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为政宽民富 废肉刑文帝悲悯

文帝时，先是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然后周勃辞职，陈平为丞相；陈平死后，周勃复为丞相。之前，文帝让被分封的人都回各自的领地，但很多人表示要留在中央，以辅佐皇帝。文帝认为他们不好意思先走，就让丞相周勃起个带头作用，先回封地去，这样别人才好走。于是周勃被免除丞相职位，太尉灌婴升为丞相，太尉的职权并给丞相。灌婴死后，由张苍为丞相，有《史记·张丞相列传》。

那时，分封的各诸侯王早已有尾大不掉、威胁中央的态势，但文帝一味玩柔道，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的儿子去解决，这在本系列丛书之《西汉名臣》中有详细说明，这也就是汉景帝时期最大的政治危机“七王之乱”。叛乱的缘起是晁错的削藩措施过于激烈，让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找到借口，他们提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口号，差点危及刘氏江山。其实在晁错之前，有一个叫贾谊的就已警告过文帝，无原则地宽容恩赏诸侯王，无异于姑息养奸，早晚必生乱。可能是性格使然，或时机未到，文帝明知道自己的做法未必合适，可还是未采取有效措施。贾谊就是《过秦论》这一传世文章的作者。那个时候文帝想寻仙悟道，乞求长生之术，他被一个叫新垣（yuán）平的骗子搞得团团转，后来这个人的骗局败露，这个人被诛灭三族。文帝曾经和贾谊讨论鬼神问题，两人谈了大半夜。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作过一首诗，名叫《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首诗讽刺汉文帝等帝王只知求仙问卜而不能真正识贤用贤。这也难怪，汉文帝一直就自觉不胜任天子之位，并且信奉老子的学说，以天下无事为福，有时刻意避开或掩藏矛盾，他认为这样是适宜的。

北方的匈奴在汉高祖刘邦时代就屡次骚扰边境，派骑兵掠夺汉族百姓的财物，刘邦曾经攻打他们，可是由于轻敌冒进，被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后来用了不十分光彩的手段，才得以脱逃。在文帝时期，匈奴变本加厉，文帝也派兵自卫反击。对于匈奴，汉文帝基本上还是注重外交和亲手段，以军事打击为辅，儿子景帝基本上遵循他的思路。直到他的孙子汉武帝登基，才展开对匈奴的大规模作战，实行的策略就是西汉末年名将陈汤的那句响彻天地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时涌现出大批杰出的优秀将领，我们将在本篇及本系列丛书之《西汉名臣》中对此作详细的叙述。

当时汉文帝也遵循古例把自己的儿子都分封为王。在文帝称帝前替他清理皇宫的刘兴居被封为济北王后，心怀不满，起兵反叛。原来，刘邦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 201 年）时，把除关中外最好的一块地分封给了自己的庶长子刘肥。齐地七十余城，至少有六郡，或者七郡，或者更多，可以确认的是胶东郡、胶西郡、临淄郡、济北郡、博阳郡、城阳郡，可能还有琅邪郡。后来，郡的设置应该还有调整。吕后当政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运作，从齐国割走了城阳郡、琅邪郡等。在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 179 年），这些郡复归于齐国。但是，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割齐国城阳郡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割齐国济北郡封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实际上是左兜倒右兜，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自然引起齐国刘氏兄弟的不满。于是，在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 177 年），趁着汉文帝北上出击匈奴之机，刘兴居反叛，不过，叛乱没有成功，被汉将柴武（一作“陈武”）击破，刘兴居自杀。这时在世的刘邦的儿子只有文帝和淮南王刘长了，主管部门检举刘长不遵守礼法，不奉天子诏命，居住地不符合法度，出入仿效天子的仪仗，擅自设立法令，又和匈奴等外族联合预图谋反。群臣认为刘长应当被斩首，可文帝不忍心用刑法惩办他，只是废除其王号，将其流放蜀地，最后刘长病死在路上。文帝可怜他，就封他的三个儿子为王。文帝在方便的时候也回到过他以前的封地代国，召见以前的部属和故人，论功行赏，并赐给百姓牛酒。他在太原盘桓了十多天，感慨不已。

在他当政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促使他废止了肉刑。那时常见的肉刑有三种：刖（yuè）、黥、劓（yì），其中“刖”是断足，“黥”是在脸上刺文字或图案再涂抹成黑色，“劓”是割掉鼻子。刘邦时期那个英布之所以被称作“黥布”，就是因为他受过黥刑。当时，太仓县县令犯了罪，要被逮捕并押送到长安。这个县令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他被逮捕时，说道：“生子若不生男儿真是悲哀，在危急时刻光有女儿毫无用处。”他最小的女儿缇（tí）萦因为自己不是男儿而暗自伤心，可她最后还是鼓起勇气随父到了长安。她上书道：“我父亲作为官吏在齐国颇有口碑，百姓都说他廉洁奉公，处事公允，可如今只因一时失足就要遭受刑罚。可怜人死不得复生，受刑断足不能再生，即使他们想改过自新，也已经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我情愿被取消名籍，甘为官奴婢来抵赎父亲的罪过，让他有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后感叹不已，就下令取消肉刑。他说：“古时候人犯了法，只要在其衣帽上画上特殊的花纹来显示耻辱，就能惩恶扬善，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有和谐的政治环境。可如今刑罚如此严酷却仍然不能制止奸邪，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我德行浅薄和教化不明吗？若是教育方法不正确，就会使百姓愚昧，从而不知不觉地陷入犯罪的深渊。《诗经》上说‘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平易近人的君子才是生民的父母，可如今人犯了过错，还没有批评教育，就施加刑罚，人想要改行善道也无路可走了，只好破罐子破摔，更加恣意妄为，从而导致新的罪恶。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竟至断肢残体，使人终身不得复原，这是多么残忍、多么令人痛楚的做法，这样做怎能符合道义呢？快快废除肉刑。”这就是与“花木兰代父从军”齐名的历史典故“缇萦救父”。废除肉刑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极好，自不用说，但也留有后遗症，请参看本系列丛书之《秦史之谜》。

这时的汉文帝意识到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只知罚款，只知判刑，没有生动而深刻的教育，是不能解决社会犯罪问题的。要想制止犯罪，需要政府、家庭、社会、学校共同配合，执法部门肯定不能只以罚款和刑责来处理。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市场上的价格规律：抓不住我白得五千，抓住了罚掉两千，还有三千的利润。尽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有的机制是鼓励人铤而走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