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地带：火星四溅的巴尔干

一、敏感地带：火星四溅的巴尔干

达尔马提亚历史上是依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一块沿海狭长地带，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被划分给奥地利。1875年3月，达尔马提亚总督趁弗朗茨·约瑟夫前往意大利访问之际，邀请他回程时巡视这个地方，这将是达尔马提亚第一次迎来君主的视察，当地人虽然宁愿受克罗地亚的管辖而不想接受维也纳的直接指挥，但对来访的皇帝还是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弗朗茨·约瑟夫的这次东方之行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哈布斯堡帝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在他即位后的头25年里，弗朗茨·约瑟夫继续了梅特涅时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重视，受到沉重打击之后，他在生命中的最后40年里不得不将注意力放在了东方。哈布斯堡王朝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使他认为奥匈帝国负有保护西巴尔干各族人民之责，作为一个强大的好邻邦，应保证使西巴尔干各族人民得到土耳其人的公正对待。

奥地利军方认为，弹丸之地的达尔马提亚在军事上毫无价值，而其腹地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如果能够被奥匈帝国的军队占有的话，倒是能保证君主国在东南欧的安全。这两个省的居民虽然仍接受土耳其的统治，但在民族组成上却属于南部斯拉夫人，接近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甚至有人称，最纯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便是黑塞哥维那首都附近居民的方言。

匈牙利的克罗地亚人中间已经产生了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地区在内的斯拉夫族国家的政治理想。他们从戴阿克和艾厄特沃什那里取得了在匈牙利王国内独立存在、成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自治的统一的克罗地亚国家的权利。由于斯特罗斯迈尔主教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以来克罗地亚文化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在他担任贾科沃这一富裕地区的主教的56年间，倡议建立了一所南部斯拉夫艺术与科学学院、一所大学和一个美术馆，通过保护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而推动克罗地亚学术的发展。他是南部斯拉夫人统一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希望最终能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保加利亚人吸引过来，与克罗地亚人共同组成一个南斯拉夫联邦。主教的追随者中有一批人渴望在一个国王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体南斯拉夫人的国家，包括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等地区，以萨格勒布为首都。

塞尔维亚人对克罗地亚天主教徒们的宣传表示怀疑，然而，一个在损害土耳其利益的条件下扩大而成的大塞尔维亚将包括旧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门的内哥罗，那些泛塞尔维亚扩张主义者虽然无论如何没有想过把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居住区从君主国分离出去，但却幻想至少统一萨瓦河右岸的领土。

同样的扩张野心也存在于奥地利。早在50年代，奥地利军方就拟订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作战计划，拉德茨基元帅也曾要求皇帝下定决心，派军占领。70年代初期，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再次被提出来，据此，波斯尼亚西北部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区将划归奥匈帝国，其余部分则归塞尔维亚。安德拉西起初同意这个计划，因为这样除了使达尔马提亚得到一个后方以外，还在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制造了一个将会引起纠纷的导因。但是权衡利弊之后，安德拉西担心占领波斯尼亚会使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更难驾驭。匈牙利塞尔维亚人的领袖人物米莱蒂奇一贯是热衷于无所不包的斯拉夫统一计划，且总是与大多数邻国争吵，他在1866年成立的一个叫作塞尔维亚青年联盟的秘密团体中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另外，还必须考虑俄国人的态度，而俄国人本身就有两种论调，且都模棱两可。俄国外交部的官方政策较为节制，不赞成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青年的激进主义，却在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开设了许多领事馆和副领事馆。没有多少正经事要干的领事们声称要为土耳其统治下的基督徒谋福利，但其中一些人毫不掩饰他们针对奥地利人的革命狂热和敌视态度。

