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已举梁王必死 欲加罪何患无辞

有四五年的时间相安无事，到了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秋，陈豨（xī）谋反，刘邦亲自带兵攻打，驻扎在邯郸，并向梁王彭越征兵。彭越称病，只派部将带兵去助战。刘邦大怒，派使者责备他（这种情况和项羽征讨田荣时英布的处境相似）。彭越这回害怕了，想要亲自谢罪，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情讲清楚，说明自己并非敷衍塞（sè）责，不服调度，而是确实有病。有一个叫扈辄（zhé）的人说：“大王刚开始时不去，见皇上责备再去，这是自投罗网。您说自己有病，为什么现在能坚持去见？说谎了吧，这样越描越黑，去了肯定被擒。皇上疑心已起，怎么解释也是没用的，莫不如发兵反了吧。”彭越不听，但也打消了当面谢罪的念头，继续称病。

这时却节外生枝发生了一件事，他的太仆（掌管车马的官）办砸了事，彭越大怒，想要斩了他。这个太仆就逃到刘邦那里，诬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刘邦派出“侦缉队”假扮使者突袭彭越。彭越浑不知危险的到来，被逮了个正着儿，押到了洛阳。主审法官认为“反形已具”，即他的行为已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要按律处罚。其实这“反形已具”可能就指扈辄劝反，彭越没有杀他罢了，再也看不出别的什么反叛苗头。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借口总是能找出来的，玩文字游戏都能玩死人。刘邦倒没杀他，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贬为庶人，成了平民百姓，并且把他流放到蜀地。

彭越在西去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扫帚星”，谁呀？刘邦的老婆吕后，她从长安来，想到洛阳去，所以遇个正着。彭越一见吕后就把她当成知心的人了，自言无罪，委屈得涕泪交加，想请吕后吹吹枕头风，美言几句，希望回到故乡昌邑定居。吕后满脸堆笑，一口答应下来，说那你再跟我回洛阳吧，我去求求皇上。吕后一见刘邦，马上让这件事变质了，她说：“彭越是壮士，英勇无敌，如今只把他迁往蜀地，也是留下祸根哪。一旦他的旧部兴风作浪，也不好控制，莫不如趁早杀了他落个清静。我把他带回来了。”于是吕后授意彭越的宾客告他又想谋反，“司法部部长”心知肚明，向刘邦请求按谋反罪惩治。彭越被夷灭三族，其封国也被废除了。这次更狠的是把他剁成肉酱分赐给诸侯。当这个东西送到英布那里时，就逼反了英布。韩信、彭越、英布这三个功高盖世的异姓王，被刘邦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了。

司马迁评论道：魏豹、彭越二人虽然出身微贱，然而战功卓著，有席卷千里、喋血江湖的豪迈，以至南面称孤，成为一方诸侯，名垂青史，也算难能可贵。他们心怀二志，怀反叛之心，失败后没有自杀明志，反而甘愿被捕，宁肯忍受任人宰割的耻辱，这是为什么呢？即使只有中等才智的人尚且以这种品质为耻，何况是诸侯王呢？这没有别的缘故，只是智慧谋略超人一等（智略绝人），唯恐不能保全性命罢了。他们深知身体是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留得有用之身，一时卑躬屈膝也不以为耻。只要能再次抓到一点机会，他们又能掀天揭地，再起风云。他们只是为了能再次施展抱负，所以被俘虏、囚禁也镇定自若，没有激于一时义愤而杀身成仁，这是需要有大器量的。

据我的理解，司马迁在评论魏、彭二人时对其一生的功过一笔带过，而是浓泼笔墨于二人隐忍苟活的深层原因，这是用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在发泄自己胸中那股愤懑（mèn）之气呢。汉武帝时名将李陵因后方供应不足，弹尽粮绝，为保存有用之身投降匈奴。我也认为凭李陵的刚强未必不能自杀殉国，他应该是别有所图。只要匈奴爱惜才干不杀他，他就一定能再寻时机重为大汉朝效力。而且这次行动中军事统帅李广利也有很大的失误，造成李陵孤军深入，以五千步兵对阵匈奴八万精锐，确属情有可原。

李陵的投降信息传到朝廷后，其他人纷纷落井下石，把过错都推到李陵身上，而司马迁与李陵根本没有私交，只是出于公心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大怒，把他投入监狱，最后判为宫刑。司马迁认为这种刑罚让人羞耻到了极点。士可杀不可辱，以司马迁的性格他本来应该自尽雪耻的，但那时《史记》正在创作中，他才忍受屈辱，没有为一点小的名节就自杀，而是完成了这部伟大著作，名显后世，所以有“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他要死得壮烈，完成著书心愿，成就千秋万世之大名，但他又说“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一般的凡夫俗子、麻木不仁之辈又怎能理解这种气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