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争雄：“原始战争”的高度发展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距今5000年前后，即古史传说中的“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中国历史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这正是传说中“原始战争”最多最激烈的时期。当时，血缘相近的氏族逐渐结成相当规模的部族集团，而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争长称雄的斗争。部族之间为了生存和征伐的需要，往往结成部落联盟，这种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已超出原来血缘关系的界限，而按地域结合。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及早期龙山文化来看，生产工具明显改进，生产力有所提高，出现了私有财产。这便激发了部族领袖攫取更大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史记·五帝本纪》对当时情况有如下描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争斗成为当时生活的主流，来自不同氏族的首领们，为了争夺部族集团中的领导权，遂发生相当激烈乃至残酷的武力冲突。胜利一方的首领登上本部族集团尊长的宝座，失败的一方则成为部族集团中的依附性氏族团体，从而加速了部族集团内部的整合进程。伴随着部族联盟的不断扩大，联盟首领的权利与日俱增，逐渐成为军事领袖。历史进入英雄时代，即军事民主制时代。
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在现今的中国版图内已形成并立的几大部族，即：生活在黄河中游地带的河洛族，以姬、姜诸姓为主；江、汉地区的苗蛮部落，主体是洞庭周围的三苗；黄河下游泰山附近和滨海地带的夷族。三大集团因为原始生产的发展，人口增殖，不断向周边拓展，互相接触和碰撞，于是战争在所难免。部落战争实际上是对生存环境的争夺，而“中国的天然环境，自古以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平原最为优良，所以古时诸族的战争，常以这一带地方为对象。”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2页。正是在中原及其附近，东夷、苗蛮和炎黄三大集团依次登场，爆发了传说时代的几场著名大战。其中最著名者是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以黄帝为首的北方部落联盟和以蚩尤为首的南方部落联盟的“涿鹿之战”，以及禹伐三苗之战。
1.阪泉之战
发生于神农时代末期的阪泉之战，被认为“是华夏集团内部两个同源共祖的远缘亲属部落间的一场争雄的战争”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相传神农氏之后，中原出现两大部落联盟，首领分别是黄帝和炎帝。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传说是有熊氏部落的代表，发祥于古漆水（发源于今陕西麟游西北的杜林），此后向东发展，生活于以今河南嵩山为中心的地区，所谓“居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炎帝姓姜，发祥于姜水（今渭水上游一带），后来不断向东发展，建立了跨有黄河上中游的庞大部落联盟。炎、黄两个部族向东发展后，活动地区相近，都要扩大自己的势力，终于发生了战争。史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卷一，《五帝本纪》）双方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最后黄帝部落获得了胜利，黄帝也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这样，炎、黄二部首先联合起来，组成了规模空前的华夏部族集团，为日后与东夷、苗蛮角逐中原奠定了基础。
2.涿鹿之战
阪泉之战后，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个部族集团。以黄、炎为核心的华夏集团沿着黄河两岸向华北大平原西部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称九黎），也在其著名首领蚩尤的率领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发展，进入华北大平原。九夷部落以牛为图腾，勇猛彪悍，骁勇善战。传说其首领蚩尤“善作兵”，是兵器的发明者，他的九个儿子，也皆有万夫不当之勇。依靠雄厚的军事力量，蚩尤征服了周围各部，势力颇为强大。黄帝融合炎、黄二族后，与蚩尤部的冲突在所难免。双方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一带）遭遇，开始了华夏与东夷两大集团的决战。传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九败，一度躲进深山，后来得玄女传授神符，遂联合众多小部落在涿鹿一带再次与蚩尤展开激战。为战胜蚩尤部落，轩辕还发明了指南车，使部众虽在浓雾中也能辨识路径，并得到女神旱魃助阵，最后大败蚩尤。战后，黄帝率部乘胜追击，直抵泰山，在那里举行了“封泰山”仪式后凯旋西归，并另立首领统率九黎部落。(https://www.daowen.com)
涿鹿之战使有熊部落所向无敌，名震中原，成为结合夷、夏诸部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轩辕的威信和权威也如日中天，被各部落共同尊为天子，号称黄帝，而黄帝也真正担负起了联盟军事领袖的职责。
3.禹伐三苗之战
涿鹿之战后，中原的华夏集团和东方的夷族集团加速了融合，中国历史进入了所谓的尧舜禹时代，也即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最后一个阶段——军事民主制时代，其主要劲敌则是南方的苗蛮集团。当时，以三苗为主体的南方民族正向北拓展。传说尧帝曾与苗民战于丹水之浦（今河南南阳地区），舜帝则一方面巩固联盟内部的团结。一方面大习武事，加紧攻势，将战场又逐次扩大到洞庭湖、鄱阳湖之间，而舜本人也于南征途中“道死苍梧”。禹继位后，与三苗进行了真正的决战。历史上称之为“禹伐三苗”。
禹帝选择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当时三苗遭遇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心惶惶。禹帝借口苗民不尊敬神灵，刑罚苛重，宣称自己正是奉了上天之命，要斩尽杀绝苗民中的为非作歹者。出征之前，禹帝又主持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祭祀天地神灵祖先，并举行了誓师大会，宣布了三苗的罪状，号召“济济有众”（庞大的军队）努力作战。关于战场情况，《墨子·非攻》曾说禹有人面鸟身的神人保佑，三苗首领被箭射中，苗师大乱，苗民被掳者不计其数。其中一部分沦为奴隶，一部分则融合到华夏族中。
这场连绵多年的战争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这就是异常残酷血腥：战败者的宗庙被夷为平地，祭祀重器被彻底焚毁，战俘及其子孙世代沦为奴隶，所谓“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国语·周语下》）。完全不再是血亲复仇或生存空间的争夺，而是对异族赤裸裸的征服。战争的目的转变为掠夺生产资料和从事阶级奴役，这意味着原始战争的终结，新的阶级社会的战争已是呼之欲出了。尤其是，征服三苗后，禹帝的权威达到顶峰，他召集各部落首领到涂山（今陕西潼关，一说今安徽蚌埠市西怀远县）开会，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方”，正式为各部落尊为领袖。在会稽召开第二次大会时，防风部酋长仅因为迟到，就被他杀掉。而且他还划分天下为九州，以便行政管理，定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从而以军事权力确立了自己的王权，被尊为“夏后氏”。
旷日持久的尧、舜、禹攻伐三苗之战，直接促进了阶级的分化和社会的进步。至此，史前时代的田园牧歌终于成为昔日黄花。原始的军事组织让位于专职的国家机器——军队，战争开始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成为解决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重要手段，战争的经济、政治性质进一步凸显，真正意义的战争出现了。进而，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国家应运而生，中国社会跨向了文明时代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