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大爆发：难以控制的危机

三、矛盾大爆发：难以控制的危机

对于弗朗茨·约瑟夫来说，80年代曾经是那么甜蜜和充满阳光。它开始于1879年他与茜茜的银婚庆典，一个人人津津乐道的盛大节日，却戛然而止于梅耶林的枪声，弗朗茨·约瑟夫的希望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希望都在震惊中破灭了。茜茜把自己藏在重重帷幕之后，更不愿意抛头露面，把自己用黑色的丧服笼罩起来，听任悲伤和悔恨吞噬生活的每个角落。蒂萨在匈牙利提出了军事法案，对二元君主国的体制提出根本挑战；维也纳当局又被卡尔·卢格博士吵吵闹闹的基督教社会运动搅得不得安宁；社会主义者也非常活跃，决心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

的确，尽管有种种进步和繁荣的表现，80年代并非弗朗茨·约瑟夫所希望的那样通往更美好的明天。塔费执政以来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无法被旧的制度框架所容纳了，奥匈帝国要想存在下去，各民族之间就必须达成和解。但是，这些民族之间不仅毫无忍让之意，反而发展出来相互排斥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

在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欧和东欧地区，民族构成纷繁复杂，连续不断的压迫与反抗造成无数历史恩怨，纪律、忠诚和一致性是80年代各国政策的核心：在奥匈帝国东部的沙皇俄国，只有中学教育水平的亚历山大三世对境内各少数民族实行俄罗斯化，迫害非东正教的宗教团体，迫害犹太人，清除边疆省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和瑞典人；北邻德国结束政教斗争即所谓文化斗争之后，“泛德意志主义”虽然主要表现在对普属波兰的殖民和强制德意志化，但因普奥之间密切的联系，更是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性质和“使命”提出的严重挑战。

人们总是发明出一个个美好的词语、一套套精巧的理论来为自己的欲望涂抹上一层堂皇的油彩，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的接触更加频繁，却只是让彼此更加厌恶。新崛起的民族要求领土、权利，原来的统治民族努力要保住地盘，却都以民族精神作为旗帜。偏见、怨恨和无限制膨胀的欲望是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营养，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出生）、扬·安东内斯库（1882年出生）和加夫里洛·普林西普（1894年出生）等人成长的环境。

二元君主国非匈牙利部分的泛德意志主义与格奥尔格·冯·舍纳雷尔密不可分。舍纳雷尔的父亲是维也纳的铁路大王，留给他一大笔财产用以从事政治冒险活动。1873年金融危机之时，舍纳雷尔作为林茨地区的代表被选入帝国议会，即采取亲普鲁士和仇视犹太人的立场，但是他直到1882年才作为《林茨纲领》的起草人而成为知名人士。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加强中央集权，恢复德意志人的优势地位，使斯拉夫地区脱离奥地利帝国，因而要求把加利西亚交由波兰人管理，达尔马提亚由意大利人实行自治。如果马扎尔人支持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则可以将加利西亚与达尔马提亚划归匈牙利。此外，还包括一些扩大公民权、征收累进税和制定保护穷人的立法等要求。

从内容上看，《林茨纲领》与1867年在格拉茨与维也纳建立的“自治的”德意志民族运动的纲领相似。但是，《林茨纲领》的主要力量在于它激起了反斯拉夫人的情绪。舍纳雷尔希望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所有曾包括在旧德意志邦联内的地区与霍亨索伦王朝控制下的新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因此，正像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那样，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的斯拉夫居民便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舍纳雷尔的大德意志主义没有得到心目中的英雄——俾斯麦的支持。1871年之后，俾斯麦就宣称，普鲁士的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统治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大德意志将会超出容克政治的能力。他把一个摇摇欲坠却独立存在的奥匈帝国视作欧洲势力均衡的必要条件。他的外交政策的基石是1879年结成的德奥联盟，而大德意志将会是英、法、俄等欧洲大国的众矢之的。因此，俾斯麦对奥政策的核心是保持奥匈帝国的基本结构，尽量削减其德意志属性。

