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政策轻徭薄赋 开言路一代明主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也免不了成立自己的政治班底。文帝也封赏跟随他从代国前来的功臣,他说:“当初大臣们诛灭吕氏来迎请我时,我十分狐疑,别人都劝我不要来,只有中尉宋昌是巨眼英豪,劝我前来,使我得以继承皇位。我已经提升宋昌为卫将军,应当再封他为壮武侯。其他跟我来的六人都升至九卿。”其他功臣也都另有封赏。
文帝说:“我听闻古时候的诸侯国有一千多个,他们各安其位,驻守封地,只是按时纳贡罢了,民不劳苦,上下欢欣。如今列侯多在长安,离封地遥远,他们封地的吏卒为了运送给养,不但浪费差旅费,而且鞍马劳顿,沿途百姓也苦不堪言,而列侯们因为山遥路远,也没有机会去教导和管理民众,这就与分封的主旨南辕北辙了。应命令列侯各就各位,回到自己的封地。若在中央任职或受恩宠、有公事要驻留长安的,也应该让他们的太子回去代行职权。”先不说文帝这么做是不是源于战略考量,单论他爱惜民力、以民为本的思路,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后来接连发生了两次再正常不过的日食现象(月亮运转到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些自命为天子的人物总要唏嘘感叹一番,把太阳系行星运动的现象归到自己头上,认为这是上天给予的警告。文帝说:“我听闻,天生万民,然后又为此设置君主来养育和管理他们。君主如果缺乏仁德,施行政令不公平,上天就会用灾异来警示,告诉君主没有治理好国家。如今接连发生两次日食,上天对我的谴责可真是太大了。我以这微小的身躯依托于万民之上,国家的安危系于一身,我只有这少数几个辅政大臣作为我的手足,实在是孤陋寡闻,所以我要广开言路。在诏令到达后,你们全都要好好思索一下我犯下的过失,以及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不及之处。请你们不要隐瞒,直言相告,这是在提升我的德行。同时,你们要举荐贤良方正又能直言劝谏的人来匡正我的失当行为。各级官吏也要调整自己的施政理念及方式,千万记住,要轻徭薄赋以便利民众。”接着文帝又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比如撤销一部分近卫军,把自己马厩(jiù)里闲置的马匹下放给驿站使用,等等。
文帝又说道:“古人治理天下,为了使下情上达,想出了种种办法。比如,在朝廷内设有旌旗,想要进献善言的就站在旗帜下,坦言相告。还有就是朝廷内设有能让人写批评意见的诽谤木,这样君主就能听到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扩展了君主的思维,有利于君主作出正确的决策。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回答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这是说目的是什么。凭什么?这是说实现目标的现实性在哪里。怎么办?这是说要用何种方式和方法来实现。注意什么?这是说在设定目标、分析自身实力、寻找方法的过程中,要用正反两种思维方式来比较,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可如今法律中却有诽谤和妖言获罪的条款,这就使众臣不能尽情直言,君主也就无法听到过失。按照这种方法,哪能招来真正的贤良?应该废除这项法律条文,因为这只会掩盖我们自己的过错,长此以往,国家就危险了。百姓中有人相互勾结,诅咒君主,而后又反目成仇,以致互相攻击告发。官吏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百姓稍有其他怨言,也被认为是诽谤朝廷,于是遭到严刑拷打。这种因言获罪的不可胜数,弄得人人自危,民风败坏。其实这只是小民们愚昧无知所致,并非真的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因此而将百姓定为死罪,我认为很不可取。从今以后,若有人触犯这条法令,请不要治罪。”
大家看看,这个汉文帝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人物。如果每一个管理者都能时常拷问一下自己的灵魂,那么人的进步指日可待了。圣人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一个人有主动寻求进步的意愿,然后每天想三次自己的过失,就会有智慧、有思路,也会少犯错误了。一天想三次可能是圣人的标准,一般人达不到,三个月想一次总应该可以做到吧。人若不及时总结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宽于律己,严于律人”,而且自我评价都相当不错。其实,人若想最快速、最准确地知道自己真实的样子,最好的办法就是或有心或无意地从别人那里收集关于自己真实面目的信息,因为历来都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是,通常我们听到和自己相左的意见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他找我碴儿,挑我的毛病;第二反应是:他和我关系不好,不是哥们儿;第三反应是:他身上也有某某毛病,有什么资格说我;第四反应是:仔细想一下,他的意见不对,自己还是一个“英明”的、“永不犯错”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厉害人物,然后运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一番,寻求心理上的平衡。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除了死人与婴儿,人都会犯错误,汉文帝的做法是一个英明而有效的方法,改正了错误,最大的受益人是自己。而要想改正自己的缺点,避免永无翻盘机会的重大失误,那么,自己或者请求别人帮忙从正反两方面思考,可以说是唯一一个符合辩证法的方法。特别是国家大事,决策的失误往往带来连锁反应,并且要经过很长的潜伏期才能看到结果。它就像疾病一样,潜伏期内一切如常,一旦发作,绝对致命。汉文帝这种广开言路、善于纳谏的做法就是高压政治下的一丝民主因素,而且他废除诽谤罪的做法意味着集权体制下的一点言论自由,尽管微乎其微,但让人看到了一丝曙光、一线希望。“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靠堵截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因为那是使矛盾被动地完成“量的积累”,一旦形成“质的飞跃”,就了不得了。汉文帝是一个伟大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