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以后战争方式的革命

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在战争指导上，有着浓厚的“军礼”传统，战争双方往往共同遵守“正大不诈”的礼义、道义原则，使本来你死我活的战争显得彬彬有礼。其具体表现是：

战争目的上的“征伐以讨不义”，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违犯周礼的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在军事行动时机上，有“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则必须在行动中贯彻“礼”、“仁”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比如，作战双方必须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列好阵，然后大张旗鼓地出师，绝不搞突然袭击，这才叫“堂堂之阵”；约束战争手段的使用，即使两国交战也相对温和，投入兵力有限，战争时间短暂。军事威慑多于会战，从而追求以战迫和的境界，致力于“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胜后“服而舍之”的宽容态度，只要对方屈服，承认周天子权威，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战争指导上的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的风气，使得当时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

春秋中期以后战争实践的发展，则改变着人们的战争观念，并直接引起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https://www.daowen.com)

就战争的宗旨而言，争夺和控制土地、人口、财富与资源，成为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而争夺霸主地位“号令诸侯”、维护礼乐秩序的争霸战争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导致战争旷日持久。最终，兼并战争中的佼佼者结束群雄并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就战争规模而言，持续时间长，过程十分残酷。随着各国相继实行封建改革，富国强兵，各国相继建立了人数众多，装备精良、颇具战斗力的新型军队。战时体制的建立以及军事力量的增长，一次战争直接参战者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战争的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是以前任何时期都不可比拟的。尤其是决定战国历史走向的大会战，如齐魏马陵之战魏军损失10万之众，秦韩伊阙之战韩军被斩34万，长平之战秦军坑杀赵卒45万，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些战事在整个中国军事史也称得上是规模宏大，空前激烈、残酷的大会战。此外，战场地域广阔。当时战场几乎已不受任何地形条件的限制，只要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战场既可以是平原旷野，也可以是山地丘陵，江河湖泽则有舟师往来穿梭，甚至城邑和要塞攻防战也屡见不鲜。在战争观念上，“军礼”传统被彻底摒弃，出现了作战指导上的重大革命，诡诈用兵、“兵以诈立”的观念在战争实践中得到最广泛的认可。

同时，战时体制的确立，新兵种、铁兵器的投入战场，对兼并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促进战争向纵深发展，而战争方式、战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激烈的野战取代了车战，多兵种协同作战渐趋普遍；注重灵活地使用兵力并根据具体情况变换战术，迂回、包围、截击、追击、伏击、奇袭、奔袭等战法被广泛采用，出现了远距离奇袭战、奔袭战、城市攻防战（如战国前期的晋阳城攻守战）、阵地战、伏击战、迂回包围战，讲究进攻方式的突然性、运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