈牙利人从来都是谈判高手，在历史上，哈布斯堡王室曾经将匈牙利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实，并不妨碍匈牙利人在帝国内部保持某种独立性。1848年，帝国政府更加无力抵制匈牙利人的要求，匈牙利帕拉丁史蒂芬大公甚至没有等到身为匈牙利国王的斐迪南皇帝的允准，就把权力移交给了以包贾尼为首的政府，科苏特任财政部长，并制定政策。4月11日，斐迪南皇帝做出三项重大让步：同意制定一部奥地利宪法，认可匈牙利人的《三月法令》，承认“波希米亚国王的权力”。这样，除了街头示威、演讲和咖啡馆中群情激昂的聚会以外，革命者没有费多大劲就取得了成功。哈布斯堡帝国一分为二。

但是，要求变革的人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作为历来享有特权的统治民族，自由派德意志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要哈布斯堡帝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改变。维也纳的自由派人士认为帝国是个德意志国家，应当在德语中起到主导作用。科苏特也意识到马扎尔人要保住所得，就必须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合作，他一厢情愿地希望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直接与哈布斯堡王室及斯拉夫人为敌，而不侵犯匈牙利人的势力范围。在捷克，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议会对布拉格的自由派代表三个省说话的自以为是深为不满。这三个省是在1815年未征得当地人同意就被并入德意志邦联的。西里西亚以德意志人为主，摩拉维亚的捷克人虽然占多数，但缺少一个文化中心，只能居于德意志人之下。比较而言，这两个地区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不像他们在波希米亚的同胞们那么团结，尚未城市化的天主教徒们政治上也还不够机敏。1848年，牢记着神圣罗马帝国往昔光辉的德意志人致力于建立“大德意志”，其呼声一时之间非常响亮，在他们的宏大规划中当然包括了波希米亚全境。

此时，波希米亚政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帕拉茨基，他从20年代起就在布拉格从事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作为路德派的摩拉维亚人，他应法兰克福的德意志自由派之邀，为德意志邦联（包括波希米亚全境）起草一部民主宪法。他的反应出乎各种政治势力的意料，同样是在4月11日，他给法兰克福的议会送去一封回信，拒绝合作：他是一个斯拉夫人的后裔；捷克人的家园从来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为了保护多瑙河各民族免受来自东方的俄国的“亚洲分子”的奴役，奥地利的存在是中欧的必需，而泛德意志议会肯定会削弱奥地利。帕拉茨基认为，应该在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前提下，由一些自治邦组成奥地利联邦，而且这些自治邦不必以民族主义的标准来划分，而是以哈布斯堡帝国的历史行省为基础。这可能是革命以来哈布斯堡王室所接收到的最积极的信号了，同时又是捷克民族观点的第一次明确界定。

但是，哈布斯堡王室没有确定的政策，它只是在努力求得生存。到了5月，以比利时宪法为蓝本急匆匆炮制出来的法律草案公布了。维也纳的激进派大为不满，学生与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卫队，强烈要求实行男性公民普选权。政府对此只是步步妥协，霍夫堡中的哈布斯堡王室不免联想到法国大革命时的旧事。61岁的温迪施格雷茨在返回波希米亚之前，对处于风暴中心的王室表示担忧，苏菲也哀叹：“我们在这里，就像落入陷阱中的老鼠一样动弹不得。”几天后，皇家马车夫驾车离开霍夫堡，看上去只不过是一次下午的出游，但普拉特的游人们没有见到任何皇室成员。马车折向西边，一路飞奔出城，日夜兼程，直抵因斯布鲁克。王室怯懦的逃离使维也纳自由派的温和分子深感失望，转而与激进学生联合在一起，组成公安委员会，指挥革命的进程，兼以监视仍然留在维也纳的大臣。对于其他享有特权的主导民族，哈布斯堡王室也是一味地妥协。

在意大利，文化与经济都较发达，其浓郁的世界主义色彩并不妨碍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觉。烧炭党像野火一样在半岛各地秘密活动，“青年意大利”则团结了各个阶层的人共同参与民主运动。1842年首次演出的威尔地的《纳布科》取材于古代尼布甲尼撒二世的故事，意大利人在犹太囚徒祈求解除监禁的合唱中读出了自己要求摆脱外族统治的爱国主义愿望。1848年，面对群情汹涌的北意大利，德高望重的拉德茨基元帅被要求对反叛及随之而来的撒丁王国的入侵不作任何抵抗。奥地利政府提出将伦巴第割让给撒丁，给威尼斯以自治，但被寸步不让的意大利人拒绝。他们要求奥地利放弃所占的所有意大利土地。

