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上任：奥地利的拿破仑
四、新皇上任：奥地利的拿破仑
奥尔穆茨镇因为接待王室和随之而来的许多机构而突然变得拥挤不堪。12月1日，波希米亚总督温迪施格雷茨、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也从维也纳赶到这里，出席即将进行的重大庆典。帝国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伦巴第总督拉德茨基元帅忙于意大利的战事，无法脱身。当天晚上，温迪施格雷茨与首相就退位诏书进行讨论，其中谴责了革命和动乱，情况看上去比较令人满意。
一切都在机密状态中进行。从突然间到来的大人物和突然间换上最隆重服装的部队来看，肯定是有大事即将发生。但即使是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马克西米连大公，也不过猜想他的哥哥可能会被授以波希米亚暨摩拉维亚总督之衔。
匆忙之间，又处于多事之秋，许多重大事情只能临时决定。直到12月1日，各方才商定未来皇帝将不是拟议中的“弗朗茨二世”，而成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希望合“好皇帝”弗朗茨与“改革帝王”约瑟夫二世于一体，体现尊重传统与致力改革的双重意义。12月2日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也不是个吉祥的日子。1804年的这一天，拿破仑一世加冕为法兰西帝国皇帝。差不多一年之后，法国在奥斯特里茨大战中击败奥地利与俄罗斯联军，奥地利陷于空前的危机。但施瓦岑贝格并不避嫌，甚至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使弗朗茨·约瑟夫成为革命的产儿，像那位伟大的科西嘉人一样，建立一个同样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12月2日上午，皇室成员、内阁大臣和两位总督聚集在摩拉维亚主教的宫中，斐迪南皇帝接过施瓦岑贝格递过来的一张纸，用疲惫不堪的声音宣布放弃其奥地利皇帝和匈牙利、波希米亚及伦巴第国王的头衔。但是，温迪施格雷茨发现，退位诏书与他前一天看到的文稿已经大不一样，略去了其中谴责1848年革命的部分。显然，施瓦岑贝格不希望改变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尤其不愿意将内阁已经获得的权力再还给王室。
接下来，施瓦岑贝格宣读了斐迪南的弟弟、弗朗茨的父亲的弃权声明，认为此一重大历史阶段，应当由一个更年轻的人履行管理奥地利帝国之职，皇室、军方及内阁都对新皇表示支持。
弗朗茨大公——现在已经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了——跪在前皇帝斐迪南面前，祈求赐福。斐迪南的手放在侄子的头顶，边画十字边喃喃地说了几句。
带有弗朗茨·约瑟夫头像的银币
教堂里响起颂圣的弥撒，斐迪南与妻子回到自己的住所，开始收拾行装，启程前往布拉格，度过未来30年的平静时光。
奥尔穆茨鼓乐齐鸣，自革命爆发以来，人们已经有些生疏于这种欢快了，一个年轻的皇帝或可给这个老大王朝带来些许清新和希望。克雷姆泽的立宪会议向新皇宣誓效忠，但是从匈牙利传来了不同的声音：科苏特宣布，皇位的更迭只不过是“哈布斯堡王室的家务事”，在布达加冕的斐迪南才是匈牙利认可的国王，除非弗朗茨·约瑟夫保证支持《三月法令》，并到布达加冕，圣史蒂芬王冠才会合法地戴到他头上。实际上，弗朗茨·约瑟夫这种多少有些违宪的做法是对匈牙利作战的一部分。匈牙利部队曾向斐迪南宣誓效忠，只要他还被认为是匈牙利国王，这些部队就没有对新皇尽职的义务。
据说，弗朗茨·约瑟夫在庆典结束后情绪低落，意识到无羁无绊的岁月已经离他而去，他所处位置的尊贵显赫会使无数人羡慕不已，但是他将不会有普通人任意挥霍的独立与自由。事实的确如此，尽管被出于不同目的的人推上皇位，弗朗茨·约瑟夫仍然只是个不谙世事的18岁男孩，在内容过时的教育过程中，他被教导要保持王朝的权力，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1848年，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恭敬顺从的人民在一夜之间变得狂暴而叛逆，王室的尊严经过两次痛苦的逃离丧失殆尽。即位以后，弗朗茨·约瑟夫始终被他在这一年中的经历所困扰，不时表现出与他的天性不符的急躁与不耐烦。他对于任何一种政治信念都抱有怀疑态度，但在两件事情上从不让步，一是加强军队力量，二是确保哈布斯堡在海外的影响。他是一个极有责任感的人，或许也是奥地利帝国最勤奋、最俭朴的公务员，但他始终对他的臣民缺乏信任，最终，他亲自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分崩离析“贡献了力量”。
新皇即位两个星期以后，温迪施格雷茨率领一支5万人的军队从东面进入匈牙利，耶拉契奇在南部边境发动攻势。1849年新年刚过，奥地利人就占领了布达和佩斯，科苏特政府逃往120里外的德布勒森。温迪施格雷茨傲慢地拒绝了匈牙利人和解的要求，他已经稳操胜券，是该给这些叛乱分子一点教训的时候了。
此时，弗朗茨·约瑟夫的帝国在军人的铁腕下得到了稳定，拉德茨基元帅在意大利、普奇纳将军在特兰西瓦尼亚都有出色表现。宫廷设在奥尔穆茨，维也纳和布拉格处在军事管制之下。但是，克雷姆泽的立宪会议不像温迪施格雷茨想象中的那么温顺，作为人民中受过教育的那一部分，他们不谙政治，不了解政治权力的运作，却始终念念不忘理想与历史，认为君权非神授，而是得自人民。只是由于经过革命的洗礼，双方都舍弃了更加激进的要求，赞同各民族在哈布斯堡帝国内和平共处。他们主要是些温和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前者愿意保持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以来的集权于中央的局面，后者则希望波希米亚地区得到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对于刚刚从革命中恢复过来的中央权力，德意志人想要对它进行限制，捷克人又愿意它保持足够强大，以抵御法兰克福的德意志人。但是，立宪会议对于正在发生战争与死亡的匈牙利基本不置一词，这使它成为一个虚弱的、对解决哈布斯堡王朝根本问题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
尽管如此，克雷姆泽宪法草案规定了帝国境内的宗教自由，保护少数民族并保护个人的权利，宣布各民族绝对平等，并规划了一个所有民族在其中均拥有适当代表的联邦立法机构。正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无论以道德的或是理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文件都是为这个国家树立的代表共同愿望的唯一的丰碑。”这是哈布斯堡王朝按照民主制原则建立宪政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能够抓住的话，至少可以使它免于1918年遭受的瓦解的命运。
但是，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文件显然不合久已丧失创造力的哈布斯堡宫廷的口味。1849年3月，施瓦岑贝格和他的阁员们决意对匈牙利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斯塔迪翁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草拟了另外一份宪法，这时，他亲自跑到克雷姆泽，宣布皇帝陛下已经恩准他的宪法文件，代表们可以结束已经多余的工作，各回各家了。
在解散克雷姆泽立宪会议的同时，政府公布了新的宪法文件，与克雷姆泽宪法草案完全相背。帝国全部领土被置于一个中央集权的体系之下，通过直选产生一个帝国国会，由首相领导的责任内阁行使行政权力。根据民族成分，匈牙利被分为几个省，而不再享有原来的特权和独立。这是一个缺乏自由主义精神而且完全不适合的宪法，施瓦岑贝格内阁武断地使用着手中的权力。在一个没有国会、皇帝年轻而无经验的时期，自由主义的伪装被撕掉了，新的专制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