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方法的经典案例
回顾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形成符合客观实际、体现发展规律、顺应人民意愿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和人民事业就能不断取得胜利；反之，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严重挫折。下面讲两个经典案例，一个成功的经验，一个惨痛的教训。
第一个案例，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正确掌握“实际”的关键。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是搞调查研究的典范，他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可谓是调查研究的经典案例。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湖南读书时，就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这个认识成为他毕生的理念和重要的方法。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军阀的反动统治被推翻，革命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迅速掀起了一场迅猛异常的革命风暴，斗争的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和制度。在许多地方，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推翻，农民协会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面对急风暴雨般迅猛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各个阶级、阶层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间派分子发生了动摇，认为农民运动已经“越轨”“过分”，应该加以限制，等等。
关于农民运动的争论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党内来。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会议决议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严重的倾向，一是民众运动之日渐向“左”，二是军事政权因恐惧民众运动日渐向右。这“左”、右倾倘若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致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在会上，有人指责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每到一处，就邀请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召开座谈会，仔细听取他们的报告，得到大量生动、新鲜而确凿的材料。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立即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2月16日，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自己通过考察结果而纠正的几个主要错误议论：一是以“农民运动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议论；二是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是以从来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深入湖南五县进行调查的情况作了系统梳理和总结。他运用大量生动鲜活的事实材料，批驳了当时流行的对农民运动的各种指责和谩骂，说明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瞿秋白在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中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中，瞿秋白称毛泽东和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对中国的农村、农民有着深刻的了解。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深入实际调查，力图真正掌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以便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要深入实际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方法论。
习近平同志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在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专门就“领导干部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都要求我们的领导工作和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和不断加强调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失误，即使发生了失误也能迅速得到纠正而又继续胜利前进。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这既是习近平同志对调查研究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的精辟总结，也是对自己成长经历的精辟总结。
人们最熟悉的是“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乡”的故事。下党乡是福建省寿宁县最边远的山乡之一，曾经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1989年7月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领地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来到下党乡。他们头戴草帽，肩搭毛巾，顶着炎炎烈日，拿着柴刀将挡在路面的荆棘杂草砍除，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2个多小时才到达。到达后，因条件极其简陋，只能围坐在小板凳上开会，下午又进村入户深入了解百姓疾苦。参加调研的时任寿宁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连德仁在日记中写道：“这一天，乘车5个小时，步行4个半小时，开会座谈访贫2个小时，一路风尘，大汗淋漓，辛苦程度不言而喻……回到县城招待所后，许多干部才发现脚底、脚趾都磨出了血泡。”习近平同志后来用“异常艰苦、异常难忘”来形容此次下党之行。其后，他又于1989年7月26日、1996年8月7日进下党乡，协调解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三进下党”只是习近平同志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缩影。其实，早在1988年6月，他刚到闽东任职时，就从7月初至8月初走访了闽东9个县，同时顺带走访浙南温州、苍南、乐清等地。他调研和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生产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写出《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的调研报告。他指出，人们说起闽东地区往往就是五个字：“老、少、边、岛、贫”。处于这么一种弱鸟的境地，有没有可能先飞起来呢？当然有。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他从闽东的实际出发，提出“飞洋过海的艺术”，既飞，当然力图飞洋过海，要向外飞，在国际市场上经风雨，在商品经济中见世面。他领导制定了“怎样丰满羽翼”的战略规划，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确立“鸿鹄之志”，说明没有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期待飞得持久、“扶摇直上”是困难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零5个月，他自认为“人生中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福建度过的”。在这里，正是通过深入基层了解中国的国情，在不断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厚实的执政经验，其执政理念和思维方式日臻成熟，为其后登上更高的历史舞台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个案例：脱离实际的辉煌“口号”之下的大灾难、大悲剧。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口号”。一种系统的理论可能被概括成一句口号，一种伟大的思想可能被抽象为一句口号，一个复杂的行动纲领也可能被简化为一句口号。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口号”，因为口号简明扼要、朗朗上口、通俗易记，可以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引导人们去积极拼搏，创造奇迹。然而，口号一旦脱离实际，不仅会变成“空口号”，而且会酿成大灾难、大悲剧。
