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再起：要价过高的捷克人

一、风云再起：要价过高的捷克人

二元君主制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君主国政治体系的完全定型，相反，它不过是弗朗茨·约瑟夫一系列政治实验的其中之一罢了。

弗朗茨·约瑟夫当然知道，二元制改变了君主国的性质。博伊斯特建立起“官僚内阁”之后，当务之急是使捷克人重返政治舞台，以便有效牵制德意志自由派。捷克人对1867年的和解方案心怀不满，特别是施默林选区制的恢复，意味着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当初他们曾经担心奥地利人会变成一个德意志国家，但现在看来，即使奥地利被驱逐出德意志邦联，捷克人依然可能面临同样的受人奴役的前景。

帕拉茨基深孚众望，但在更大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非政治领袖，他对国家的前途很有远见，预言警句如雷贯耳，却在眼前一些实际问题上一错再错。他的女婿里格尔甚至还冒冒失失地参加了当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泛斯拉夫大会，把沙皇看作是解放斯拉夫人的救星。19世纪60年代以来，曾以布拉格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义在俄国风行一时，但其理论基础发生了意义深远的改变，所谓的西欧精神与文化破产使知识分子认为俄国不应以西欧作为其发展和现代化的模式，而要开辟一条由其自身特色和历史所决定的特殊道路。泛斯拉夫主义者更宣称只有俄国统治了欧洲才能使其恢复活力与青春，因此，斯拉夫各族应摆脱奥地利和土耳其，参加俄国领导的斯拉夫联盟。里格尔作为捷克青年一代的政治代言人，一再强调把捷克人和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的斯拉夫兄弟情谊，这引起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严重关注，对于奥地利的民族和解全无好处可言。

这是捷克民族主义正在升腾的时代。一家很像样的捷克日报的创办成为捷克文化进步的重要象征。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波希米亚民族主义作曲家斯美塔那在60年代初回到布拉格，创作《在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被出卖的新娘》等充满激情与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之下，布拉格的捷克人筹资建立了一所民族歌剧院，捷克音乐便以1868年春天这所歌剧院的奠基仪式为标志，进入黄金时代。爱国主义自豪感还被群众性体操运动“索科尔斯”培养起来了，其倡导者认为，通过有纪律的体育活动来训练人的心灵，可以从身心两方面为国家作贡献。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下一代捷克人成长的乳汁，带有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民族歌剧院直到13年后才建成，到那时，捷克新一代民族领袖也已经形成自己的政治大厦了。

在民族主义复兴的时代，捷克领导人既缺乏戴阿克那样温和而坚决的斗争精神和灵活的策略手段，又不准备接受弗朗茨·约瑟夫为他们准备好的解决方案。

1868年6月，趁着为布拉格一座大桥剪彩的机会，弗朗茨·约瑟夫与帕拉茨基、里格尔会面。70多年前，他的祖父弗朗茨在成为匈牙利国王之后不到8个星期便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因此，他也想尽快解决捷克人问题。但是，他提出的方案并没有像在布达佩斯一样得到对方愉快的接纳，为了强调其“西斯拉夫人”的性质，里格尔甚至要使捷克代表从帝国咨政院退出达12年之久。

弗朗茨·约瑟夫试图用自己在布达佩斯成功使用过的策略，即通过与捷克领导人的私人接触解决政治问题，博伊斯特被派往布拉格完成这一使命。但是，捷克人对这位首相毫无好感，并且引起有关内阁成员的猜忌和辞职。为了抚慰各方，皇帝任命他儿时的伙伴塔费伯爵为奥地利政府首脑，以完成与捷克人达成和解的任务。

布拉格民族歌剧院

塔费早已不是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孩子了，但正像他曾经是皇帝的亲密玩伴一样，他现在还是皇帝信得过的人。他出身爱尔兰贵族，产业在蒂罗尔省，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算作德意志人。因此，一方面他具有爱尔兰人的灵活手腕和深思熟虑，善于在德意志自由派和捷克知识分子之间周旋，游刃有余，与皇帝本人也能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对理想、信念之类空洞的东西没有什么兴趣，带有贵族阶级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不是精力充沛的活动家，对一切都抱怀疑态度，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因此，尽管他不会受到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真诚地想要在奥地利达成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共处，但却不相信各族人民会真的在帝国政府管理之下分享和平与发展。

