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案例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学习矛盾规律可以掌握许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结合上述两个经典案例，讲三点重要启示。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
我们在工作中，是坚持独立自主精神，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困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拼搏向上；还是总是寄希望于外部因素，希望得到外部因素的援助，甚至产生一切依赖外部因素的心理，自弃自馁；这两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决不仅仅关系到工作的成败，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可能直接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袁隆平成功培育出“东方魔稻”的案例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可见粮食对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是多么重要；能否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1994年，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曾提出一个质疑：“谁能养活中国？”他认为，尽管中国的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从长远看，“中国的粮食产量不足以满足自身需要，未来中国将是粮食进口大国，这将引起世界粮价上涨及粮食供应紧张”cc。 布朗的观点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引起国际舆论的喧嚣。一时间，质疑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肯定者也有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粮食问题上，一直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积极支持科技工作者进行粮食品种的培育，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质量。袁隆平是一位无党派人士，他的研究工作始终得到党和政府的直接关心和支持。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袁隆平的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对“水稻杂交优势”的质疑、对袁隆平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在这个关键时刻，1970年6月，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袁隆平作为一个中专老师破例被请上主席台发言。他在发言中流露出愧对大家的期望，叙说了其间的艰辛和技术实现的难度。当时的省委领导华国锋听完袁隆平的发言后，专门找他谈话，鼓励他一定要继续研究下去，把杂交水稻搞成功。华国锋还向湖南省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这次谈话使袁隆平从党和国家的关怀中获得力量，抬起头，挺起胸，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政府一如既往积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工作。1991年3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湖南农业科学院考察，在袁隆平陪同下参观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欣然挥毫题写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劳动模范代表，共庆“五一”劳动节。袁隆平说，我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听完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一起为这位老科学家的奉献精神热烈鼓掌。2018年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三亚考察的第二站，就到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看望袁隆平。2020年9月29日上午，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袁隆平颁授“共和国勋章”时，两人说起了“悄悄话”。袁隆平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悄悄话”的内容。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在人民大会堂的直播现场，在数亿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一位顶级科学家关心的不是“勋章”，而是中国人民的肚子能否吃饱、能否吃好！袁隆平说：“今天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最高奖励，我们激动，这是对我们的最大鼓舞。”
“东方魔稻”对中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对此作出了回答：袁隆平发明的东方魔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袁隆平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样也降低了人口增长率。随着农业科学的发展，饥饿的威胁正在退却，他必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因此，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或者“东方魔稻之父”，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全人类带来了福音。
早在1995年8月，袁隆平在一次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中国人民不仅能完全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而且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这句话又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人，所具有的伟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出中国人依靠科技创新，不仅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要为解决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作出贡献。
这个案例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作为一项治国的根本方针长期贯彻下去。当然，贯彻这个方针，离不开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努力、忘我拼搏、百折不挠、无私贡献的精神；更需要党和政府的全力支持，包括国家发展规划的安排、精神上的鼓励和财力上的援助等。只有这样才能万众一心，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磅礴伟力。
（二）善于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中，比较了德国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和法国资产阶级及其哲学的异同。他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所谓“一样”，是带有普遍性、共性的东西，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所谓“多么不同啊”，是讲两个国家资产阶级及其哲学的特殊性和个性的东西。恩格斯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分析他们的不同。“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18世纪法国哲学家是唯物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统治的激烈斗争中受到了种种迫害，却最终把法国国王推上断头台，表现出哲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致性。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cd正是从这种“多么不同”中，恩格斯揭露了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一方面不满意于封建专制统治，表示出革命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害怕发生暴力革命，害怕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这种政治上的双重性表现为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性、语言的笨拙枯燥性、内容的迂腐晦涩性。黑格尔哲学集中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
毛泽东同样十分重视对特殊矛盾的分析。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ce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其一，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其二，每一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运动中的每一个过程中的矛盾具有特殊性；其三，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具有特殊性；其四，每一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上的矛盾具有特殊性；其五，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具有特殊性。
认识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地认识事物和正确地解决矛盾的基础。因为，毛泽东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②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自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所以，只有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才能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根据，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毛泽东提出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正确方法。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把握诸多事物的共同本质。然后，又以这种共同认识为指导，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对事物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毛泽东指出：“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③
毛泽东批评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确秩序，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三）善于认识和把握主要矛盾，确定工作的主导方向
我们都知道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的重要性。然而，如何认识和解决主要矛盾？
第一，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就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开篇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cf毛泽东认为，一个阶级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是由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以此为理论依据，他对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阶级的经济地位、生活需求、政治态度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分析，为中国革命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阶级分析的可靠保障。
第二，宏大的全球性眼光。毛泽东把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强调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界，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第三，深邃的历史性回眸。毛泽东历来喜欢阅读史书，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史学支持。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以抓主要矛盾为主线，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呈现出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核心问题。如中国自周秦以来就进入了封建社会。“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他由此得出结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cg自从19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入侵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阶级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不是将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通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就决定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ch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等；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历史告诉我们，善不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能不能够正确地抓住主要矛盾，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来说，往往直接决定着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进而决定着我们的事业是否能够顺利发展。从个人的工作来说，则往往直接决定着我们工作的成效，决定着人生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培养自己抓住主要矛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自己抓住主要矛盾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