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濬楼船下益州

曹魏末年，中央形成了以宗室曹爽和权臣司马懿为首的两大集团。在双方的斗争中，司马懿这位指挥对蜀作战的主将，发动了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又独揽了军政大权，废曹芳另立曹髦，其后司马师之弟司马昭又继之当政，独掌兵权，声震朝野。260年，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逃不掉被废的厄运，想作最后一搏，于是召来卫士和大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等被他废掉的耻辱”。要求大家跟他一起去讨伐司马昭。这冒险的孤注一掷，结果自然是以卵击石，落了个身死国亡的下场。

杀死曹髦后，司马昭已扫清了夺权的一切障碍。但为了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更加冠冕堂皇地取曹魏而代之，决定发动征蜀战争，认为蜀国“师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其战略是先灭蜀国，然后据上流之便，顺江东下，水陆并进消灭吴国，重新统一全国。

蜀国在三国当中本来就处于弱势。继彝陵之战大伤元气后，对魏国的长期北伐，也导致兵疲民穷。尤其是后主刘禅懦弱无能，虽有诸葛亮竭力辅佐，也仅能自保。而诸葛亮死后，蜀国后继乏人，刘禅昏庸无道，贪图享乐。宦官黄皓又取宠弄权，结党营私，朝政日非，蜀国之亡不过早晚的事。

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264）夏，魏国征调精兵强将，部署18万大军，分三路突然向蜀国发起进攻。征西将军邓艾率兵3万余，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甘松（今甘肃迭部县东南）、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蜀国大将姜维；雍州刺史诸葛绪率3万人马，自祁山（今甘肃礼县祁山堡）向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之桥头，牵制蜀军主帅姜维并切断其后撤之路；镇西将军钟会率主力10万乘虚蹈隙，从斜谷（今陕西眉县南）、骆谷、子午谷（今陕西西安南）袭取汉中。

蜀军主帅姜维获悉魏军主力进入汉中的消息，意识到剑阁一定危在旦夕，遂巧施“金蝉脱壳”之计，成功回撤，退守剑阁，凭险拒阻魏国10万大军，打破了魏军乘虚直下成都的整个战略计划，使魏军进退维谷。

面对久攻剑阁不下的不利形势，魏国的决策者采纳了邓艾提出的出奇制胜的计划，即避开剑阁，而从阴平直取涪城（今四川绵阳东，涪江东岸），逼姜维从剑阁回救，如此则攻蜀大军可以顺利从剑阁突入成都平原。如果姜维不回援，则魏军破涪之后，可以切断姜维后路，并可直指成都。不久，邓艾率大军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从成都北面的万山丛中突入成都平原，神兵天降，连下江油、涪城、绵竹。蜀军主力这时几乎全在剑阁，成都兵少，实际上无防守可言，加之魏军突然出现，后主刘禅及一班大臣慌作一团，不知所措，降旗投降，魏军占领成都，蜀汉灭亡。

司马昭灭蜀后还未来得及做皇帝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正式代魏建晋。吴蜀本以联合抗曹而勉强立国，如今蜀国一亡，吴国唇亡齿寒。同时，孙权之后，孙皓继为国主，此君粗暴骄奢，好酒成性，搞得上下离心。而晋灭蜀之后，已控制了长江上游，并任命王濬为巴郡太守，后又兼益州刺史。王濬具有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到四川后，立即大造船舰，训练水师，时间长达7年之久，训练精锐水军数万，史称“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王濬已成了70岁的老人，但晋朝灭吴正是依赖于他的努力。所以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中就写道：(https://www.daowen.com)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攻吴的晋军水陆俱下，尤其是顺江而下的水军“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国皇帝孙皓只有束手就擒，汉末以来的三国鼎立局面正式结束。

从东汉以来，自耕农的社会组织业已崩溃，所以在战乱中，各割据政权相继采用新的征兵制度即世兵制。西晋统一全国后，在军制上作了一些改革并继承了这些成果，由专门的营署“押领”百姓，属于兵户的子弟，从孩童时起就要为官府服各种杂役，长大后从军，到六七十岁方可免役。除服兵役外，兵户还要耕田输租，在地位上比自耕农要低一些。这种制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占主导地位。

西晋还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认为曹魏的灭亡在于皇室的孤立，所以在建国后大封宗室，分封了27个同姓王。皇帝在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领导，但实际只直接掌握中军（宿卫军），人数在10万人以上。而诸亲王甚而大臣皆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为地方的军事、行政长官，掌握大量的地方军。外重内轻的态势，不久就引发了“八王之乱”，导致了西晋的灭亡，所以西晋只维系了短暂的统一。

西晋及以后南北朝的主要兵种，则是陆军和水军。陆军在数量上占有最大比重，但以骑兵最具战斗力，因而成为陆军之主力部队。水军由王濬在灭蜀后训练，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日后南朝得到大力发展，成为重要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