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地皮饮鸩止渴 保后勤拼命筹钱
我们以十年的刻度为准，从财务角度来看看汉武帝的政策给当时的国家财政和平民百姓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我们得不到汉武帝时期的财政收支记录，但是《汉书·王嘉传》中的一条记录可以做参考：“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都内钱，指都城内府所藏钱。都内，也称大内，汉代京城内的府藏。这部分钱应属于国家财政。
《汉书·宣帝纪》中应劭注解：“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也。”也就是说，水衡钱和少府钱属于皇帝私人账户的存款。少府比较知名，大多数人都知道，秦开始设置，掌管山海地泽之税，以供宫廷之用，是皇帝的私府长官，兼管皇帝衣食、器用、医药、娱乐、丧葬等事宜，汉朝沿置。少府位列九卿，银印青绶，秩中二千石。
水衡钱，也是皇室储藏的钱，由水衡之官所掌管，因此有此称呼。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开始设置一官职，叫水衡都尉，掌管皇家上林苑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银印青绶，秩二千石。
汉武帝之后是汉昭帝（公元前 86—公元前 74 年）、汉宣帝（公元前 73—公元前49年），然后才是汉元帝（公元前48—公元前33年），也就是说，在汉元帝时，经过汉昭帝、汉宣帝两代的积累，国家财政有四十万万，水衡钱有二十五万万，少府钱有十八万万，总计八十三万万。由此反推，汉武帝当政初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一定能超过这个储蓄量。
但是，看一下汉武帝的花费，只选择《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中的几个明确记载，就能知道当时的国家财政压力有多大。汉武帝只考虑做事，没有多少金钱观念，为了达到目标，不惜代价，当然，他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很少受到影响的。
（1）解决两越问题、通西南夷、筑朔方城、巩固边防、经营西域、兴修水利、救助灾民、大兴土木、求仙访道、封禅泰山、个人享受等，每一项开支都十分浩大。
（2）最大的开支还是军费和犒赏将士与招降纳叛的费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六将军大败匈奴，获首虏一万九千级，汉武帝赏赐将士“黄金二十余万斤”。黄金一斤值万钱，那么这一次赏赐折合铜钱二十余万万。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年），花费“凡百余巨万（一百多万万）”。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漠北大战之后，“赏赐五十万金”，折合五十万万钱。以上还不算损失的战马、消耗的后勤和抚恤阵亡将士等费用。
（3）《汉武帝传》中做了一个统计，到元狩四年，只统计几笔大的花费，总计支出至少二百七十万万。
因此，汉朝“财政部部长”（大司农）多次说：“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当汉武帝的“财政部部长”，可不是一件轻松的差事。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汉武帝开始进行各种经济改革，千方百计地增加财政收入。
（1）盐铁官营。盐是高利润产业，铁是当时的高新技术产业。
（2）均输与平准。国家垄断商品的运输、买卖、价格等。
（3）酒类专卖。酒类由官商垄断经营。
（4）算缗（mín）与告缗。缗，穿钱用的丝绳。缗钱，用缗贯穿的钱，即贯钱。算缗，指国家征收的财产税，是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车船所有者征收的工商税或营业税，除车船外，以缗为征收单位，一贯千钱为一缗，因此称为算缗钱。告缗，简单说是没收偷税漏税者的财产。元狩四年，即漠北大战那年，实行算缗钱政策，规定各工商业者将资产折算成缗钱数向官府呈报。也就是说，先自行申报财产，然后官府根据申报的缗钱数，按照一定的税率征收税款。商人和高利贷者每二缗（2000钱）征收一算，一算120钱，征收比例为6%；手工业者每四缗（4000 钱）征收一算，征收比例为 3%。如果隐匿不报，或者申报不实，一经查出，罚戍边一岁，并没收其缗钱。