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节俭广施仁政 留遗嘱耐人寻味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他力行俭朴，宫室、苑囿、衣饰、车驾等物无所增加。若法令有不合情理的地方，他就下令废止以利民生。他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因此鼓励农耕，通过免除租税、出台新政策来促进农业的发展。自上台以来，他就十分关注农业问题。他曾经要建筑露台，找来工匠做工程预算，所需费用大约一百斤金。他说：“百斤金相当于十户‘中产阶级’的家产，我继承先帝留下的宫室尚且羞愧不安，为什么还要另筑露台呢？”他时常穿粗厚布料的衣服，自己宠幸的慎夫人穿的裙子后摆也不可以拖地，帷帐也不用绣金纹饰，借以显示敦厚朴素，做天下人的楷模。

汉文帝在修建自己的坟墓——霸陵时，陪葬品都用瓦器（这是当时的普通老百姓也用得起的），金银铜锡制品一概不用，不修高大的墓冢（zhǒnɡ）。他这么做就是为了省钱，为了节省民力。这都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南越王尉佗（也作尉他、赵佗）自立为武帝，与汉朝分庭抗礼（其实汉朝是南越的宗主国）。这种自立为帝的行动应该招致汉军的攻击，可文帝没有发兵，而是仍然赐给尉佗的兄弟高官厚禄，以德报怨，感动得尉佗赶忙去除帝号保持臣礼。那时汉朝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匈奴百约百叛，反复无常，说翻脸就翻脸，可文帝只命加强边境守卫，不发兵深入，就是怕兴兵之后苦了百姓。当然，许多事靠单方面的委曲求全也不是可取的，但文帝爱惜百姓生命是对的，人民是天下最宝贵的资源。他的那个堂兄弟吴王刘濞假装有病，不按时入朝拜见天子，乱了朝廷的礼法，他也没有追究，反而准许他不用来朝觐，又赐给刘濞扶几和手杖，以示尊老。当然，这个兄弟的势力也是这么培养起来的，但文帝不求全责备、不在枝节问题上死缠烂打是对的，谁能不犯错？群臣中袁盎（ànɡ）说话比较尖锐直性，不留情面，但汉文帝常常听从袁盎的意见。当然，袁盎的这种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还需要再推敲一番，可文帝知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道理，并且能身体力行，这是不容易的。在他称帝之前和他一起从代国来的张武收取贿赂，事情败露后，文帝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赏给张武，让他知道羞耻，而不是把他投入监狱。他致力于用恩德感化民众，所以海内殷富，礼义盛行，长期动乱给百姓造成的心理创伤得到了修复。

汉文帝的遗嘱颇耐人寻味，在那个时代体现了前所未有的超脱，而且还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元素。他在遗诏中说：“我听说，天下万物只要萌生，就注定要死亡。有生就有死，有得就有失，新陈代谢是天地间的规律、物质的必然属性，那么我的离世又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当今之时，世人都喜生恶死，这属于人之常情，但规律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人死去后怎样处理？有的人家迫于舆论压力厚葬死者，以至于生者家业败亡，这种因为丧事而破坏生计的办法我不赞同。我也没为老百姓做什么实事，如今因为我的逝世要牺牲老百姓的正常生活，来为我服丧，这只会让我更加惭愧，也没法向天下人交代。我称帝有二十余年的时间，托赖神灵护佑，祖先恩德，天下刀兵不起，百姓安居乐业，这已是我的非分之福。我无德无能，最怕自己有过失而使先帝蒙羞，不能善始善终，如今能寿终正寝，并且又能被供奉在高庙中，以我的才智能得到这么圆满的结果，又有什么可以悲哀的呢？请为我发布命令，只用三天为我服丧就可以了，免除其余的服孝规定。不要禁止民间娶妻嫁女或者举行其他的祭祀活动和饮酒吃肉；凡是参加丧礼的人不要光脚，孝带宽度不要超过三寸，送葬时不要陈列车驾和兵器，不要动员百姓到宫殿里哭丧；霸陵一带的山水要保持原貌，不要不经审批违法修建筑物；把宫中自夫人以下的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人都遣送回家。一定要布告天下，使天下人都明晓我的心愿。”这就是汉文帝作为一代人主的大仁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