1875年，弗朗茨·约瑟夫在视察达尔马提亚时，接见了黑塞哥维那的天主教少数民族代表团，并去门的内哥罗首都采蒂涅访问尼基塔大公。从其内心而言，弗朗茨·约瑟夫还在为1859年和1866年间失去的意大利土地而感到懊恼，因此，虽然他不会再轻易发动战争，但是军方争强好斗的计划对他还是很有吸引力。他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一些引人注目且并不十分困难的成就，以挽回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损失。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端，荒凉贫瘠的山区寸草不生，只有血腥的历史传播着英雄主义的信念。在土耳其人占领此地之前，这里是天主教的某一教派的发源地，却并不为罗马教会认同。这种似乎很异端的信仰引起中世纪的匈牙利天主教徒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双方冲突剧烈，元气大伤，造成波斯尼亚人无力抵抗随之而来的伊斯兰教徒。地主们发现，如果自己接受伊斯兰教的话，还可以继续拥有其地产，保留其特权，因此他们与占领者积极合作。而农民被课以重税，并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要向土耳其人服劳役，但是他们被允许保留其基督教信仰，在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领导下进行其宗教活动。黑塞哥维那农民中间同样盛行东正教信仰，同时这里还有方洛各会修士们在积极活动，他们的特权地位使天主教影响同样显著。

从1463年夏天苏丹军队占领这两省以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西北边防区，偏僻的地理位置使其远离正处于经济鼎盛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又远离苏丹在君士坦丁堡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当地的实际管辖权握在48位波斯尼亚贵族手中。1850年土耳其军队彻底打败这些波斯尼亚人以后，当地处于某种无政府状态中。两年之后，苏丹政府才试图在一个最初称为“波斯尼亚宫”，后来又改成萨拉热窝的小镇控制波斯尼亚人。萨拉热窝北由波斯纳河通往潘诺尼亚平原，南由内雷特瓦河谷通向亚得里亚，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渐有超过西巴尔干其他市镇之势。

除了军事和威望的考虑之外，贸易方面的利益也是弗朗茨·约瑟夫采取积极政策的原因之一。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奥地利控制着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对外贸易，之后这种优越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给了英国。到了70年代，奥地利贸易界意识到有可能也有必要从北方开辟新的商路。至于这两省本身，其经济潜力非常有限，即使在波斯尼亚较为平坦的北部河谷地带，农业耕作方式也很落后，收获更是有限。山区有几个地方富有矿产，土耳其人进行了部分开采，但只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较高水平的工程技术才能使这些资源真正产生利益。

使弗朗茨·约瑟夫感到犹豫的是，奥匈帝国的政治领袖们，无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马扎尔人，都不会乐意看到境内的斯拉夫居民增加。马扎尔人尤其不愿意增加弗朗茨·约瑟夫直接控制下的斯拉夫人的人数，因为那会使两个主导民族之间微妙的平衡发生变化。安德拉西便是这种立场，但是比起泛斯拉夫来，他倒更倾向于南斯拉夫。为了保证奥匈帝国境内的安定，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保持现状，为此，甚至要确保摇摇欲坠的土耳其帝国继续存在。

只有在对达尔马提亚长达一个月的访问之后，弗朗茨·约瑟夫才下定决心谋求在合适的时机把这两个省据为己有，以弥补他在意大利的损失。萨格勒布的军队总指挥被要求处于戒备状态，一旦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摆脱了苏丹的控制就率军占领。苏丹对奥皇的访问及其在两省斯拉夫民族中激起的反应甚为不安，特地派他的波斯尼亚总督前往拜会弗朗茨·约瑟夫，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弗朗茨·约瑟夫回到维也纳不过一个月的工夫，黑塞哥维那就发生了叛乱。起因据说是一位刚刚拜会过奥皇的方洛各会修士被杀，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族居民一向苦于不平等的税收制度和窘迫的生活状况，在会见奥皇时，并不掩饰他们希望被奥匈帝国兼并之后，皇帝能够保护天主教徒的利益，结束行政管理系统腐败无能的状况。他们已深信能够得到泛斯拉夫主义的救星——俄国的支持，现在他们同样希望得到奥匈帝国的帮助。到8月中旬，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贝尔格莱德街头发生游行示威，敦促米兰大公对土耳其宣战，成百的俄国志愿军由罗马尼亚进入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在9月份发生起义，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做好，旋即被镇压。

弗朗茨·约瑟夫习惯于倾听周围人的意见，事过境迁，又会在新人的簇拥下忽视前面的决定。因此，他在达尔马提亚赞同军人们对巴尔干有所行动的计划，回到维也纳又依靠一位马扎尔外交大臣的建议，念头一变再变。结果与安德拉西取得一致，认为帮助巴尔干的叛乱者会引起与德意志、俄国的紧张关系，安德拉西因此颇有成效地遏制住军方，却开始了寻求一项能够被列强、苏丹和反叛分子接受的外交方案的缓慢过程。

