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之行：茜茜的马扎尔情结

二、匈牙利之行：茜茜的马扎尔情结

1862年以来，茜茜的状况看上去一天好过一天。她的生活非常规律，每日清晨她都会在寝室里的木制健身器材上一丝不苟地锻炼身体，其态度之虔诚犹如每天向上帝履行义务一样。之后就是长达4小时的梳妆时间，发型师为她美丽的栗色长发专门设计了一种精巧而复杂的发式，缀以闪闪发光的钻石镶制的星形装饰物，令她看上去既有皇家的高贵典雅，又不乏妙龄仕女的自然风韵。她的美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危机之后，终于克服了傲慢与羞涩的个性带来的自我怀疑，流动于眉眼之间，宛若行云流水，无阻无滞。她结识了新的朋友，其中一位匈牙利人不仅担任了为她朗读马扎尔文的职务，而且成了她的闺中密友。她在这段时间内再也不需要借助于马背上的孤独狂奔来安定心神，生活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自信起来的茜茜第一次表示出了对鲁道夫教养方式的强硬立场。鲁道夫已近7岁，按照安排离开了保姆的监护，由苏菲所赏识的一位道德严谨的将军亲任教师，训练他学会纪律、服从之类的军人品格。妇女们细致入微的呵护陡然转为一位严厉、善于出其不意的男人不近人情的控制，鲁道夫幼小的心灵所受的震撼可想而知。他曾经被要求在冬日凌晨冒着寒风在雪地里操练，以便磨炼他的意志力，甚至有一次把硝烟弥漫的空子弹扔进他的房间，以察看他的反应。但是，鲁道夫不具有父亲那种木讷镇静的士兵气质，他天性敏感，较为脆弱，这位家庭教师将军队中粗暴无情的训练方式照搬到儿童教育中，对鲁道夫后来的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茜茜不能容忍儿子从小就被置于这种严厉、无情的管教之下，这种管教剥夺了她11年婚姻生活的许多乐趣，其后果在丈夫身上已经深有体会了。因此，茜茜正式向皇帝陛下提交了一份语气坚定的文件，要求在“有关孩子们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日常起居、住所及教育”上获得“全部的、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她将单独决定孩子们的一切，直至他们长大成人，另外，皇后本人也将有权决定其一切个人事务和家庭生活的安排。

尽管不无疑虑，弗朗茨·约瑟夫还是向妻子投降了。她的决定很可能过于任性，有时甚至会危及皇家的尊严。皇帝与皇后并非普通人想象的神仙眷属般悠游自在。当享乐成为一种职业时，便也毫无兴趣可言了。这样的位置外表风光而内里令人疲倦，私人生活与政治使命不可能完全分开。他们一家人前往普拉特游乐园并非真的只是去感受春风与阳光，而是要让维也纳人愉快地体会到奥地利的强大与哈布斯堡王室的光荣。茜茜的许多怨言皆是因为不理解或不能接受这一点，但是这次她的意志分外坚决，弗朗茨·约瑟夫只好顺其自然，为鲁道夫另觅一位严厉而不失同情心的指导教师。

茜茜的坚强还体现在她这次对匈牙利的访问上。在布达，她失去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苏菲，导致她在长达9年的时间内再也没有踏上匈牙利的土地，但这次她陪同丈夫在这里整整待了5个星期，每天都不得不参加看上去没完没了的舞会、餐会、招待会。弗朗茨·约瑟夫给母亲苏菲的信中对茜茜大加赞扬：“她的彬彬有礼、技巧和谨慎，加上极好的匈牙利语，使她对我甚有助益。”实际上，茜茜写给鲁道夫的信说明，她在这些繁杂的事务中依然感到了难以平息的焦虑不安，她那内向羞涩的天性并没有因为频频出头露面而有所改变，反而由于受到批评、抑制而分外顽固。

弗朗茨·约瑟夫夫妇与孩子们

茜茜与匈牙利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有了初步的交往，她非常尊敬诚实温和的戴阿克，但更吸引她注意力的是前科苏特的亲密战友安德拉西。年轻时鲁莽冲动的伯爵参加了科苏特的匈牙利激进改革党，1848年起义时任营长，失败后逃亡国外，被缺席审判，处以模拟绞刑。在流亡中他渐渐对科苏特试图依靠国外势力推翻哈布斯堡王朝的计划丧失信心，因此，转而与帝国谋求和解。1857年获赦免回国，此时，他已经是戴阿克的主要谋士，在皇帝与戴阿克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皇帝虽然尊重戴阿克，但被他的正直和一举一动依法而行的书生气弄得有些心烦意乱。安德拉西则带有科苏特时期的浪漫主义色彩，黝黑修长的外表自然散发出一种迷人的气质，年少轻狂的时期已成往事，悲剧般的记忆把一个冲动、激情四射的灵魂锻造成精光内敛又反应敏锐的稳健的中年人。

戴阿克与安德拉西结成了完美的伙伴关系。前者人品高尚，通晓法典，熟稔议会斗争的种种策略，后者了解周围的世界，具备出色的外交技巧。双方都既想同皇帝又想同境内各民族达成和解。相比之下，安德拉西更急于表现其外交天才，其野心是成为一个强大的奥地利帝国的外交大臣，戴阿克清静无欲，却已经认定安德拉西将成为匈牙利第一任首相。

安德拉西显然给茜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使老一套的社交会面不落痕迹地转入舒适的个人交谈，他对皇后的赞美显得那么得体而不俗。不知不觉间，连向来为人拘谨的茜茜也变得大方了许多，她对马扎尔的一切都更加倾心了。

但是维也纳的贝尔克雷迪内阁没有被戴阿克的计划或安德拉西的魅力所打动。一旦将施默林体系全盘破坏掉，这个继任的内阁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源。经过一段时间步履杂乱的试验，反对者渐渐步入其前任的轨道，开始像他们一样，认为匈牙利内阁是个总爱惹是生非的颠覆性政治团体。新内阁成立之初本来是要与匈牙利人达成和解，以便在与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加强帝国力量，现在他们的意图发生了逆转，反而认为战胜普鲁士会使与匈牙利人的和解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奥地利不可能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投入一场引人注目的战争，而门斯多夫和埃斯泰尔哈吉并无真正的外交政策可言，他们只是无休止地谈论奥地利的权利，却不肯做出哪怕些许的让步来争取盟友，贵族的保守与不知天高地厚使他们在奥地利面临挑战时举止失措。为了保存哈布斯堡帝国多民族共存的特点，他们不能以德意志民族主义来反对普鲁士的敌意；出于其保守性，他们不会对“革命的”拿破仑三世让步；在南方的意大利，他们还梦想着要恢复1859年以前的局面，遑论舍弃奥属北意大利的领土。他们看到与普鲁士的战争已逼近，却像害怕失败一样害怕胜利，失败固然不幸，胜利又意味着奥地利必须承担起领导德意志诸邦的任务，而这显然与他们如此迷恋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大家庭的特色相违背。埃斯泰尔哈吉虽然比任何人都应当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却曾经对人说：“我恨这场战争，因为无论输赢，奥地利都将不是原来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