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城一言九鼎 安国本太子无虞
有个叫娄敬的人，以戍卒的身份劝刘邦到长安建都，刘邦迟疑不决，因为左右大臣都是崤山以东的人，尤其以刘邦为核心的“丰沛集团”中的人，都是沛县人，他们不愿背井离乡去长安，大多数人劝刘邦在洛阳定都。张良说：“洛阳倒是也可以，但是地方狭小，方圆不过百里，田地贫瘠，属四面受敌之地，而关中就不同了，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只在函谷关一面驻守军队就可以稳定天下。若是诸侯安定，则可通过黄河、渭水为京师输入天下粮食；若是诸侯有变，我们也可以顺流而下，保证粮道的通畅，不怕他们掀起大浪。此所谓金城千里（极言其固）、天府之国（极言其富）也，娄敬说得对。”娄敬进言有功，被赐姓刘，称刘敬（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此人也是汉初“和亲政策”的倡导者）。于是刘邦决定迁都关中。那时，定都是一件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张良劝刘邦定都长安是占尽地利的明智之举。
张良也被刘邦带到了关中，体现了刘邦对他的优待，而他平常多病，就深居简出，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差不多待在府里，只做一些深呼吸类的健身运动，以道家养生之术为指导，清心寡欲，尽量避免俗事的羁绊。然而，将要发生的一件大事惊扰了他的清静。原来，刘邦想废了太子刘盈。刘盈是他与吕后所生的儿子，他现在喜欢戚夫人生的赵王刘如意，认为刘如意特别像他的禀性，而嫌太子刘盈孱弱无能。那个时候的传统观念是立嫡（正夫人生的）不立庶（小妾生的），立长不立幼。刘盈既是嫡子又比刘如意大，刘邦的想法接连坏了两条规矩。虽然刘邦是皇帝，然而，他的想法仍然遭到了传统习惯势力的阻挠，大臣全反对，认为这是在动摇国家的根本，但是没有谁能从根本上改变刘邦的想法（“嫡长子继承制”是传统社会重要的政治制度，这项制度十分不合理，如果这个嫡长子昏庸无能，国家就遭灾了。可除此之外，也没别的好办法了。如果废除此项制度，皇帝有几十个儿子，到底立谁？实行这个制度是不得已而为之。李世民就是被“嫡长子继承制”压得喘不过气，才发动“玄武门之变”，射死了其兄太子李建成，因为天下是他打下来的。由此可见这项制度的厉害）。
吕后吓坏了，不知所措。有人给她出主意，说留侯张良善于谋划，而且皇上对他信任有加，何不找他想想办法。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呀！吕后赶忙让她的哥哥建成侯吕释之去找张良，不想出办法就赖着不走。吕释之说：“您常为皇上出谋划策，如今他要废掉太子，您怎能不管不问呢？”张良说：“那个时候陛下征讨四方，常常困顿无助，这才用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大定，因为个人的爱恨想要变易太子，这是父子骨肉之间的家事，疏不间亲，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可又爱莫能助呀！”吕释之说：“那我不管，反正您不给我想个好办法我就不走，没日没夜地对您絮叨。”张良被逼不过，只好投降。他说：“这件事难用口舌辩白，一味强谏也不是办法，还可能适得其反，使事情变得更糟。我想出一个‘旁敲侧击’之计，不知管不管用。我记得有四位隐士，叫‘商山四皓’，陛下屡请不至。他们都是长者，嫌陛下傲慢侮下，所以就逃匿到山中，不肯为政府服务。然而陛下非常高看这几人，他也常为自己不能尽举天下贤士而懊恼不已。如果你们能舍得金玉璧帛，让太子亲自写信，语气谦恭得体一些，再找一个口才出众的辩士一同前往，应该能请出他们。他们来了以后呢，别把他们当臣下，而是以客礼相待，让这些人经常随太子入朝，令陛下看到，他必惊奇不已，要问事由。只要他知道这四个人的真实身份，这件事就会出现转机了，至于成败就看天数了。”吕释之大喜，一个劲儿地向张良鞠躬。他一路小跑到了吕后那里，把张良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于是吕后令吕释之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卑辞厚礼，把这四人请了回来，客居于吕释之家里。王守仁说，若真是隐者，必不会出山；若已出山，必不是真正的隐者。按照当时的价值标准衡量，能用钱币召来的人，也未必真是坚守道义的人士。