外交官们的建议提出了一项又一项，然后又毫无例外地被对方拒绝，保加利亚流亡者于是决定在次年春天举行大起义，他们派遣工作人员潜往多瑙河畔的农村，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但是，起义爆发时，土耳其人已经有所准备，由于保加利亚与君士坦丁堡的距离较巴尔干为近，名为巴希-巴佐克的土耳其非正规军经过6个星期的流血战斗就将斯拉夫人的起义镇压下去了，约有1.2万名至1.5万名男女及儿童死难。

报纸这次大显神通。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报道见闻。英国的《每日新闻》、美国的《纽约时报》详细登载了土耳其军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全部过程，激起了西方人的愤慨，从而改变了这次危机的性质。格莱斯顿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秋天出版时，第一个星期就散发了四万多册，而同时推出的俄文本也卖出去了一万多册。人们评论此事时，会惊叹保加利亚人如何会赢得那样多的舆论同情，其他受压迫民族难以望其项背。西方人沉醉于19世纪的进步、文明之时，发现在欧洲的这么一个角落里，竟然还会有如此“野蛮”的行径，显得非常震惊。实际上，其中的玄机颇有耐人寻味之处。

这种轰动主要是媒体大加渲染的结果。其实，在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大量涌现之前，土耳其发生了宫廷政变，臭名昭著的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被废，土耳其自由派人士已经在要求制定宪法，实行彻底的改革，但是，人们的天性总是喜欢猎奇以满足好奇心，这样的血腥事件既能满足心地单纯者宣泄其同情心，又能够使喜欢追究细节的人反复勘比琢磨，深谙此道的媒体自然不会放过扩大影响的机会。

另一方面，近代科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发生了重大变革，到19世纪末，白人的脚步将踏遍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见证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之后，“白人至上论”风靡一时，基督教文明向所谓的“化外之地”大规模传播，但是，反而就在欧洲的东南角发生了伊斯兰教徒对基督徒的大肆屠杀，这就分外引起沐浴在“文明”的和风细雨中的欧洲人对“野蛮”“落后”的东方人的强烈反对。

紧接着，塞尔维亚的米兰大公在其首相和俄国总领事的怂恿下，特别是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群情汹涌的示威者已经危及王室的活动的威胁下，与门的内哥罗一起，于1876年7月的第一天向土耳其帝国宣战。

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进行了密切的磋商，弗朗茨·约瑟夫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短暂的会面。磋商主要由安德拉西与戈尔恰科夫进行，达成的也只是口头协定，事后双方的说法也有很大出入。安德拉西认为，无论沙皇还是其首相都无意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按照他的理解，如果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迫使土耳其人战败求和，巴尔干地区将划分为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两个势力范围，俄国控制南比萨拉比亚，奥匈帝国则得到波斯尼亚。安德拉西扬扬得意地认为，通过精心安排的外交活动，自己已经成功地排除了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

不过，他们低估了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能力。经过长期的改革尝试，土耳其军队在很多方面都令人刮目相看，其陆军“就士兵而言，是最好的”，装备的质量也很不错，海军则在退役的英国少将掌管之下，拥有优秀的水兵和21艘铁甲舰，在欧洲海军强国中名列第三。因此，当土耳其将领从政治斗争中抽身而出时，就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攻，连战连捷。而塞尔维亚方面，俄国与塞尔维亚军官一开始就没有悉心合作，俄国将军一心将自己扮成塞尔维亚的加里波第，却全无战略战术，结果土耳其人连战连胜。9月中旬，塞尔维亚人被迫求和，并向欧洲强国求助，以免遭灭顶之灾。

沙皇对塞尔维亚人大为不满，驻君士坦丁堡的俄国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主张帮助保加利亚反对土耳其，这个国家横跨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的陆上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1月，沙皇在莫斯科发表公开演讲，声称要“达成一项全面的协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决心独立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列强之间的外交磋商持续数月。1877年达成的所谓《布达佩斯协定》确保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随意行事，作为交换，它将在未来的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家，但却正式保证“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俾斯麦的德意志力图避免与两个主要的盟友发生冲突，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英国政府一方面缩小关于土耳其军队暴行的报道，另一方面敦促土耳其人实行国内改革，以平息沸腾的民心。