捷克知识分子的泛斯拉夫主义引起了他们唯一可能的结盟对象——波希米亚贵族的不满。沙皇在这个时候既无意也无力破坏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因此，捷克民族领袖是没有追随者的领袖、没有盟友的政治活动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他们不得不抛弃泛斯拉夫主义，与波希米亚贵族联合。80位波希米亚代表从帝国咨政院退出，宣布在其要求被满足之前，将不再参与帝国政治活动。而他们的权利是完全按照匈牙利人的模式提出的：他们要求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得到平等的民族权利，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要求统一所谓“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并为这个“大波希米亚”谋求与匈牙利一样的独立地位。

正像弗朗茨·约瑟夫试图用与马扎尔人接触的方式与捷克人沟通一样，捷克人把匈牙利援引历史权利得到的胜利视作榜样，希望用同样的手段为波希米亚求得独立地位。但是匈牙利人的历史性权利是真正存在的，捷克人的同样要求则是想象出来的。因此，历史对匈牙利人来说是一件得心应手的武器，对捷克来说则是臆想，仅有其加之于人的束缚与负担是真实的。捷克人的这种斗争策略等于是把自己置于政治市场，待价而沽，但要价太高了点。

塔费对保守的波希米亚历史权利和联邦制不感兴趣。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他的目标是使捷克人回到咨政院，确保奥地利的完整，而作为回报，波希米亚人将得到公平的对待。其他大臣站在德意志人的立场上，不希望风云再起，只要捷克人回到咨政院，认同奥地利，就可以得到不错的价码。

捷克政治家拒绝了塔费的条件。他们坚持波希米亚是捷克人的波希米亚，恰如匈牙利是马扎尔人的匈牙利，捷克人不是奥地利的少数民族，而是波希米亚国家的主导民族。这样的要求有些太离谱了，这不仅仅是现时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争斗，甚至还是历史上的波希米亚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后者的领土包括了前者。自那时起，德意志人就已经将波希米亚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后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而捷克人自然是帝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受到德意志人的保护。

捷克领导人清楚自己一无群众、二无实际经验的弱点，因此，他们对德意志人的好意保持怀疑。同样这些人，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表现出和解之意，但作为波希米亚人和波希米亚议会的成员又表现出对捷克人根深蒂固的鄙视。在斯拉夫民族主义风潮之下，他们怕捷克人会有所动作，随时准备设置障碍。因此，与其受到这些德意志人被自利的私心所扭曲的“保护”，还不如寻求哈布斯堡王室的较为超脱的保护。但是问题在于他们索求得太多，又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在布拉格召开的泛斯拉夫人大会上的高谈阔论毫无效果，反而引起皇帝的不满与猜忌，因此，1868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绝望的里格尔试图从外国寻求帮助，1869年，皇帝得知他曾经去巴黎请拿破仑三世帮助捷克人，而当时法国皇帝自己倒是非常需要哈布斯堡王室的帮助，秘密一旦泄露，弗朗茨·约瑟夫的态度就会立即变得强硬起来。

对于捷克人，1871年是关键的一年。弗朗茨·约瑟夫任命了一个“超越党派的内阁”，首相霍亨瓦尔特是一个德意志贵族，相信联邦制能够使帝国更加强大。他的贸易部长舍夫勒是一个激进的德意志新教徒和维也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怀有真诚的1848年革命理想。他在课堂上宣讲社会福利的经济学，批评当时大行其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担心投机盛行最终会引起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在政治舞台上则投身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舍夫勒可能是第一位看出民族之间阶级差别的人，他鼓吹实行普遍选举制，以反对德意志人的独霸地位。以一种理想主义者和大学教授的真诚，他相信普遍选举权会对抗马扎尔人的特殊地位，会使德意志自由派获得满足，而不在意他们特权地位的丧失。舍夫勒发现，皇帝对他非常温和，看上去乐意倾听一切意见，但是采取的措施却非常有限，一直到30多年后，舍夫勒对皇帝的影响才渐渐表现出来。

霍亨瓦尔特与舍夫勒内阁的主要目标是与波希米亚人达成妥协。弗朗茨·约瑟夫依然希望在布拉格加冕，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捷克领导人似乎能够使历史重演，像戴阿克与安德拉西那样取得有利的谈判结果。他们仍然以建立自治的波希米亚王国为主要目标，在各项权利要求上都向匈牙利人看齐，特兰西瓦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管辖权掌握在布达佩斯，捷克人也要求将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揣入囊中。

