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挑战：以民族之名

四、两个挑战：以民族之名

挑战来自另外两个方面：匈牙利和克罗地亚小贵族传统的民族主义以及农村人口变革的民族主义。

匈牙利是欧洲的一个“历史性”的国家，虽然数度丧失独立，却从未消减其特征。匈牙利国创建于9世纪的最后10年，发源于乌拉尔山区的马扎尔人一直四处流浪，他们越过喀尔巴阡山，渡过多瑙河，才定居下来。他们的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语，而且传说中他们的领袖史蒂芬曾在公元1000年蒙教皇赐予王冠，承认他是一位基督教的使徒国王。11世纪早期，匈牙利政权向东扩及特兰西瓦尼亚，同时向南伸入斯拉沃尼亚与克罗地亚，但是东方强国土耳其在1526年击溃匈牙利军队，从而使匈牙利大平原的全部领土并入土耳其帝国，其余领土的大部分，连同“神圣王冠”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均于1541年归到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之下。

匈牙利政治史造就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现象：中小地产主大量存在。匈牙利总人口只有1000万，贵族就有50万之多，头衔满天飞，但某位经济上紧巴巴的奥尔施佩格或乔特克伯爵，无论如何是不会把某个掌握企业命脉的沃特海姆斯泰因男爵放在眼里的。这50万人就是所谓的“匈牙利民族”，它同样具有阶级特征：其土地收入可以免税，可以参加县议会并选举匈牙利议会。这些乡绅富者可与大地产主匹敌，贫者却还不如周围的农民，大约1/3的人可以凭借土地生活无忧，这些人正是“千年匈牙利”的核心拥戴者。在哈布斯堡王朝与匈牙利议会的冲突中，大地产主总是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居中调停，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抛弃中小地产所有者。面临行政、立法、税收方面帝国中央权力的步步紧逼，中小地产者更倾向于将匈牙利国家的概念与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样，原有的传统的爱国主义到了19世纪加上了一层现代民族主义的外衣，捍卫传统权利的保守主义一变而为强化自由主义的原则。

落后的马扎尔贵族长期将布达佩斯及德意志、塞尔维亚和希腊居民视作怪异的事物而排斥他们。一位19世纪初的贵族兼作家表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德意志人这些不择手段的牟利者、贪婪而吝啬的高利贷者在佩斯城比比皆是。”从外省来到首都的诗人也很不乐意地发现这座肮脏的城市到处都是尘土和德语。他们认为，真正的匈牙利人应当是大地产所有者，拥有大量的农奴、仆从和家畜，热衷于养马和骑射之术，如果他走出土地的话，也应当是个高官显宦，或者从事外交、军事和宗教等职业，而一切以谋取金钱实利的、带有投机性质的职业，无论是制造业、贸易或银行业都不是体面的行当。

克罗地亚是匈牙利王国的一个藩属国。1790年，在抵御约瑟夫二世改革的斗争中，克罗地亚议会抛开了帝国的代理人——克罗地亚执政官，而将某些经济、政治权力置于匈牙利议会的控制之下。直到19世纪，克罗地亚依然非常重视与匈牙利的紧密联系，克罗地亚的学校中教授马扎尔语，国家的官员也必须会讲这门晦涩的语言。克罗地亚社会有其独特之处：虽然也存在着中小贵族，但是克罗地亚人中没有大地产主，其国内的大地产主都是匈牙利人，他们对这个国家漠不关心，而克罗地亚贵族势单力薄，不可能冒险与帝国权威发生冲突。匈牙利的乡绅们可以过一种超然而淡漠于帝国存在的生活，视哈布斯堡王室的匈牙利国王为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家中甚至可以将他当作敌人。而克罗地亚贵族要顺从些，他们有从军的传统，对王室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忠诚，也因此，他们习惯于服从命令，在政治领域则表现得较为愚钝和笨拙。

在中欧，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思潮带来的变革之一是民主的要求以民族的名义宣讲了出来。哈布斯堡王朝以保护各附属民族为“使命”，因此，奥地利帝国尽管会聚着中东欧各个民族，但却没能融合出一个“奥地利人”的概念，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利益和历史记忆，甚至为了强调自身的独特存在，没有“历史”的民族也要为自己“创造”出历史来。尽管其目标是为了凝聚平民大众，但这一场民族复兴运动主要表现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而且当时的状况是写的人比读的人多，大量的农村人口是文盲，出身农家的知识分子承担了为自己同胞创造民族性的任务。所以，虽然中欧的民族领袖仿佛是代表着觉醒了的、有组织的人民在说话，但他们很清楚，这么一个民族只存在于纸上，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并非圆通世故的政治家。他们被理念、信仰所构成的想象的世界所包围，在实际的斗争中会进退失措。

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统治是若干大贵族和大地产所有者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帝国，而且经济滞后，生产不发达，从根本性质上来讲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复杂的民族构成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主导民族，即马扎尔人、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另一类是从属民族，包括波兰人以外的斯拉夫各族和罗马尼亚人。这两类内部并不是利益一致、划分整齐的，主导民族之间互有分歧、纠葛，从属民族亦各有特色。如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捷克人发展出来一个中产阶级的社会，克罗地亚人保留了贵族氛围，双方都较少具有帝国其他地区的乡村特色等。从宗教信仰上看，通过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路德派、加尔文派和罗马天主教派就已经在哈布斯堡王室统治区内获得了平等地位。传统上属于新教的捷克人与马扎尔人在精神上比罗马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或斯洛文尼亚人更具独立性。哈布斯堡王室至少还有过一项约瑟夫二世颁发的宗教自由令，在执行上不尽成功，但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种下了宽容的种子。在平静与稳定的前提下，人们为着自己的存在与利益争讼不已。

1848年3月，春天即将来临，任何悲凄的曲调都无损于维也纳春天的气息，美丽的金雀花即将开放，树木与青草散发出生命与活力的芬芳，小鸟一群群地在普拉特和市民公园里婉转歌唱，维也纳森林里气息氤氲，弥漫着春天与爱情的主题。街头咖啡馆中，无所事事的人们玩纸牌、下棋，慵懒闲适地花掉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少意义的金钱。

威严庄重的霍夫堡内，哈布斯堡王室在上一年接连经历了帝国出色的军事组织者卡尔大公及其第三子、帝国海军名义总司令弗雷德里克的葬礼，新年前夕，曾是拿破仑遗孀的玛丽·路易丝又被葬在嘉布森会的皇家墓穴中。丧亲的悲痛和冬日的寒意并未消减生者的愉悦，作为消遣，王室成员排演的五幕笑剧《迷乱》在苏菲公爵夫人的一手操办下如期上演。苏菲的三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角色，梅特涅的儿子、后来知名的外交官理查德·梅特涅亦参与演出，另外还有匈牙利贵族塞切尼家族和意大利贵族鲍姆贝尔家族的孩子们。苏菲为孩子们的成功演出颇为自豪，但多年以后，梅兰妮·梅特涅在回忆往事时提醒人们这一无意的巧合：在民意涌动的1848年年初，霍夫堡剧院的《迷乱》岂非帝国境内即将爆发的激进革命的预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