后来英布造反，刘邦当时正病着，此时距他去世还有约九个月，他想让太子亲自带兵去征讨。“商山四皓”合计，我们到来是为了保全太子的，如果太子带兵，这事就危险万分了。他们对吕释之说：“太子带兵，若有功则容易受到猜忌，若失败也给自己留下祸根，正好证明了自己的无能（晋文公的兄弟太子申生被派出带兵，就是一个例子。见本系列丛书之《霸主之路》）。此外，与太子同行的这些将领全是当年跟随陛下东征西讨的枭将，今天让太子率领他们，无异于使羊将狼啊！太子能有那么大的威信去统率这些人吗？他们必然不肯全力以赴，必定无功而返。而且‘母爱者子抱’，母亲受宠，爱屋及乌，孩子也必然多被其父所抱持。如今戚夫人日夜守在陛下身旁，形影不离，而赵王如意常常被抱持抚爱，陛下说‘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就是说终究不能让没出息的儿子忝居大位。这话说得相当直白了，太子之位将不保矣。你何不让吕后找机会向陛下哭诉说：‘英布是天下少有的猛将，善于用兵，而众将都是陛下的老部下，令太子这个晚辈来统领他们，必然不能令行禁止，终是不肯为用。若让英布知道这种情况，他必然肆无忌惮，大张旗鼓地杀奔京师，那就危险了。陛下您虽然有病，只要能强打精神随军出征，诸将就不肯不尽力。我知道您辛苦，但为了父母妻子和江山社稷，还请勉强自己一下。’这样说必然能打动陛下。事不宜迟，你快去吧。”
于是建成侯吕释之连夜见吕后并说明情况，吕后去找刘邦哭诉，根据四人密授的机宜超常发挥。刘邦说：“我也在考虑这小子没这本事。好吧，我亲自去吧。”刘邦亲自带兵征讨英布，群臣在京师坐守，他们送刘邦到霸上。张良生病了，但也强撑病体去见刘邦，说：“我本来应该跟从的，但我有病，实在无法成行，万望陛下海涵。楚人果敢勇猛，愿陛下先避其锐气，寻机破敌。可令太子为将军，统帅关中兵马，您也可在前线放心杀敌了。”刘邦同意张良的建议，说：“你虽然有病，但还是支撑一下，替我好好辅佐太子吧。京师的事有你维持，我也就无后顾之忧了。”那时有一个叫叔孙通的大儒做太子太傅，张良承担太子少傅的工作，都是太子的人生导师。
刘邦击败英布后，病得更重了。他更想尽快变易太子，张良的劝谏也不听。这可能是他第一回不听张良的话。太子太傅叔孙通引古论今，苦苦劝说，刘邦感其意诚，假装答应了他，实际上还是想废掉太子，立赵王如意。
一次宴会上，刘邦发现有四人跟随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皆白，衣冠甚伟，有苍松古柏之姿。刘邦感觉很奇怪，就问这是何方神圣。四人上前各报名姓，是东园公、甪里（甪，Lù。甪里为姓）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刘邦大惊，说：“我找你们很多年了，你们避而不见，为何都跟我儿子混了呢？”四人说：“陛下轻士善骂，我等义不受辱，因此逃匿。后来我等听说当今太子为人仁爱有德，恭敬爱士，天下人莫不以为太子驱驰奔命为荣，所以我们愿从太子。”刘邦说：“若是公等能一直护持太子，是我莫大的荣幸。”四人祝酒完毕，小步快速走出宫殿。刘邦在后呆呆地望着，招呼戚夫人过来，指着四人说：“我想更易太子，然而太子有这四人辅佐，羽翼已成，我也无能为力了。吕后是你的主人啊！”戚夫人痛哭不止，刘邦也悲从中来，说：“你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吧。”歌词大意是：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成，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我该怎么办呀？我能怎么办呀？刘邦一连唱了几遍，戚夫人嘘唏流涕。刘邦最终没有动摇太子，是张良之计谋，任用四人之力啊！
但司马光不太同意司马迁的观点，他认为刘邦意志坚强，不会为一时的讥议改变初衷。他是怕大臣不肯听命，自己死后赵王如意还是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才作罢，而并非因为听了“商山四皓”的只言片语改变了主意。司马光说司马迁只是爱好奇闻逸事才把此事夸大的。但此事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的。司马迁生活在汉代，这件事发生的时间离他不远，此外，以他的严谨态度，应该能多方考证。不管怎么说，张良肯定是为太子刘盈巩固权位出过大力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不能认死理。有时我们遇到问题解决不了，不妨暂停一下，换一种思路，也许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是以迂为直，以退为进。人生的事不像数学原理那么简单，两点间的距离并不一定是直线最短。想起自己以前种种可笑的行径，只从一个方向进攻，跌倒了就爬起来，再战，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个男子汉毅力倒有增强，可是付出了几年的青春。不是说锻炼毅力不好，而是说完全可以避开的困难我们就没必要硬着头皮上。转换一下思维，就可以避开这种“拼命主义”的盲动，也避免画地为牢、自缚手脚、费力不讨好的尴尬，效果也会更好些。有好办法不用又何苦呢？
