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战败的连锁反应

四、国难当头：战败的连锁反应

在维也纳，弗朗茨·约瑟夫为普鲁士出人意料的宽容感到庆幸，但更多的是对再一次惨重的失败感到无比沮丧。仅仅是由于普鲁士的施舍，奥地利才没有遭到四分五裂的命运，而这个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恩主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奥地利恭顺的小兄弟。特别是奥地利从实力上并不比对方差很多，但却事事被动，让俾斯麦牵着鼻子走。弗朗茨·约瑟夫最看重的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形象，现在他不得不忍受维也纳人冷漠而敌对的情绪。事先有多大的期望，现在就有多痛的体验，弗朗茨·约瑟夫被挥之不去的失败感笼罩。在他眼中，奥地利的邻居们操纵着民族主义的武器，搅得维也纳不得安宁。“这是一场尚未结束的生死斗争，当整个世界都反对你，而你没有任何朋友时，几乎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是你还得继续做你能够做到的事情，尽力履行你的职责，最终体面地结束。”登基之初那位威严而沉着、热情又宁静的年轻人已经在尽职尽责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位心甘情愿地背负重任的过早进入中年心境的人。一方面是内心固有的骄傲，另一方面是奥地利一次次的失败，而对于这些失败他难辞其咎。因此，弗朗茨·约瑟夫的内心世界一片灰暗，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他本来就不相信什么人或奇迹，现在放眼望去更是人人可疑，这更强化了他根深蒂固的使命感和如缀网劳蛛一般勤谨地履行其义务。

在这种时候，弗朗茨·约瑟夫尤其需要茜茜的帮助。在战争期间，茜茜表现出色，投身于伤病员的治疗和护理工作，亲自前往维也纳的各个医院，探视伤员。她天使一般的面容和母亲一般的关切抚慰了那些年轻的士兵。当她用马扎尔语轻柔而温和地问候匈牙利伤兵时，人们忘却了她曾经是那么一个困于自我怀疑的年轻女子。在关键时刻，茜茜的出色表现缓和了维也纳的紧张气氛，有助于提高皇室的声望。

茜茜的匈牙利朋友希望得到更多。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几天之后，茜茜前往佩斯巡视那里的医院，戴阿克与安德拉西在火车站觐见了年轻的皇后，向她陈述了俾斯麦与流亡国外的科苏特激进分子勾勾搭搭的情况，请她提醒皇帝，在这种特别的时刻，为了避免更坏的情况发生，应当向他们，也就是温和的匈牙利人做出友好的保证。

安德拉西

戴阿克提出，尽管奥地利战败了，但匈牙利的要求一点也不比战前多。弗朗茨·约瑟夫明白其中的含义，匈牙利人认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时候到了。紧随着茜茜的行程，安德拉西乘夜班车赶往维也纳，充满信心地等待皇帝的召见。

茜茜把与匈牙利人的和解看作是避免灾难发生的必然做法，她以一个母亲和皇后的名义，要求丈夫与安德拉西会面，以便找出合适的方式达成和解。弗朗茨·约瑟夫担心她对马扎尔人一贯的好感会导致某些政治上的困难，要求她在与安德拉西伯爵接触时要谨言慎行，以免造成政治上的误解或麻烦，但却无法拒绝等在家门口的伯爵。6月17日，他与安德拉西进行了90分钟的会谈，对方的口才与风度给他留下了好印象，但他认为他们“要求的多而给出的少”。3天之后的另一次会谈中，63岁的戴阿克表现得比安德拉西更为实际一些，考虑到其他民族的利益，弗朗茨·约瑟夫相信这是一个诚实而且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人，但有点书生气，不够灵活。因此，他将在戴阿克提出的原则基础上，与安德拉西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但是，从内心深处，安德拉西关于德意志化的奥地利的夸夸其谈着实令弗朗茨·约瑟夫有些恼怒。安德拉西虽然是由一些匈牙利老保守派介绍给皇室的，却恢复了1848年的理想，要使奥地利变成中央集权的、自由主义的和德意志人的奥地利。匈牙利则将是中央集权的、自由主义的和马扎尔人的匈牙利。对于境内的其他民族，来自匈牙利北部斯洛伐克人地区的安德拉西对这些斯拉夫人的危险性要比其他人更为敏感。因此，他认为斯拉夫人不适合一般的政府管理，而必须将他们置于被统治的地位。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之所以想与马扎尔人达成和解，只是想避免对其他政治集团做出让步，他可不想最终把权力交给德意志自由派。因此，当他还需要对抗普鲁士人的时候，弗朗茨·约瑟夫表现得似乎会接受匈牙利人的一切要求。到了8月份，《布拉格和约》的签订解除了眼前的危机，他就转而支持贝尔克雷迪，以获取支持，应付德意志自由派。

匈牙利既然已经亮出底牌，贝尔克雷迪就计划带动帝国其他省份提出类似的权利要求，以使匈牙利失去其特殊地位。但是如果按照已有的方式选举省议会的话，必然会再度制造出来德意志人占多数的情况，从而倾向于中央集权。因此，贝尔克雷迪不仅要完全改变选举体系，而且要把各级官僚换成贵族联邦主义者。但是，他自身的保守倾向阻碍了他从大贵族以外的政治集团寻求支持，他既要在议会中造成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局面，又不想让他们真正代表民意，他反对德意志人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并不反对德意志人。