我们都不会忘记，“大跃进”期间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恰恰是这个响亮的“口号”导致的大灾难让人不堪回首。正是基于这种情况，1960年10月开始，党中央部署整风整社，以纠正1958年以来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6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他特别强调：“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他指出，做好工作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谈起。要情况明，就要搞调查研究。我们党有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情况明了，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就比较有力。毛泽东坦然承认，过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办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在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最近几年，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基础，凭感情和估计办事，就很难保证不出错误。毛泽东表示，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改，也请同志们从此改正。他要求全党同志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提议，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
行色匆匆，半个多世纪弹指一挥间。我们吃尽了“口号”的苦头，可是仍有许多人喜欢“口号”。比如，当前许多地区流行着“大变样”“再造”“跨越”等口号。某些地区的领导干部，面对周边地区快速发展的状况，迫于自己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压力，也处于当前考核机制对于自己任期政绩的考虑，提出了这种语言朴实、形象直观、充满煽动性和鼓惑性的口号，试图以此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引导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但是，仔细体会和琢磨一下这些口号，总是感觉带有浓重的“大跃进”色彩，脱离了当地的实际，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为了把“大变样”“再造”“跨越”的口号变成一种现实，有的地区把“大变样”仅仅局限于城市建筑物的大变样，集中力量进行大面积的拆除，甚至把在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城市地标性建筑物拆除；有的地区则动用一切行政手段进行拆迁，因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而导致各种矛盾激化，因拆迁而引发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有的地区则因为时间过于紧迫，只能边拆除、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建筑物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桥吹吹”“桥糊糊”“楼裂裂”“楼烂尾”等事件频频出现；有的地区则毫无顾忌地把一些颇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真古董”拆掉，再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去重新建设一些“新古董”。这种城市建设思路导致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短期性，城市功能设计得不合理，城市建筑风格的雷同，城市建筑物的单调粗糙，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大变样”“再造”之类口号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些东西要“大变样”，有些东西一定不能“大变样”；有些东西可以“再造”，有些东西一定不能“再造”。其一，青山绿水决不能变，这是人类生存的自然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来破坏，也决不允许再走所谓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其二，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决不能变，这是我们民族生存的精神基础；失去了它，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了精神纽带和凝聚力量，就必然会四分五裂。其三，党的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决不允许任何人打着“大变样”“再造”“跨越”的旗号，损害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
同时，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在“大变样”“再造”“跨越”的过程中是什么在变样，怎样实现变样。毫无疑问，变样是一个包括城市建筑、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人们的精神面貌、思维模式、文化素养等在内的所有方面向良性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任务极其艰巨的过程。即使搞城市建筑大变样，我们也必须首先考虑文化。现在传统文化很热，其背后是对传统文化泯灭的担忧。决不能否认，建筑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文化泯灭的重要原因是传统建筑物的泯灭。封建社会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往往伴随着一次社会建筑物的大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历年战火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我们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使许多城市面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把许多应该保留的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也通通拆除，导致许多历史古城已经名存实亡，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古城已无迹可寻。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和确定究竟什么东西要“大变样”，什么东西要不变样；该变样的一定要尽快彻底大变样，不该变样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去变样；什么东西要“跨越”，什么东西不能跨越，积极探索如何选择和培育我们的城市文化，怎样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来展示我们的文化，怎样在城市建设的每一个细节上体现我们的文化，决不能把“大变样”类的口号简单化、庸俗化、片面化。
应该肯定，中国要“大变样”，要“跨越”。这类口号的提出，体现了一些领导干部想干事、要干事、敢干事的魄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犯错误多数是因为“左”，即抱着一腔热血，满怀热情，结果却适得其反，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血淋淋的教训。谁又能够保证，我们在“大变样”口号下搞起来的建筑物，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后人又以“大变样”的口号来拆除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在城市建设和改造的过程中，同样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全面考虑城市建设和改造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这些“口号”貌似很积极、很具煽动性，又是领导干部提出来的，所以，人们即使认识到其错误和在实践中可能导致的危害，也不能或不敢批评或纠正，结果把小错酿成大错，把局部错误酿成全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