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朔方高光时刻 无止境战火连绵
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到元狩四年漠北之战这大约十一年中，汉武帝依托强大的战争动员能力，指挥将士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战，给匈奴以惨重的打击，夺取河南地、河西地，控制漠南地区，累计斩杀、俘虏匈奴军约十八万余人，招降昆邪王部四万余人，共计约二十二万余人，并导致匈奴损失二三百万头牲畜，这对匈奴的打击是致命的。但是，汉朝也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几万将士和二三十万匹战马埋骨于大漠深处。《汉武帝传》记载，动员的兵力累计上百万次，用于转输的民工达二三百万人次。打仗就是打钱，“文景之治”期间积累的财富基本消耗殆尽，因此，在战争持续期间和此后，汉武帝考虑的问题主要就是——弄钱。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盐铁专营政策，扩大汉朝国有经济的垄断能力，目的就是从诸侯、贵族、商人、百姓身上榨取钱财，主要用来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
漠北之战后，匈奴大伤元气，没有能力和汉朝抗衡，而汉朝也需要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并消化胜利成果，因此，汉匈双方进入了第三阶段——休战期，即从元狩五年到天汉元年。
匈奴本来应该成为汉朝的老朋友，可是他们没有合同意识，刚刚和亲，马上又翻脸，不断地攻打汉朝，终于把汉朝这头雄狮激怒了，在汉武帝的带领下，汉朝成了匈奴的梦魇。也正是因为汉朝的文治武功，“汉”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称呼。
其实，打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了，恰到好处，但是汉武帝不满意，他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像秦始皇一样，希望自己做出的制度创新，可以延续千代万代，不需要再麻烦后代。汉武帝感觉军事威胁还在，而且匈奴没有真正臣服。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也就是漠北之战后约十年，汉武帝巡边至朔方郡（治所在朔方县，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黄河南岸），勒兵十八万骑，以示武备，并派出使者郭吉告诉匈奴单于（此时应为伊稚斜单于之子乌维单于当政）：“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结果单于听后大怒，扣留了郭吉，并把主张接见郭吉的人杀了。
郭吉作为汉武帝的代表，说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南越王的头颅已经挂在汉朝皇宫的北门下了，假如现在单于您能够前去与汉兵交战，那么汉朝天子正率领部队在边境等候；假如您不能前去交战，就应该面向南方向汉朝称臣。您何必只是一味地往北逃跑，躲藏在大漠北边寒冷凄苦、没有水草的地方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话没有写到纸上，也没有提前透露，而是在面见单于时当面说出来的，结果伤了匈奴单于的自尊心。此时，虽然匈奴无力再战，但他们毕竟曾经拥有几十万精锐骑兵，横扫大漠南北，因此，让他们南面称臣，确实超出了他们的底线。然而单于也知道自己打不过汉武帝，因此，他不敢出兵袭扰汉朝，只是休养生息，并且说些甜言蜜语，与汉朝保持和亲关系。
这是汉武帝的高光时刻，此时的他年富力强，踌躇满志，体力和意志都达到了巅峰状态，只要他一声令下，整个官僚体系如同身之使臂，马上高速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汉武帝挥舞战刀的方向，就是将士们奋勇争杀的方向，几十万雄狮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时的汉武帝，是大汉王朝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两种角色的融合体，把中国历史的发展推到了一个高峰。
在汉武帝“勒兵朔方”之前，赶上霍去病去世、攻打两越、收服西南夷等事，加上没钱没马，需要进行各种修整，因此，汉匈之间没有大规模战争。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也就是汉武帝“勒兵朔方”前一年，他派公孙贺带兵一万五千骑出九原（故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秦置，为九原郡郡治所在。秦末，地入匈奴境。汉武帝元朔初年，复置），深入两千余里；派赵破奴带兵一万骑出令居（故治在今甘肃永登西，汉武帝时于此筑塞，汉昭帝时于此设置令居县）数千里，寻找匈奴主力，但都没有见到匈奴。
于是，双方基本上以派遣使者和谈为主。
其实，到此为止，汉武帝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了。此时，汉朝的国力已经到了极限。但是，汉武帝这类人永远不会遵守中庸之道，只要匈奴不称臣，就要打。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汉武帝不得不大幅度地征税，从而导致人民负担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