茜茜不愿意她的匈牙利朋友被搁置一边。和平谈判期间，她继续待在匈牙利，并要求丈夫任命安德拉西为外交大臣，甚至要他在佩斯附近空气清新、风景如画的地方购置一所别墅，安德拉西有时会陪伴她在那里骑马，他非常赞同茜茜的意见。

在这种时候提出这样的要求实在有些不合时宜。弗朗茨·约瑟夫语气尖刻地回绝了她的所有要求：他不可能在普鲁士人还虎视眈眈的时候冒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因此他不可能任命一位马扎尔人为外交大臣；不要再去看那别墅，免得别人以为皇帝会买下它，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更要紧缩开支、谨慎行事。总之，他不可能按照她的意见去处理国务，因为采用她那种“彻底的匈牙利人的观点”会与他作为奥地利皇帝的职责发生冲突。

发生分歧对两个人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茜茜又像几年前那样，骑马狂奔在无人的乡间。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她的信也充满浓重的思念与悲哀。8月18日他过生日的时候，茜茜赶回维也纳为他庆祝，稍事停留就又匆匆回到匈牙利，为的是与她的朋友们一起庆祝匈牙利最盛大的圣史蒂芬节（8月20日）。茜茜的行为使宫廷和朝臣为之哗然，这样明显地偏爱马扎尔人对于一个多民族帝国的皇后来说是相当不理智的行为。

普鲁士的军事胜利还间接地改写了另一块大陆上人们的命运。不出弗朗茨·约瑟夫所料，拿破仑三世借口法国国防力量不足，要召回驻墨西哥的军队。真正的原因乃在于马克西米连在墨西哥的失败已成定局。他天真地相信自己将成为印第安农民的解放者，实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试图给贫苦农民以土地和希望。但这触犯了拥有大量土地的教会的利益，这些保守而有钱有势的人对马克西米连从欧洲带来的种种改革方案丝毫不感兴趣。法国军队虽然在1865年把胡亚雷斯赶到了北方，但这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可以腾出手来料理墨西哥的事务了。而且由于马克西米连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当地教会与他为敌，1866年，罗马教廷也抛弃了他。由于法国军队是马克西米连赖以维持统治的核心，34岁的墨西哥皇帝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他考虑过退位，但那将意味着失去一切。女人在这种时候总是显得更坚强和果断一些，夏洛特一边劝丈夫冷静下来，从长计议，一边收拾行装，打算先回欧洲寻求支持。

她直接去了巴黎，试图说服拿破仑三世收回成命。但政治总是无情的，拿破仑三世为了满足自己对外征服的愿望一手促成了墨西哥建立君主制，现在，马克西米连四面楚歌之时，他出于自私的考虑又无情地抛弃了对方。

面对挫折，夏洛特仍然充满希望。夏洛特的父亲、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已经去世，小小的比利时也无法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于是她南下到达的里雅斯特，期待着奥地利皇帝的接见。但是，弗朗茨·约瑟夫最终取消了这次既关系到家庭事务又是国家事务的会见。他感到无法面对夏洛特，因为弟弟被困在遥远而满怀敌意的地方，而奥地利又无法腾出手来帮助他。弗朗茨·约瑟夫写信要求茜茜回到他身边，给他以情感的安慰与支持。

茜茜果然回来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扑向父亲的怀抱，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但是，对急需救助的马克西米连和夏洛特来说，既没有家庭团聚，更没有军事帮助。以马克西米连命名的海军旗舰刚刚从普奥战争中凯旋，静静地停泊在海港中。海风依旧轻柔，马克西米连钟爱的花草依旧笑意盈盈，但物是而人非，夏洛特困在的里雅斯特的别墅里，时而被突如其来的一线生机紧紧地吸引住，时而又悲观而消沉地痛悔错误的抉择。她牵挂留在墨西哥的丈夫，却已经不能与他患难与共，胡亚雷斯那张坚毅的印第安特色的脸庞时时会使她从梦中惊醒，月朗风清的夜晚便从此无眠。

弗朗茨·约瑟夫或许对弟弟的状况感到无能为力，而且从政治上来说，他与马克西米连的关系更是奥地利皇帝与墨西哥皇帝的关系。在普鲁士强大力量的威慑之下，奥地利的外交政策必然是与法国达成某种默契甚至合作。在奥地利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欧洲强国的情况下，它的皇帝不可能出于情感的原因贸然出兵，挑起一轮新的外交争斗。因此，作为前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夏洛特或者还可以得到维也纳的欢迎，但作为墨西哥皇后的她就只好无望地等待在的里雅斯特那所空洞的豪宅里了。

所谓的亲情，所谓的原则，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利益面前都得退避三舍。弗朗茨·约瑟夫没有原则的原则实际上就是力求自保，他的责任感使他不可能纵容感情去影响决策。作为一个在民众革命的浪潮中成长起来却以维护君主制为己任的君主，他其实很明白自己的不合时宜，只是他把这种不合时宜当作某种尊贵的因而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的特权，这使他勤谨的劳作更具有一种辛辣的讽刺性和深刻的悲剧性色彩。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德意志最重要的国家在俾斯麦的一手操纵下发生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分裂，弗朗茨·约瑟夫与马克西米连也从同一个家庭走向不同的生活路线。伤感与惆怅都不会阻止渐行渐远的脚步，无论已经发生了什么，生活还是会继续，生活的悲喜剧还是会给维也纳的诗人带来无数甜蜜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