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收其精兵

(二)收其精兵

解除功臣宿将兵权之后,宋太祖接着思考从体制上根除兵变篡权的痼疾。他曾为此事专门请教心腹谋士赵普。赵普认为,唐末五代以来之所以会出现篡夺成风、地方割据的局面,关键在于地方长官权力太大,“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宋太祖对赵普的说法深为赞同,立即从“权”、“钱”、“兵”三个方面着手,用“夺”、“制”、“收”的办法,对地方军阀釜底抽薪,进行集中兵权与整顿军队的努力。

唐末五代的地方军阀之所以能够割据一方,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和经济大权。宋太祖则按照赵普的建议,让地方州郡直隶中央,并下令地方财政收入除留下办公费用外,一律上交中央。这样,地方长官节度使就失去了割据一方的经济条件。对更为直接的兵权问题,宋朝总结了五代以来的成功经验,改革了军队领导体制,在中央专门设立枢密院,作为主管军事事务的最高机关,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处理国防事务,招募和调遣军队,但仅有发兵权而不掌握军队。枢密院与宰相机构合称二府,其长官与副宰相平级。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则是“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者平级,互不统属,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主要任务是管理全国军队的训练、轮流戍守等,但没有皇帝的命令不可调动军队。其长官分别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其上不再设殿前都、副都点检、侍卫马军、步军正副都指挥使之职。而且“三衙”长官全部用资历浅、易驾驭之人充任。每遇部队出征,“三衙”将帅不能统兵,而是由皇帝临时任命其他官员统率部队。同时,大军出征,皇帝皆预先颁发阵图,遥控指挥。战事结束,兵归“三衙”,而统兵将帅各还原职。这样一种体制,就将调兵权、统兵权、指挥权一分为三,真正将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按宋朝人的说法:“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此所以百三十余年无兵变也。”这种制度对削弱唐藩镇割据以来的兵祸,保障社会安定确有贡献,但同时也造成了互相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为了削弱地方势力,宋朝还根据“收其精兵”的原则,派出使者到全国各地,挑选个子高、武艺出众的士兵补充到中央禁军。在全国武装力量的构成上,宋朝将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和藩兵。禁军是中央掌握的正规军,驻守于京城和其他军事要地,是国家武装力量的主力。宋初时,禁军大约有20万人,京城驻扎10余万,京城以外驻扎10万,从而达到“内外相制”的效果。厢军属地方军,因其精锐已被选走加入禁军,所以剩下者多为老弱,无战斗力,只充任营建、运输、工矿的役卒。乡兵则为地方民兵,或称“强壮”,或称“弓箭手”,主要在宋辽、宋夏边境地带的河北、陕西、河东(今山西)组建,到北宋中期曾达到数十万之众。藩兵则是由少数族组成的非正规边防军,主要集中在宋夏交界的西北边境,用以对付西夏。宋代的禁军和厢兵全靠招募。同时为了防止地方造反,宋朝统治者还实行养兵政策,在出现灾荒之年将灾区的青壮年农民召入军队,或招安收编一些反抗武装,从而形成了冗兵冗费的局面,军队的素质不高。

宋朝的主要军种是陆军和水军。陆军有步、骑两大兵种,步兵主要集中在侍卫步军司,人数最众,但战斗力不强。骑兵则分属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是宋军的主力。但因为唐末五代以来失去了西北产马之地,加上辽、夏、金都实施马禁,所谓“马、羊不许入宋”,所以宋朝严重缺马,一直未建立起强大的骑兵,这也是宋朝在民族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被动挨打的原因之一。相对于步、骑军,宋代的水军发展至为迅速,北宋承袭后周,周世宗对南方用兵已注意到水军的重要。宋太祖更重视水军建设,他曾多次亲临造船的兵工厂,观看制造战舰,视察水战演习。北宋在都城开封和山东沿海,都驻扎有强大的水军。南宋时,水军更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抵御金的主要力量。(https://www.daowen.com)

宋代的武器装备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武器的更新和发明一直受到政府的重视。宋神宗时,为提高兵器的制作水准和质量,还专门设立军器监,指导和负责全国的兵器制造。为了对付少数族的强大骑兵,宋代步兵的装备主要是弓弩。弩有两种,一种是由人力踏张的轻弩,一种是由绳索绞张的床弩。属于后者的床子弩更是威力巨大,一次可发射几十支箭。在澶渊会战中击毙辽国统军挞览的,就是床子弩。宋代还大大发展了抛石机,用以发射火球、火炮,在守城和野战中发挥着巨大威力。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药的发明,宋代已开始在战场上使用火器,各种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应有尽有,远远超出了冷兵器的杀伤力。

宋代的这些措施虽收到了“制将帅,立兵制”,集中军权的目的,但并未达到强兵的效果。因为过度压抑将帅,结果兵骄将弱。而“养兵”国策的长期执行,则又与精兵之初衷相违,造成老弱病残充斥军营,训练全废,徒有冗兵而战斗力不强,全非英勇善战之师,并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导致“积贫”,最终军事虚弱、内弱外强,屡败屡战,亡于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