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质量互变规律方法的经典案例
学习质量互变规律，把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最重要的是坚持底线思维方法，增强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一般说来，所谓风险是社会主体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与主体价值目标相违背的危害。从质量互变规律来说，风险是事物发展的量变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所导致与社会主体价值目标相背离的质变。风险爆发是事物发生了质变，但这个质变不是事物发展正方向的质变，而是反方向的质变，从而给社会主体造成了危害，给社会发展带来灾难。与危险相比较，风险是处于无法直接感知的、潜在的、未然状态的危害。具有以下特点：其一，风险爆发具有不确定性，就是说风险既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其二，风险的危害具有潜在性，往往隐藏在“安全”的表象之后，容易使社会主体放松警惕；其三，风险爆发往往具有人为性，就是说能否发生风险、能否准确判断风险的发生和危害的程度、能否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能否有效化解风险或控制风险的危害程度，都取决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其四，风险具有广延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都存在风险。
讲两个经典案例。
第一个案例：匈牙利事件，是指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发生在匈牙利由群众和平游行而引发的武装暴动。此事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
匈牙利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11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从苏联回国的共产党人组成。1919年3月，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匈牙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其间几经解散、流亡和改名。1944年9月，恢复匈牙利共产党的名称。1945年4月，伴随着二战的胜利，匈牙利全国获得解放。
5月，从苏联回国的党员同国内党组织召开匈牙利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员15万名。拉科西·马加什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1947年8月，匈牙利共产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22%的选票，成为全国第一大党。次年，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召开合并大会，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合并后其党员总数112.7万名，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此后，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党的主要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等人，不顾本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一味照搬苏联模式，并且大搞个人崇拜和集权政治，犯了严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不仅损害了国家的利益，更伤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感情。
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内政外交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时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纳吉·伊姆雷实施了“新方针”，开启了探索“非苏联模式化”的进程。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新方针”实施了不足两年就被迫中断。纳吉以著述的方式进一步提出以匈牙利社会主义道路取代苏联模式、以主权独立与民族平等反对苏联控制，这些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鸣。“新方针”中断后，匈牙利向旧政策复归，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随之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党内外有识之士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正在匈牙利风雨欲来之际，波兰事件爆发。1956年10月，波兰选举了主张探索波兰模式发展道路的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这个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的学生和知识分子。10月23日，匈牙利青年人举行集会，并提出要走匈牙利自己的道路，反对苏联的干涉等要求。随后，示威游行开始。当日中午12点，内务部长通过电台，播出了禁止任何公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的通告。这个通告更加引起学生的愤恨。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电台又广播取消通告，这一做法极大地增加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蔑视和不满。下午3点，上万名学生从各自的学校出发，向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的雕像和波兰将军约瑟夫·贝姆的纪念碑行进。沿途不断有人加入，人民群众的不满在聚集，事件发展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而此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格罗·艾尔诺不仅没有及时出面了解游行者的诉求，协商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相反，他于晚上8点在电台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把几十万示威群众称为“匈牙利人民的敌人”，将人们对匈牙利与苏联不平等关系的指责斥为“卑鄙的谎言、怀有敌意的杜撰”。这番讲话把示威人群的情绪由不满转化为愤怒。愤怒的结果是，人群推倒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斯大林广场上的斯大林铜像。随后示威者冲进电台，要求向全国广播他们的要求；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开始向电台大楼发起攻击，流血冲突开始了。
为了缓和矛盾和稳定局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人事做出了调整，吸纳改革派纳吉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24日中午，纳吉通过电台发表了“告匈牙利人民书”，向人民承诺：全力实现国家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彻底民主化，“走符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匈牙利道路”。1956年10月27日，纳吉宣布吸收了几位拥护人民民主的著名民主人士参加的新政府组成名单。新政府成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定性这场骚乱。10月28日下午，纳吉公布新政府宣言，认为这是一场民族民主运动，是“不久以前的严重罪行引发了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他还公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要，作出了两个有关时局的决定，一是制止流血事件，立即实行全面停火；二是匈苏两国政府将就苏军尽早撤离达成协议。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了，除了愤怒的人民群众外，有近万名刑事罪犯卷入到混乱之中，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了武器，四处打砸抢劫，制造各种惨案，杀害党员干部和军人，甚至布达佩斯市委书记也不幸遇难。最终，历时13天的匈牙利事件在苏联的两次干涉下获得平息，但也给匈牙利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和人员伤亡。据统计，共计2700人死亡，20多万匈牙利人逃到西方；大批党员纷纷退党；国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1958年1月，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6月16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纳吉随后被判处死刑，终年62岁。
第二个案例：乌坎村事件。乌坎村隶属汕尾陆丰市东海镇，是富甲一方、名闻遐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曾先后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光荣称号，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建设先进单位”。从最初的报道来看，事件发生前，乌坎村村委会几位领导干部以国家允许农村土地流转的理由，私自将村里的土地卖给承包商，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却没有给村民必要的土地补偿。当村民找领导干部询问情况时，却被哄骗搪塞。于是，2011年9月21日，村民开始组织起来进行上访，希望借助上级政府的力量查清土地买卖获利情况和领导贪腐问题。事情看来并不复杂，如果当地政府能够认真了解民意，组织专人调查情况并给予妥善处理，后续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当地政府对上访者采取了先劝阻后阻拦，甚至派出民警和警车的办法，这些办法无疑激起了民众的愤怒。21日下午，部分村民在村里及村周边企业聚集、打砸、毁坏他人公共财物和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的事件。22日上午，部分村民组织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的民警和警车。对此，汕尾、陆丰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调。与此同时，汕尾市派出工作组到陆丰督导，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回应诉求、维持秩序。9月22日晚事态平息，23日乌坎村内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然而，这种正常秩序的恢复只是表面的，因为村民的诉求没有真正得到满足。大量媒体的介入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有的媒体的错误宣传导向反而激化了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同时，有的地方政府官员按照常规思维，简单地把村民与警员的冲突定性为一场与境外反动势力勾结，并通过媒体不断渲染升级的非法事件。到11月中旬，少数村民在互联网上贴出《“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计划组织村民于11月21日游行上访，并请中外记者报道》的帖子，致使事件出现反复。随后，汕尾市和陆丰市两级党政领导干部开展全面进村入户做村民工作，使部分村民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化，24日全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然而，12月9日，村民薛锦波等五人作为“9·21”事件中打砸为首分子被刑事拘留。不幸的是，薛锦波在被关押的第三天突然死亡。官方验尸结果得不到家人的认同。这两件事情再次激起村民的强烈不满情绪，乌坎村事件被推上风口浪尖，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媒体的注意，也引起了省委和省政府的注意。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乌坎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定成立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乌坎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2012年1月15日，乌坎村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村党总支正式成立。广大村民在村党总支的组织和主持下，选举出公道正派、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村委会，以配合省工作组落实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带领乌坎村民共谋发展。乌坎村事件终于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