尽管受到偶像的冷落，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并没有被弃的哀怨，相反，他们把受到冷落归咎于哈布斯堡王朝微妙的结构。为了捍卫德意志人的利益和德意志民族感情的纯洁性，舍纳雷尔和他的同志们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建立了一个“保卫联盟”网。在德意志中产阶级的下层及青年中赢得广泛而强大的支持力量。从80年代中期开始，舍纳雷尔成立了一个泛德意志主义的政党——德意志全国同盟，决心捍卫德意志人的利益。某位德意志民族主义领袖曾这样表达他的政治理想：“在捷克人的波希米亚地区，就听任他们自作主张吧，但是在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亚地区，就该我们说了算。”这其实已经偏离了《林茨纲领》，后者的核心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的中央集权的因而是统一的奥地利国家。

1888年，舍纳雷尔的一次鲁莽行为使他被捕入狱。3月8日，90岁高龄的威廉一世气息奄奄之际，塞普斯的《新维也纳日报》抢先发表了皇帝的讣告，这被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视为对第一位德国皇帝的大不敬。舍纳雷尔率领一帮人冲进《新维也纳日报》的编辑部，对里面的工作人员进行暴力威胁。这个行动太过张扬，以至于议会取消了舍纳雷尔的赦免权，他被判有罪，短时期失去了自由，并永久失去了预备役军官的资格。

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义愤填膺，举行街头示威，高呼口号：“打倒哈布斯堡！打倒奥地利！打倒犹太记者！德意志万岁！”但是，维也纳政界显然没有打算支持舍纳雷尔。三天之后，塞普斯在鲁道夫前往柏林参加威廉一世的葬礼之前发表了王储本人的一篇措辞严厉、语气讥讽的匿名讣告，表示对普鲁士和维也纳的泛德意志主义者的轻蔑。

舍纳雷尔的暂时失败只是为卡尔·卢格博士更富于效率的政党机器让出了一条路。卢格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维也纳大学法律系毕业。1875年成为维也纳市议会议员，因为揭发贪污而名噪一时。1885年入选帝国议会，“漂亮的卢格”是一位懂得如何受人欢迎的天生的领袖人物，他天性幽默，风度翩翩，律师的才能使他善于用蛊惑人心的辞藻去争取支持。在规模化经济危及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时代，他提出了“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从而把这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团结到自己周围。他的政党反对自由派，反对犹太人，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资本家，小心翼翼但却相当有效地把社会不满指向这些人，避免教会受到冲击。在达尔文用《物种起源》、施特劳斯用《耶稣传》击碎了千年基督神话之时，卢格却以教会为基点，争取到了虔敬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与声音洪亮、腹中空空的舍纳雷尔不同，卢格有一以贯之的政策体系，并表示毫无保留地忠于奥地利国家。在其宣传中，宗教信仰与经济因素共同促成了其反犹主义纲领；与后来的纳粹分子不同，他的排犹主义政治立场并未妨碍他对从前的犹太朋友表示善意与关切。他们以为，基督教社会党从底层挖掘和鼓励的仇恨和狂热，也是可以被有效控制，必要时还可以削弱的。历史将证明，这样的臆想会导致毁灭性的灾难。或许，此时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人性犹存，但是狭隘的种族仇恨已经被他们深植到年轻的德意志人中间了。

奥地利的工人多倾向社会民主党人。早在6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党人就已经初显峥嵘，一位真诚的激进派、1848年精神的追随者维克多·阿德勒在80年代末期建立了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之后，在下奥地利、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工业区的工人中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阿德勒与一位出色的奥地利历史学家弗里德容一起，享有与舍纳雷尔一样的《林茨纲领》起草者的地位。他们俩都是“自由知识分子”，也都是犹太人，却把自己视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阿德勒有民族自豪感却并不傲慢，在泛德意志主义者走向明显的反犹主义后便远离了它。1883年，他在旅行中结识恩格斯、倍倍尔，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并与恩格斯成为终生好友。

