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为而民自化 不折腾萧规曹随

曹参在微贱时和萧何关系很好。前面提到，在论功行赏时，两人产生了一点过节。一方面，刘邦明察秋毫，看到了萧何无人能及的隐性功劳；另一方面，刘邦想抬高萧何，打击军功集团，而军功集团以曹参为代表，他历经七十余战，出生入死。最后的结果是萧何当上了中央的相国，曹参只当了诸侯国的相国，这不应该是个人的恩怨，但还是引起了不快。萧何在刘邦死后第二年去世，他病危前汉惠帝去问继任者的人选，萧何力推曹参，显示了自己的大公无私，曹参也当仁不让地做起了汉朝政府的第二任相国。

曹参完全遵守萧何定下的规章制度，不做任何变更。他在挑选自己的政府班底时，只选择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如果有喜欢咬文嚼字、沽名钓誉、过于苛求细枝末节的，就把他们赶走。曹参这个相国做得可是比较潇洒，日夜喝美酒，朝廷上比较正统的大臣看他不太治理相国事，就上相府劝谏，刚客套几句想要转入正题，就被曹参生拉硬拽地请去喝酒。来客刚想进言，他就劝酒，直到来客酩酊（mǐnɡ dǐnɡ）大醉，他们终究没有机会说出口，后来就习以为常了。当时相府的后园外是“吏舍”，一说为官吏的宿舍或住处，应是高级官员集中居住和办公之地。“吏舍”的官吏也是“白日放歌须纵酒”，喝醉了大呼小叫，相府中的官员非常反感，但是他们也管不了。于是“聪明”的人就怂恿曹参到后园游玩，其实是想让他管管。曹参竟然命人在后园摆酒，痛饮之后与“吏舍”的醉鬼高歌呼应，真是欢喜冤家，让相府的官员无可奈何。

曹参看见人有小过错，不但不追究，反而为其隐瞒，一时相府也无事。可是外人无法理解曹参的所作所为，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嗜酒如命、不干正事的相国。这个疑问首先在汉惠帝的心中产生，他以为曹参是轻视自己，因为他此时才二十岁左右。当时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是中大夫，汉惠帝就对曹窋说：“你回家后，私下里试着问你父亲：‘高皇帝刚刚去世，当今皇帝还年轻，您身为相国，整日饮酒，无所事事，也不向皇帝请示汇报，相国依据什么治理天下呢？’但是不要说是我问的。”曹窋在大礼拜时就回家了，趁机以自己的名义把汉惠帝的意思说了。这让曹参十分恼怒，他打了曹窋二百鞭子，说：“赶快进宫侍奉皇上吧，国家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

等到上朝时，惠帝责备曹参：“为什么惩治曹 窋呢？是我让他劝谏您的。”曹参摘掉帽子谢罪说：“陛下自认为在英明神武方面和高皇帝相比怎样呢？”惠帝道：“我怎敢和高皇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您看我和萧何比谁更贤能呢？”惠帝道：“您好像赶不上萧何。”曹参说：“您这是实事求是。正是因为高皇帝和萧何的出类拔萃，才建立了国家，这种杰出人物制定的典章制度没什么不合适的，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们众人忠于职守，依据法律把既定的政策落实下去，不亦乐乎？”惠帝说：“好的，您不用说了。”三年之后，曹参在相国职位上去世，儿子曹窋接任平阳侯。老百姓歌颂曹参说：“萧何制法，整齐划一；曹参继任，谨守勿失；清静无为，百姓安宁。”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当时，这个词有积极意义，现在成了“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代名词。

有时，我们一提道家就和放任自流、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一提法家就和苛刻严峻、残忍好杀联系在一起，一提儒家就和思想僵化、呆头呆脑联系在一起，一提中庸就和明哲保身、好好先生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否定之否定，打破思维定式。中庸讲究“度”，我认为就很合理，“矫枉过正”只能发生在非常时期，否则，不是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吗？物极必反，得不偿失。我们应该有兼容性，汲取百家之长。

其实孔孟之道中很多是可以变通的。孟夫子一方面说“男女授受不亲”，要避嫌；另一方面又说“嫂溺施以援手”，就是说嫂子掉进河里了，就不要想什么“男女大防”了，要赶快救人。他怕他的徒子徒孙一根筋，所以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进行了极好的结合。我们之所以有问题，不是学经典学错了，而是我们自己没有掌握精髓，只是削足适履、邯郸学步罢了。道家思想在汉初占统治地位有五十年左右（最起码名义上是这样。其实，即使在这段时期，也有法家的精髓。有人说，即使汉初也是“外道内法”，这是合理的），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修复百姓因长期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和发展社会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清静无为的思想后来也有纵容的意味。“七国之乱”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原因，但不能不说姑息养奸也是原因之一。如果在汉文帝时能够妥善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形势也未必真就发展到后来的样子。这只能说施行的人没有把理论运用好，而不能说理论和统治思想是错的。

司马迁评论道：曹参在打天下时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攻城野战之功，是因为和韩信并肩战斗。后来韩信被杀，曹参的功劳显得更加突出，而且拥有美名。曹参当相国时，主张清静无为，遵守规律，让刚刚摆脱秦朝严刑苛法的百姓得到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天下都称赞他的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