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需要理论方法的经典案例
运用需要理论方法的经典案例是非常多的，甚至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或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今天就讲两个案例：一个正面的案例，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一个负面的案例，给我们留下惨痛的教训。
第一个案例：关注并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制胜法宝。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关注人民群众的需要，并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在延安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关心人民群众生活需要的小故事。有一个村子的妇女不生小孩。毛泽东听说后，就请自然科学院的同志赶紧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是当地的水质有问题。经过饮用水的改造，不久山沟里传出了婴儿的哭声，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还有一个事例。中央医院来到延安之后，老百姓可以去看病。可是后来患者越来越多，医院忙不过来。有人就提议，把中央医院改为中央干部医院，只给干部看病，就可以把看病的人员限制一下。当毛泽东听到汇报时很不高兴地说：改什么改？那老百姓有病了找你看，你给不给看？最后医院没有改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的最大需要是什么？无疑是土地。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龚忠武在《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说：“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农民问题，谁就能够控制农村，谁就能够统治中国，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当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就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政治上的这个诀窍，这个千古不易的中国历史规律，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
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农民贫，则国家弱；农民富，则国家强。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始终是左右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而能否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的进步阶级和阶层都提出过种种方案和主张，力图解决农民问题。然而，各种美好的愿望终成一纸空文，没有得到实现，中国农民依然遭受来自各个方面的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天起就高度关注农民和土地问题，在发动城市工人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同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带领广大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领导农民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始终不渝地奋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没收土地归社会公有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三大上把组织农民参加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192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农民书》，从四个方面分析农民所受到的逼迫，明确提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就是谁耕种的田地归谁自己所有”ih的主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过火与血的洗礼，举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大旗。1927年至1937年期间，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部分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便在这些地区开展了有计划的土地改革，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法令。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政策也作出相应调整，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减租减息的基本精神是削减封建势力，改善农民的经济生活条件，以便团结各阶层人民一致抗日。1946年5月4日，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五四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以来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大转变。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为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持，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于9月13日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正式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对于新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大解放区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规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在解放区，约有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翻了身的农民群众，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生活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他们决心保田保家，推翻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提出了“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的口号，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放区里天天锣鼓喧天，年轻人披红骑马光荣入伍，亲人眼含热泪送儿送郎争上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达880余万人次，支前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副，牲畜260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多少家庭全家出动推着一辆小车，父亲倒下了，儿子继续推车前行；多少家庭全家出动驾驶一只木船，在敌人炮弹炸起的巨浪中，曲折前行把解放军运到对岸。车流滚动，船流浩荡，民心所向，势不可挡。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几十年后，当年的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的后代们不断寻解父辈成为共产党手下败将的原因，当他们看到千百万农民自愿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热情支前的史料时，感叹不已，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胜在顺民意、得民心，而民心尽失的国民党注定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
第二个案例：卖肾买苹果手机的少年血泪。2011年春，iPhone4在全世界都受到人们疯狂追捧，也受到中国消费者的疯狂追捧。拥有苹果手机成为身份和富裕的象征。这种潮流也影响到年仅17岁还是高中生的王某。然而，家庭生活条件不允许他去购买价格高昂的苹果手机。怎么办？一天，他看到一条信息：有人愿意用5万元求一个健康的肾脏救命。王某简单地认为，正常人有两个肾脏，摘除一个肾脏，对人的正常生活影响并不大。在手机的诱惑和某些人的有意欺骗之下，王某最终下定决心到医院做了肾脏摘除手术。手术结束拿到卖肾的钱后，他不顾手术后的疼痛立即走出医院，到苹果手机专卖店购买了手机，并完全陶醉在玩手机的快乐之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腰间伤口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得不向父母述说了偷偷卖肾买苹果手机的事。其父母急忙将他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是他做肾脏摘除手术时，由于消毒不彻底而造成伤口感染，剩下的一个肾也已经感染，需要立即治疗，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
王某的父母报警后，并把安排卖肾的相关中介、手术医生等9人告上法庭。经过一年的调查取证，2012年11月底，最终法庭宣判相关人员的有期徒刑，并且赔偿原告147万多元。然而，虽然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但王某的肾脏功能因感染造成不可逆的创伤，导致肾功能不全代偿，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做透析，身体机能已经消耗殆尽，身体的器官超负荷运转，躺在床上瘦骨嶙峋，随时处在崩溃的边缘。
实际上，像王某这类事件，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只是表现方式不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需要异化。如有人不顾及个人自身条件和能力，不顾及需求客体的基本属性和功能，过度消费，恣意消费，致使消费行为由满足人的需要的快乐活动，异化成为消磨人的意志、挥霍人的钱财的痛苦过程。单纯的物质追求，导致资源的过度开发，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各种灾害频发；城市的无限扩张，土地的大量占用，带来资源、人口、管理等一系列问题；人们一味需求物欲和肉欲，抛弃了理想信念，丢掉了人格尊严，退却了神圣光环，失去对“终极意义”的追问；更重要的是，由需要异化带来消费危机，进而带来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人们成为失去精神家园的“精神漂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