在阿德勒的领导下，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决定在1890年动员工人举行一次显示力量与团结的五一节游行，以响应前一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的呼吁。由于德意志人有在这一天庆祝五月节的传统，阿德勒顺势要求各工会在这天的上午组织游行的工人列队通过普拉特公园的林荫大道，下午则自由享受美丽的春光，和平而无害地宣布五一节是劳动人民的节日。

阿德勒的行动引起了弗朗茨·约瑟夫和大臣们的极大恐慌。社会民主党人所具有的赤色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名声使人们确信，这些郊区来的且脾气暴躁的革命者会干出任何出格的事。各大城市的军队与警察都处于戒备状态，人们囤积食品和物资，担心暴乱会使城里的供应中断。五一节当天，维也纳城内一片恐慌，普拉特地区军警林立，商店门窗紧闭，没有一辆豪华的私人马车或出租马车胆敢前往普拉特地区。但是，除了明媚的春光和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歌声，什么都没有发生。在飘扬的红旗下，工人们带着自己的妻小，整洁的衣装上插着一朵代表社会民主党的红色丁香花，四人一排，整整齐齐地列队前往普拉特地区。严阵以待的军警们渐渐松弛下来，当孩子们唱起校园歌曲时，双方甚至出现了一种善意和友好的姿态。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原则上采取了第二国际的立场，认为民族主义只不过是资本家操纵国家机器以帮助他们在对外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工具。因此，号召工人阶级建立一个既无国家也无民族仇恨的欧洲。但是，在民族组成异常复杂的中欧地区，这样的立场就不得不亲身体验民族斗争。最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必须被改变成为一个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阿德勒的这次和平游行的倡议就遭到了冷遇。捷克人认为，社会民主运动由德意志人占主导地位显然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同为超民族的共同体，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其实反映了困扰哈布斯堡君主国的主要政治问题——民族冲突。在工业化浪潮之下，传统社会可以为人们提供的保护渐渐被削弱，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心存不满的人们的庇护所，甚至是迁怒于他人的借口。民族主义更为大众传媒以及同样巧舌如簧的律师们提供了名利双收的机会。刚刚会看报纸的农民接触到的便是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民族主义者眷顾的时候，便学会了仇恨他们的邻居。争讼的风气更造就了以法律为名、以私利为实的政客大显身手的时代。

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关系之恶化日甚一日，但其过错并不全在舍纳雷尔。温和派的捷克领袖满足于实现波希米亚的行政分离，但是在工业化时代的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捷克人”党已经对保守的“老年捷克人”党失去了耐心。他们眼看着觉醒的捷克人日渐壮大，对此前数十年间的失败全无感受，充满自信地想把全部波希米亚都置于捷克人的控制之下。

眼看着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以里格尔为首的保守捷克人被迫与同样受激进分子威胁的德意志人进行合作。1890年，塔费主持的一个包括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委员会最终达成了一个复杂的妥协方案，建议存在多个民族的省份根据其民族分布划分行政管辖范围，其他省级机构，如法律、行政组织等也依此原则行事。

但是塔费没有想到，里格尔已经是明日黄花了，波希米亚的社会变革之大出乎维也纳的意料。新一代捷克领袖要求保持波希米亚的完整性，不过要由捷克人进行完全控制。德意志人同样不同意分割波希米亚的行政权，其隐含的前提是，捷克人只会被当作可以容忍其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双方的立场显然针锋相对，完全没有妥协的余地，塔费耐心等待的结果不是激进主义者的溃退，反而是对方强大到足以威胁他的存在。各民族温和的不满转而成为暴烈的愤愤不平。1891年的选举中，里格尔被敌方宣布为叛国者，“青年捷克人”党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情况已经超出了塔费等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