皇帝不置可否地听取了捷克人的计划，霍亨瓦尔特也并非不同情他们，但是捷克人面临的局面与匈牙利完全不同，甚至他们自己也承认，波希米亚王国与匈牙利王国在力量上不可同日而语，奥地利、匈牙利、波希米亚三足鼎立之势无法形成。摩拉维亚与西里西亚对此大加反对，捷克人却无法独立压制，德意志人在西里西亚占多数，在摩拉维亚人口虽然较少，却很有实力，整个帝国的官僚、资本家都出自这个民族，捷克人没有反对他们的实力。即便捷克人获得胜利，他们马上就会面临缺乏捷克人官员、缺乏资金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困境，整个波希米亚社会都会陷入运转不灵、失去动力等严重问题。

因此，捷克人承认二元制，但要求将咨政院转变为波希米亚和其他各省直接选举出来的奥地利代表团。捷克领导人实际上并没有想让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王以来的统一国家陷入四分五裂，却无法让他们的贵族盟友、波希米亚土地贵族让步，后者坚持保守的联邦主义，要求复兴所谓的“大波希米亚”。

究其根本，捷克人的失败在于德意志人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向博伊斯特提出了挑战。施默林时期的财政部长表达出了德意志人的观点：“满足波希米亚的捷克人的愿望就是宣判德意志人的死刑。……我们可以牺牲小俄罗斯人以满足波兰人，牺牲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以满足马扎尔人，因为前者会被波兰人同化，后者会被马扎尔人同化，但是德意志人可不会被捷克人同化。”弗朗茨·约瑟夫向波希米亚议会示好，表示愿意在认可波希米亚王国基本权利的基础上就加冕问题达成共识，这引起维也纳和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举行吵闹不休的街头游行，他们强烈反对这一决定。德意志人占多数的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几乎酿成街头骚乱，他们相信这样的政策终将导致所有少数民族的地方自治，从而摧毁帝国对中欧地区的控制。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怨声载道，说自己这么忠诚于哈布斯堡王朝，现在却要被当作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施舍给斯拉夫人的布拉格了。

霍亨瓦尔特一时之间手足无措。安德拉西的机会来到了，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波希米亚地位问题的解决会破坏匈牙利在帝国内的主导地位，甚至会动摇马扎尔人对匈牙利国家的控制力，因为一旦捷克人地位上升，人们就不能再对匈牙利境内的其他斯拉夫人的从属地位视而不见，而捷克人与德意志人的和解更确定无疑地会使马扎尔人受到挑战。于是，他退居一旁，等待来自维也纳的召唤。其实，安德拉西在波希米亚问题上并无发言权，但皇帝于公于私都已将他视为必不可少的、可以信赖的顾问，要求他参加王家特别会议。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情愿之后，安德拉西来到维也纳，一针见血地指出，满足捷克人的条件就会引起骚乱甚至内战。据说他对霍亨瓦尔特说：“你准备用大炮来使波希米亚国家的权利得到承认吗？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要着手实行这个政策。”

安德拉西的警告像是正式的否决一样，与捷克人的谈判戛然而止。实际上，当霍亨瓦尔特提出的较小程度的自治被捷克人拒绝之后，他们就已经丧失了最后的讨价还价的机会。失去耐心的弗朗茨·约瑟夫让霍亨瓦尔特下了台，代之以德意志自由派的官僚内阁。此后8年间，当选的捷克议员不接受他们在维也纳国会里的席位，拒绝参与这个否认捷克民族权利的大会的事务。此种不合作策略对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发展中的社会与经济而言并非有利可图，反而使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敌对更加深化而持久。

就其本质而言，捷克人无论人数、财富和团结性等方面都缺乏与德意志人对垒的条件。他们固然错误地提出了波希米亚王国的历史权利，但真正的错误是他们还不够强大，政治就是强权的争夺，实力才是弗朗茨·约瑟夫死板的头脑所能认可的东西。然而，德意志人是靠了马扎尔人的帮助才取得了对捷克人的胜利，二元体系中某些致命的弱点已初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