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方法为大于细 知策略图难于易
司马迁评论道：“许多有大见识的人说没有鬼神，但却相信有一种灵异的物质能够造就人类无法解释的奇异现象。像留侯张良所见的黄石公，就相当奇怪。高祖刘邦多次遭遇困顿和失败，而在使用张良计策后总能转败为胜，这难道不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高祖刘邦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我以为其人大概是身材魁梧，容貌奇伟，谁知我看到张良的画像后才发现，他长得像个美女，与我当初想象的无异于天渊之别。孔子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也同样适合我对张良的评价。”
那时的人和现在一样都以身材魁梧高大为美，而仅看张良的外表，人们会以为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谁知他却有大才，所以不能仅看外貌就轻易给人定评。平常人往往根据对方的容貌举止来决定个人的好恶，戴着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真实、客观的评价。没有个人好恶谁也做不到，能做到的是少一点。人世间的事并不是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
张良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知道用望远镜与显微镜观察问题。如果说中国历史是一幅画卷，那么张良在秦末汉初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指导画师的角色，他对这幅画的立意构思、布局谋划、色彩搭配做了精心设计，由刘邦带队把他的构想具体实现。张良是当之无愧的“帝王师”，用现在的话说叫“总设计师”“智囊团首席代表”，可与姜太公媲美。他应该是那个时代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的人，就是说人要用“望远镜”看事物。张良的“望远镜”就是《太公兵法》或《道德经》，不管是哪部书，都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哲学让人冷静，哲学让人理性，哲学让人变得有条理，哲学让人的思维延长、心胸博大，哲学是科学中的科学，哲学是至关重要的看问题和办事情的方法，没有哲学思想的人根本成不了战略家，因为他不能从纷繁复杂的世事中抓住中心问题，也就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如果找不到病根，只根据发烧症状就给病人吃感冒药，是要死人的，因为“非典”也发烧，“禽流感”也发烧。只有找到问题所在，才能找到办法，而且还必须是可操作的办法，也就是说要有现实性。很多自认为看得远却无具体、明确的实施步骤的人往往是“空想型”战略家，是“笑柄型”战略家，而张良是一个“实践型”的战略高手。
司马迁那个时代的人认为张良每计必中，如有神助，就捕风捉影地构想了许多传奇故事。张良为什么能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呢？刘邦因为心急，想舍弃宛城，西进咸阳，张良深知“欲速则不达”的道理，不是不要“速”，而是不能因为单纯追求速度而忽视根基，不能留后顾之忧。刘邦一进咸阳就按捺不住，想纵情声色，张良力谏，而且“约法三章”的实施，他也应该参与其中。他深知民心的重要，得民心者得天下。刘邦在“鸿门宴”前危急万分，项伯来送信，张良让刘邦做好项伯的工作。刘邦卑辞甘言，又与项伯结成亲家，后来项羽果然受项伯的影响放走刘邦。张良深知做好身边人的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刘邦去做汉王时，他劝刘邦烧毁栈道以麻痹项羽，又用田荣、彭越的“反项文告”激怒项羽，从而为刘邦的反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刘邦想找同盟者共同反项，在张良的指导下，他联合彭越、英布与韩信组成“战略同盟”，给项羽以致命的打击。张良深知，要想解决主要矛盾，推翻项羽的势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动员所有力量朝向一个战略目标。刘邦听从郦食其的建议，要效仿周武王搞分封，立六国之后共同抗楚，张良及时让刘邦收回成命。他深知，同样一种方法不可能套用在两种不同情况上，事情总有其特殊性，死板套用只会归于失败。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在封赏功臣上犹豫不决，在对待仇敌上手段残忍，张良故意危言耸听，说众将将要谋乱。其实像谋反这种大事是不会在外宣扬的，他只是趁机劝刘邦尽量保持公平，尽快解决问题，不要让人心思乱，这对王朝的稳定很有作用。刘邦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定都关中，张良深刻剖析，让刘邦心服口服，决定定都长安。这定都之事也是影响深远的，说明张良眼光独到。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张良知道，要想改变个人的好恶十分困难，一味强迫适得其反，只有采用迂回战术，方可事半功倍，结果事情确实按照既定目标推进。这些都体现了张良的大智慧。
同时他也能用显微镜看问题。用显微镜看问题主要表现在体察人心与人性上，也就是通过细小问题看出本质。他遇到刘邦就能看出刘邦的潜质，当真不易。那时刘邦纯属一个小人物，没地位，没家世，没文化，甚至还有许多不堪入耳的寒碜事，但张良看出刘邦非凡人。这也确实是一种本事，他确实是“得遇其主”，刘邦对他言听计从。看事情就是这样，都已成事实，我们再来评价，就根本不算什么，只有在尚未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时，能够预测其发展趋势，才能算本事。韩信要自立为王，刘邦大骂。张良深知，在无法掌控局势时不要树敌过多，而且韩信既然敢打这个报告，就说明他心中已有定见，这时若打击他，就是自损臂膀，莫不如做个顺水推舟的人情。
张良为刘邦的帝业立下汗马功劳，但他却深知刘邦与吕后为人自私残忍（吕后更狠，后文还有介绍），所以他谦虚退让，坚辞厚赏。比如刘邦让他在齐地自选三万户的封赏，他坚决不要。这固然与他的学识和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他深知刘邦外表豁达、内心忌刻的本性，这恐怕也是帝王的通病。他的智慧让自己进退自如于荣华富贵之中，所以才长久。从这一点来看，他有范蠡的明智。正所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
司马迁说张良“无智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这是什么意思呢？张良应是深得道家之精髓。《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却无所不包，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强调大智若愚，要不显山不露水，所以说“无智名，无勇功”。也就是说，表面上没有轰轰烈烈，暗中却积蓄力量，在要紧时刻迸发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修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说张良“图难于易，为大于细”，我的理解是把一个比较难于实现的大目标分解成许多可以操作的具体行动，这样事情就显得容易多了，然后把这些事一件一件、一步一步地解决掉。细节决定成败，这些问题得到了逐步的解决，目标也就容易实现了。所以我认为，张良的足智多谋表明他是那个时代能够用好辩证法的实践家。
当然，对张良的评价也并不都是赞美之辞，有人说他的行为属于明哲保身，许多功臣被冤杀时也没见他有解救行动。这也不能完全怪他，有些是传统政治制度惹的祸，他也未必能找到解决之道。对君主和功臣来说，要想化解他们的矛盾，只有改变人性。让皇帝放弃巩固皇权的努力和让功臣放弃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荣华富贵，都无异于与虎谋皮，怎么可能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张良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战略家，无愧于“初汉三杰”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