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受辱贯高求死 高祖婿战战兢兢
在刘邦登基之后五个月张耳病逝，谥号为“景王”，其子张敖继位为赵王，刘邦与吕后生的长女鲁元公主嫁给张敖为妻，张敖成了刘邦的乘龙快婿。但是当刘邦的姑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邦有一次路过赵地，就去女儿女婿家做客，赵王张敖一看刘邦来了，执礼甚恭。他这么做，于公是君臣，于私是翁婿，按理说态度谦卑一些也没什么错。但刘邦这个人大家知道，说他傲慢无礼吧，他和看门人都能打成一片；说他谦恭下士吧，连边儿都沾不上。他当个小小亭长时就爱欺侮人，一旦得志更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史记》上说他“慢而侮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这个缺点往往容易招人怨恨，甚至连他对人的好都容易被一笔抹杀。
他在张敖面前更是毫无顾忌，“箕踞詈（sì），甚慢易之”。“箕踞”指叉着腿坐着，这在那时是相当不礼貌的坐姿，若是对长辈、上级也这样，是大不敬。“詈”指骂，也就是说他一喝酒就忘乎所以，没把女婿张敖当外人，骂他就像骂自己儿女一样。张敖倒是受了，可赵国相国贯高、赵午等人却不干了。贯高、赵午六十多岁了，都是和张耳出生入死的江湖豪客，任侠使气，在当时的社会上十分有名气，现在保了少主张敖。那个时候人特别讲气节，讲究“主忧臣辱，主辱臣亡”，就是说自己的主人受到侮辱了，当下属的宁死也要替他挽回这个颜面，否则生不如死。
这时他们就说，我们赵王太软弱了，他们劝张敖说：“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谁说有什么天命使然。今大王对皇上恭谨，而皇上无礼之极，请您发话，我们要宰了他，接着我们图大事。”张敖一听大惊，为表自己的诚意把手指都咬出血了。他说：“你们这话就大错特错了。我父亲兵败国亡，幸赖陛下支援得以复国，德流子孙，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拜陛下所赐。人岂能忘本，愿你们再也不要说此类话。”贯高、赵午等十余人互相商量道：“我们大王是忠厚长者，不忍背德，但我等义不受辱。我们只是怨恨皇上侮辱我家大王，所以才要杀他。这是我们臣子的职责，为何要拖大王下水？若事成归功于我王，事败我们独立承担。”
过了一年，刘邦经过赵国柏人县（故治在今河北隆尧西），贯高等人把刘邦将要歇息的馆舍墙壁凿空，里面安排好杀手，准备伺机刺杀刘邦。刘邦本来是要在那里休息的，但多年的战斗生活培养了他的第六感，他心中一动，问县名是什么，手下答道：“柏人。”刘邦说：“柏（通“迫”）人者，迫于人也，不祥。”就没有在那里停留，而是继续前行。他因此逃过了一劫。
又过了一年，贯高的仇家得知他们的密谋，就上告到刘邦那里，赵王张敖和贯高等十余名谋划者都被抓了起来。那十多人都急着自杀，怕到长安受尽折磨和屈辱。他们在策划这件事时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已做了“大不了就是个死”的思想准备。唯独贯高大骂道：“你们这些混账东西为什么要自杀呢？赵王并没有参与其中，可是也受了株连。若你们都死了，谁能证明赵王是清白无辜的呢？那时变成了死无对证，我王必死无疑。”刘邦下诏说让赵王单独前往，群臣宾客有敢相从者祸灭三族，可贯高与宾客孟舒等十余人都剃光了头发，以家奴的身份与张敖一起坐囚车到了长安。贯高到了之后被投进监狱，狱卒严刑逼供，打得他体无完肤，可他一口咬定：“就我们这些人参与了，赵王实在是不知情。”再打，还是这一句话，其硬汉行为令人敬畏。
张敖的丈母娘吕后多次向刘邦求情，说有女儿鲁元公主在，他决不会做谋反的事。刘邦怒道：“假使张敖谋反成功拥有天下，还缺少像你女儿这样的女人吗？”不听。掌管刑狱的廷尉把贯高的表现和供词向刘邦汇报了，刘邦也非常感动，说这真是铮铮铁汉，我也不忍心再让他受刑了，有谁和他有交情，去和他唠唠家常，套问他一点心里话。中大夫泄公说自己和贯高是老乡，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刘邦就让他持皇帝节杖去见贯高。泄公问贯高：“赵王张敖真没有参与密谋吗？”贯高说：“爱自己的父母妻儿难道不是人的本性吗？如今我犯的是祸连三族的大罪，赵王再亲也无法和我的家人相比。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是活生生的人，在这种危急关头，难道我真的是铁石心肠，对家人将要面临的灭顶之灾无动于衷吗？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让我血口喷人，诬陷好人哪。我们赵王是忠厚长者，他实在不知谋反一事，确实是我们几个的密谋。愿泄公原原本本地把我这番话转述给陛下，我感恩不尽！”贯高真是善于辞令，从人情世故出发来说明自己并非不近人情，不是在刻意隐瞒什么，而是实话实说。泄公一汇报，刘邦果然把赵王张敖放了。