拉德茨基元帅没有听从维也纳政治家们的命令，打算用武力恢复哈布斯堡帝国。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对的里雅斯特的要求又掀起了蒂罗尔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激进的学生离开了街垒，与昨天还被视为仇敌的帝国军队并肩作战，抗击意大利人。

但是，尽管哈布斯堡王室用从属民族来对付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却从未认真地考虑过与从属民族合作，也不曾关注过它们的历史命运问题。因此，对这些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民族，皇帝的做法缺乏既定的方针，最典型的莫过于克罗地亚。1848年3月，就在斐迪南批准匈牙利的《三月法令》之前，克罗地亚巴昂（总督）的职位刚好空缺，皇帝任命了一个对匈牙利深恶痛绝的、彻底的“伊利里亚”分子耶拉契奇，并兼任克罗地亚部队总司令。但当耶拉契奇戏剧性地断绝与匈牙利政府的一切联系时，王室对这个不听话的巴昂任性而为所制造的麻烦颇为头痛。因为包贾尼内阁依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而且为了抵抗南方的意大利人，帝国还希望得到精锐的匈牙利部队的支援。为此，帝国甚至一度令耶拉契奇停职。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菲公爵夫人在日记中又称克罗地亚巴昂为“令人钦佩的耶拉契奇”。

维也纳的天气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大风会不落痕迹地转为树枝轻柔的拂动。表面的一片和谐中，又可能不动声色地酝酿着不知何时会袭来的寒意。美丽而短暂的春天随风而逝，1848年的维也纳步入夏季的时候，革命的风向再次转变。

波希米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处理与斯拉夫民族关系问题时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在中世纪炼金术时期就以采矿业、玻璃业和纺织业闻名，更是一块充满自由精神的土地。15世纪与神圣罗马帝国为敌的胡斯被焚而死之后，波希米亚才与奥地利、匈牙利联合而为哈布斯堡帝国，但被焚的是肉身，点燃的却是后来者追求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这里的新教徒始终在精神上与反宗教改革、支持耶稣会的哈布斯堡王朝保持距离，启蒙运动以来，其文化上的复兴更加明确了捷克民族的自我认知。19世纪，从中欧直至俄国，泛斯拉夫主义首先在知识分子、学者和诗人中普遍传播。作为欧洲各民族和语言集团中人数最多而文化经济又相对落后的一个族群，斯拉夫人经历了历史上的大迁徙和分化之后，承认广泛分布于中欧东部和东欧的各斯拉夫民族共同的种族背景，谋求实现共同的文化与政治目标。1848年6月，在帕拉茨基的倡议下，斯拉夫人大会得以召开，要求在奥地利实现民主政治和民族平等。帕拉茨基是个全心全意的人民公仆，但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希望斯拉夫人大会能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相抗衡。大会以宣誓效忠哈布斯堡王朝和要求成立奥地利联邦帝国的改革方案开始，并希望促进奥地利国内各斯拉夫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合。大会为长期以来从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描绘出平等、和平与团结的前景。布拉格沉浸在微醉的兴奋中，但是奥地利境外的斯拉夫人也列席了大会，他们强硬地要求这里的人接受泛斯拉夫主义，而这必将影响分化哈布斯堡君主国。在降灵节的周末，一些偶然爆发的小火花引发了骚动，部队处于警戒状态，局部地区的冲突迅速升级。布拉格在几天里死伤达四百余人，很多人在混乱中无辜受害。其中一个牺牲者，正是布拉格驻军总司令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她在窗前向外张望的时候，一颗流弹飞过，夺走了她的生命。温迪施格雷茨接受了布拉格街头的挑战。咖啡馆革命家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心硬如铁的将军。布拉格的全部军队从城中撤出，然后在大炮的掩护下，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重新占领布拉格的每一条街道。1848年革命发生了重大转折，军队现在掌握了主动权。温迪施格雷茨冷酷无情地击碎了波希米亚自治的希望，法兰克福议会里的德意志人对此深表欢迎。从圣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一世——这一年的革命唯一没有吃苦头的欧洲君主，自视为梅特涅之后当然的旧秩序的守卫者——向温迪施格雷茨的胜利表示祝贺。考虑到捷克人对哈布斯堡的忠诚，宫廷本应对“布拉格的征服者”过头的行为稍加申斥或约束，但斐迪南皇帝签署了一封语气温和的信，毫不顾及那些从属的然而却是忠诚的民族。人民从此知道，不可以指望主子来解放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