李商隐的诗《马嵬》写道：“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海外九州”指海外仙山，这种提法出现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这里指唐玄宗派道士寻找杨贵妃之魂魄）。空闻虎旅鸣宵柝（tu），无复鸡人（皇宫中没有鸡，由卫士报晓）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士兵抵达马嵬时逼宫，要求处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只能照办。遥想当时七夕夜，唐玄宗与杨贵妃嘲笑牛郎不能保护妻子，而他们却发誓要生死相守）。如何四纪（指四十八年，其实唐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卢家莫愁”指普通妇人，此句是说唐玄宗贵为天子，却不能像普通人家那样，保护好自己心爱的人）。”李商隐讽刺唐玄宗因为女人差点亡了国，也对他的无奈寄予一定的同情。人生在世，总会有很多无奈。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达官贵人，就连刘邦这种千古一帝，也和唐玄宗同病相怜，只是他从国家大业出发考虑问题，而唐玄宗更像是一个多情种罢了。
陈 豨（韩信被牵扯进去）反叛后，张良随同刘邦一起出征，《史记》上说张良“出奇计”，但没有指明具体的实施步骤，应该是陈豨手下的将领以前曾是商人，张良劝刘邦用金钱收买、分化敌人一类的事，这对张良来说不过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后来他劝刘邦立萧何为相国，又与刘邦纵论古今天下大事。因为这些并非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可能只是一些战术性的实施细节，所以不做记录。张良对刘邦说：“我家世代在韩国为官，后来韩国被秦始皇所灭，我为了替韩国报仇，不惜万金之资，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于博浪沙，致使天下震动。如今我以三寸不烂之舌辅佐陛下，而成帝王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我已得遂平生所愿，死而无憾了。我愿抛弃人间俗事，跟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历名山大川，访仙问道，寻奇探幽，此生无恨矣！”于是他基本上不食人间烟火，以参禅悟道、修身养性为乐。刘邦死后，吕后感念张良在关键时刻出手相救，因此对他关爱有加，不让他过这种清苦的生活。吕后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倏忽而至，何必自苦如此。”张良不得已，又稍稍恢复俗世生活，但基本上不再过问人世纷争了。
关于张良去世的时间，有两种说法，《资治通鉴》上记载为汉惠帝六年（公元前 189 年），《史记辞典》上记载为高后三年（公元前 185 年），谥号为“文终”。而根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高后三年为留侯张不疑元年，不知是当年改元，还是次年改元。如果是次年改元，似乎应该为高后二年张良去世。暂且不管这些“疑难杂症”。最后，儿子张不疑继承“留侯”的爵位。
大家应该还记得在下邳传给张良《太公兵法》的圯上老人黄石公，他当时说十三年后他们俩还能见面，他就是谷城山（华山）脚下的黄石。后来张良与刘邦经过那里，果然看到了一块黄石，他拿回来郑重其事地供着它。张良死后，这块黄石也被安葬在张良墓旁，每年两次祭祀张良时，那块黄石也并受香火。虽然这个故事可能只是传说，但在当时人看来，这块黄石关系到刘家王朝的兴衰。这也是人们对开国元勋的一种敬仰之情吧。
关于张不疑的结局，有三种说法，《史记·留侯世家》中说，“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汉书·张陈王周传》中说，孝文帝“三年坐不敬，国除”，两者时间有差异，罪名相同，都是“不敬”罪，不敬皇帝是大罪，封国被取消。《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记载，孝文帝五年，张不疑因为谋杀楚内史，“当死，赎为城旦，国除”。也就是说，张不疑因为谋杀罪，被判处死刑。他花了大钱，死罪饶过，被罚为“城旦”（这是筑城一类的苦役犯）；废侯，封国取消。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 年）到汉文帝五年（公元前 175 年），张良的封国存在约 27 年。张良的人生很精彩，充满传奇色彩，但是子孙不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