刘邦看重贯高敢作敢为的品格，就让泄公把自己放了张敖的事告诉他。泄公对贯高说，张敖已无罪获释了，贯高大喜，问：“我王真获自由了吗？”泄公回答：“确实如此，而且陛下非常看重足下，认为你是条汉子，他连你也赦免了。”贯高喜悦的眼神中飘过一丝忧伤，他说：“我之所以没有自行了断以谢天下，就是要为赵王辩白，言其不反，而今我王已性命无虞，我责任尽到了，虽死无恨。我作为人臣，背负谋反恶名，有何面目再见皇上！即使他不杀我，我难道无愧于心吗？”遂自杀。当此之时，贯高名闻天下。其实赵王张敖也并非完全不知情，之前贯高等人已透过口风，只是张敖不同意罢了，若要责问他知情不报，也能要了他的命，但最后他竟然得以全生，都是贯高的硬汉精神救了他。
张敖被放出来了，但王位是保不住了。因为他的老婆是鲁元公主，所以他仍然被封为宣平侯。刘邦敬重赵王那些不顾身家性命、誓死效忠其主的宾客，他们或被推举为郡守，或被保送到各诸侯国成为相国。到了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时代，这些人的后代应该都是高级官员了，他们的年俸禄全都是两千石。
张敖在高后六年（公元前 182 年）去世，谥号“武侯”，那时正是吕后当政时期，她没有遵守刘邦“非刘氏不得称王”的遗嘱，封张敖儿子张偃为鲁元王，因为他的母亲是鲁元公主。鲁元王孤弱，亲兄弟少，吕后又封张敖和其他姬妾所生二子：张寿为乐昌侯，张侈（shē）为信都侯。可见吕后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女婿的。吕后死后，刘氏重新整顿朝纲，鲁元王、乐昌侯与信都侯都被废掉。汉文帝即位时，复封原鲁元王张偃为南宫侯。
司马迁说：世人称赞张耳、陈馀贤德无比，即使他们的下属也无一不是天下俊杰，都取得了卿相之位，这是颇让人赞赏的。然而，张耳、陈馀在贫贱时指天发誓，要信守道义，虽死不顾，但等到富贵时却争权夺利，反目成仇。为何贫贱时能互相倾慕、真诚相待，而后来又拔刀相向、势同水火呢？这难道不是“势利交”吗？虽然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此种交友态度与古之贤者相比，真有如天渊之别，诚可叹息！
张耳、陈馀两人由矛盾冲突转变为恩断义绝，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老祖宗教导我们说，人莫要轻言。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不是不让人说，而是不能随便说，不能随便承诺。承诺就是债务，一定要承担责任的。
张耳与陈馀当初指天发誓要同生共死，两肋插刀，这是一种庄严的承诺，是要用行动来证明的。张耳被困巨鹿时心急如焚，朝夕盼望陈馀出手相救，而陈馀却按兵不动，长达几个月之久。如果陈馀当时拼尽全力但不能奏效，张耳也不会过于怨恨，可他连试都没试就说自己不行，这难免让张耳心里不平衡。当时也有其他人持观望的态度，但张耳无权责备人家，而陈馀就不同了，于公他是当时赵国的大将军，理应奔赴公家之难。如果二人仅是这种关系，张耳还不会太想不开，因私废公的也大有人在。偏偏于私他俩是结义兄弟，曾慷慨陈词，也曾共度危难，但在最需要的时候，陈馀却闪了，这是最让人伤心的。所以亲密的关系也是一把双刃剑，支持你时，不遗余力，伤害你时，刀刀要命，这就是辩证法。为什么有歌词说“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有两个成语说明这个问题：求全责备和求全之毁。因为关系好，所以就要求完美无缺，而这种过分的苛求又最易产生不满。一旦认为对方过于自私，与自己的付出形成反差，就最易产生心理落差，一有落差就会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是招怨的根苗。如果是普通人，心中的怨恨就不会如此强烈，最怕的是所谓的“刎颈交”“生死交”。陈馀对张耳来说就是如此。其实，张耳也有求全责备之处，当时他儿子张敖也带兵驻扎在城外，也不敢冲锋，可他不责备自己的儿子，而是对外人严格要求。然而，陈馀有一个非常离谱的借口，让人不齿，那就是陈馀说自己保存实力是为了在张耳死后给他报仇。这句话更让人生气。张耳活着时陈馀都眼睁睁地不管，张耳死后谁知道陈馀会怎么做？人一旦心疑，怎么解释都是白费口舌。张黡、陈泽确实不是陈馀杀的，但张耳根据陈馀的表现就是不信，这种由猜疑产生的心理裂痕最难弥合。我们难道没有同样的经历吗？感情和交情不是说出来的，而要放在实践中去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