缗钱指总资产，包括奴婢、土地、财物。有能检举告发者，以没收缗钱的一半作为告发者的奖赏，谓之“告缗”或“告缗钱”。算缗、告缗之法公布后，遭到多人非议，富商大贾更以隐匿财产、不予申报进行抵制。于是汉武帝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命令杨可专门掌管“告缗”之事，鼓励百姓告发，全国大兴告发之风。至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已经是“杨可告缗遍天下”。商贾中，中产阶级以上，大多数都遭遇告发，并因而破产，而西汉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通过这种办法，西汉政府对天下商人进行了一次大洗劫，钱财、奴婢、田地、宅院，都落到了西汉政府的手里，以便弥补财政亏空。这种政策的影响面非常广泛，扰民至深。
（5）卖爵、卖官与赎罪。这虽然能解决一时之需，但是无异于饮鸩止渴，对社会的伤害是无法估量的。此项政策导致爵位贬值，吏治腐败，社会风气败坏，秦国商鞅变法时坚决执行的军功授爵制度，到这时已经名存实亡了。汉武帝搞的武功爵，只是一种敛财的手段，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免死，使得社会一切向钱看，这是非常可怕的。
漠北大战之后，对于是战是和，西汉朝廷是有争论的。
《资治通鉴·汉纪十一》记载，匈奴单于采纳赵信的建议，派使者到汉朝，请求和亲，两国睦邻友好。汉武帝交给群臣议论此事。有的说应该和亲，有的说要趁机使匈奴臣服。丞相长史（丞相的属官长史，是丞相的重要助手）任敞认为，匈奴经历漠北大战之败，处于困境之中，应该趁机使之臣服。于是汉武帝派任敞出使匈奴，转达这个意思。单于大怒，扣留了任敞。
博士狄山是和亲派的代表。汉武帝问张汤，对狄山的意见怎么看？张汤说，狄山是愚蠢的儒生，不知天下大势。狄山反击道：“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大致是说：我确实愚蠢，但我对君主的忠诚是真实的，不像御史大夫张汤，他的所谓忠诚，是依靠诈术伪装出来的。此时，张汤是汉武帝身边的红人，而且坚决支持汉武帝的一切决策，不论对错好坏。因此，狄山这句话让汉武帝很生气，感觉这是在讽刺张汤，也就是讽刺自己用人不明。这就像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汉武帝认为这是在讽刺贰师将军李广利不会用兵，进而讽刺自己照顾外戚一样。
汉武帝就问：“我让你掌管一个郡，你能阻止匈奴的入侵吗？”狄山说：“不能。”“掌管一个县呢？”“不能。”“掌管一障（要塞）呢？”狄山一想，如果再说不行，自己肯定就要被交给司法官吏处置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说：“能。”
于是，汉武帝让狄山去守一个要塞，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把狄山的脑袋砍了下来。从此以后，群臣恐惧，无人敢违抗张汤的意见，而张汤的意见基本上就是汉武帝的意见。这一次的敲山震虎，让和亲派彻底闭了嘴，有机会还是打吧。
博士，不是学位，是官名，通经学，掌议论，秦朝设置，汉沿置，隶属九卿之一奉常（太常）。如果国家有疑问，博士参与政策讨论，掌承问对。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前，博士治各家之学，此后只设儒学一家。
狄博士的遭遇，让我想起秦始皇时代的博士淳于越，当时，也是开政策辩论会，主要是讨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利弊得失，淳于越为了秦始皇好，强调了分封制的优点和郡县制的缺点，结果触怒了郡县制的坚定支持者李斯，最后辩论会慢慢走到了“焚书坑儒”的邪路上。其实，完全可以把这个问题限定在政策辩论和学术讨论的范畴。凡事都是各有利弊的，没有必要把反对意见一棒子打死。吸纳反对意见，往往可以使自己的决策更科学、更有艺术。
博士狄山和博士淳于越、张汤和李斯、汉武帝和秦始皇，这几对人物正好可以一一对应。
汉武帝和秦始皇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置反对者，汉武帝的方式有一种恶搞的成分，他赶鸭子上架，让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拿刀去前线，从而让狄山意见的支持者闭嘴。
这也导致政策转变的时机再次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