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历史合力”方法的经典案例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个思想的重点在于告诉我们，每个人或群体都有自己的意识和诉求；这些意识和诉求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存在分歧的，有的则是根本针锋相对的；当有一个与这些群体存在利益相关性的重要事项要进行决策时，这些意识和诉求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必定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使决策过程成为各个利益群体博弈的过程，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无数个力的平衡四边形”最终产生“合力”的过程。而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所涉及的利益群体在决策过程中都起着一定的作用，每个群体对“合力”都有所贡献，其意志不等于零；但是，任何个体或群体的意志都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更不能决定历史的命运。在今天学习这个理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探讨怎样形成“历史合力”，以便凝聚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磅礴力量。
202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的纪念年。回顾这40年的风雨兼程，不要说深圳人，每一位中国人都会有许许多多的思考和感想。讲“历史合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把深圳特区的成立和发展作为经典案例吧。
深圳前身为广州市宝安县。因当地方言把田野间的水沟称为“圳”，深圳因其水泽密布，又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深圳因为临近香港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然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困难，1962年和1966年又先后出现过两次规模性逃亡香港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和精神枷锁的束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人们迷茫、彷徨、无所适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激荡了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力图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会议提出的“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最具时代性的口号。然而，1979年春节前后，“逃港”高潮再次突如其来，史称“五月大逃亡”。因为这次“逃港”规模大，影响坏，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广东省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防止逃港、防止偷渡。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数次在边界一线进行调研，经过和逃港者的交流，他得出结论：这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如果我们经济搞好了，这些跑出去的人还是可以回来的。堵不如疏，我们应该探讨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巩固边防。 道理大家都懂，可是深圳到底该怎么发展？到底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发展？这是困扰所有人的难题。深圳“逃港”的老百姓用他们的双脚否定了我们的发展思路，新路在何方？
吴南生，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这位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和历史阅历的革命家，在1979年开始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市长。他后来回忆说，当时请了许多外商到广东来帮助出谋划策，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如搞“自由港”“出口加工区”等，认为凡是能够让广东快速发展起来的办法都可以试一试。外商的建议得到吴南生的认同，也得到省委领导的支持。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先在汕头、深圳、珠海三个地方搞试点。然而，给三个试点起个什么名字？中央会不会同意广东省的这个搞法？这个问题大家心里都没底。
1979年4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党中央汇报了他们的想法，并建议以邻近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ei“杀出一条血路”，可见邓小平当时就意识到这条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埋满了地雷，思想上、观念上的斗争会十分尖锐，开创这条新路可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这是一条值得用鲜血去探索的新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如同给深圳的建设插上了翅膀。我们这代人都忘不了的“三天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许多世界级的大企业纷纷入驻深圳建厂；大批“逃港”者开始返回深圳安家立业；很多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深圳打拼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似乎深圳每时每刻都可以给人们以惊喜，深圳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这个过程也经历着腥风血雨的斗争。有人指责深圳特区已经不姓“社”，而是姓“资”，深圳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有人面对当时因为实行双轨制而导致的倒卖计划物资、倒卖批条等经济现象，特别是出现了走私、贩毒、性交易这些已经被新中国彻底消灭的社会现象，把深圳说是外国的“租界”，甚至把这个想法直接报告给中央。有人指责当地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等等。总之，围绕着深圳经济特区而展开的这场斗争，已经不仅仅是思想领域的斗争，而且成为经济斗争、利益斗争，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大有不毁掉深圳特区就决不罢休的势头。面对这种复杂尖锐的斗争形势，广东省各级领导干部沉着迎战，据理力争，当然也采取很多必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一些谣言，果敢地以实际行动来打破。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黄赌毒等问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既有担当精神，也有政治智慧。他提出，要“排污不排外” “开窗户、打苍蝇”，这样才把那一场危机顶过去。
1984年1月，邓小平坐上南下的列车，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实地考察。据时任邓小平警卫秘书张宝忠回忆，1月24日中午到达深圳，下午邓小平便不顾旅途劳顿，会见了深圳市委书记等当地领导干部。他说：“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决定的，这次要来看看深圳特区建设得怎么样。”“你们讲，我听。”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和大家一起来到一个土地上，看着一大片正在建设中的楼群，邓小平脸上显出兴奋的神情。当听说正在施工的世贸大楼三天就能盖一层时，邓小平笑了，随口说了一句：“这就是深圳速度。”后面两天，邓小平先后考察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工贸中心、渔民新村、蛇口工业区和中外合资的华益铝材厂等地。在渔民新村，当听到全村平均月收入可达430元时，邓小平高兴地说，比我的工资还高呢！离开深圳后，邓小平把在深圳的所见所思所想凝聚为一句话，这就是他为深圳特区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次视察，不仅结束了国内要不要办特区的争论，结束了对特区的不断的批评，同时对推动全国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他很高兴地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ej他总结了深圳特区发展的经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ek针对十分激烈的特区姓“社”还是姓“资”争论，邓小平态度十分明确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按照这个标准，邓小平明确给特区定性：“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吹响了改革开放新的号角，掀起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高潮。
深圳特区也顺势而为，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40年的拼搏、40年的奋斗，其中有迷茫、有艰难、有困惑，但没有眼泪、没有退缩、没有畏惧；他们大胆探索，万众一心，负重前行，创造奇迹。昔日的小渔村终于变成了如今比肩北上广的国际化大都市。
2020年10月14日上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他要求深圳要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提高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深圳特区成立40年庆祝大会为契机，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新时代赋予深圳新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