继任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拒绝向国外压力低头，否认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使会议有权干涉土耳其内政。1877年4月，他最后拒绝英、俄两国关于对土耳其改革进行国际监督的安排。这使沙皇最终决定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等泛斯拉夫主义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计划，发动一场“不可避免”的俄土战争。4月27日，沙皇要求他的军队“为了东正教与斯拉夫世界”向南进军。

战争主要在保加利亚进行，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则在西面再次投入作战，罗马尼亚派出一支3万人的远征军与俄国军队合作。12月，俄军攻克普列夫纳，向着索菲亚和普罗夫迪夫进军。

一旦俄国在战场上获得主动，弗朗茨·约瑟夫就发现俄国人的口气发生了变化。沙皇说，塞尔维亚人重返战场，应当在北波斯尼亚获得某些领土补偿，而且将有一支俄国军队驻扎在保加利亚至少两年以上，以维护其秩序。次年1月，俄国骑兵攻进阿德里安堡，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通路已经打开，土耳其人只能签订停火协定。

维也纳气氛萧瑟，弗朗茨·约瑟夫要求按照《布达佩斯协定》的基本原则和内容解决巴尔干问题，但沙皇不予理睬。安德拉西认为军队的某种象征性举动会有利于君主国的威望，但阿尔贝特大公不赞同这种反俄的举动。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宣战的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帝国糟糕的财政状况意味着任何长期的战争都会导致政府破产，即便短期的军事活动也需要支付额外的款项。再想想俄国那绵延不绝的边境线吧，试图通过一两次大规模作战就征服它是不可能的，伟大的拿破仑犀利的攻势对于广袤无边的俄国来说，都犹如铁拳击入棉花团，毫无威慑力可言。法国与拿破仑尚且如此，奥匈帝国与弗朗茨·约瑟夫又能怎样？唯有经过细致入微的外交活动才能有所收获。

有关俄国人正打算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报道引起了英国的强烈反应，大英帝国派遣一支舰队开入马尔马拉海。俄国并不示弱，也派遣一支部队前往马尔马拉海沿岸距君士坦丁堡仅8英里的圣斯特法诺，英俄之间的战争看上去不可避免。上个十年中，帕麦尊时代的英国外交政策可谓是“威胁从不兑现，诺言从不履行”的某种冷眼旁观，但现在它的全球利益和欧洲势力均衡面临得意扬扬的俄国人的威胁，它不能将达达尼尔海峡拱手让给俄国人。伦敦的舆论像这里的天气一样反复无常，很快忘记了两年前“土耳其屠夫”的暴行，转而尝试战争边缘政策，一时之间，气氛之紧张达到顶点。

由于太多国家的政府想要在巴尔干分得一杯羹，因此无论作战还是求和都不能轻易解决这一问题。1878年3月签订了《圣斯特法诺条约》，土耳其被迫做出意义重大的让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完全独立，并且还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并且不顾《布达佩斯协定》，要建立一个领土大致横跨巴尔干半岛的“大保加利亚”，不仅包括发生过民族起义的地方，还包括了整个色雷斯西部及马其顿，特别是向西远远延伸达到了阿尔巴尼亚山麓的丘陵地带。各条款完全代表了俄国领事伊格纳季耶夫的意旨，甚至没有同俄国外交部就细节问题进行磋商，是伊格纳季耶夫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一次纸面上的胜利，它故意忽略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野心和英国对爱琴海沿岸地区力量变化的敏感性。

因此，无论是维也纳还是伦敦都无法接受《圣斯特法诺条约》，沙皇驻伦敦的大使舒瓦洛夫伯爵讨厌四处惹是生非的泛斯拉夫主义，主张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甚至在圣彼得堡，较伊格纳季耶夫温和的俄国大臣们也感到这一扬扬得意的“成就”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但是准备以此为讨价还价的基础，以便在其后的柏林会议上达到一个较为实际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