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歌剧艺术的初步繁荣

新中国成立初期，歌剧艺术迎来了自身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长期艰苦卓绝的战时环境被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稳定和繁荣的和平建设环境所取代，各级各地歌剧院团开始调整和“建设正规化、专业化的剧场艺术”。歌剧艺术的主阵地由广大农村转移到各大城市，观众主体由广大工农兵群众扩展到包括知识分子干部在内的城市居民。歌剧艺术的审美需求和创作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而株洲歌剧的萌生和发展，也因社会变迁和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产生。1959年，在中共株洲市委领导的重视与协调之下，从北京调来建筑部歌舞团的部分演员作为班底，再选调部分本地演员，正式组建了“株洲市文艺工作团”，即后来的株洲市歌舞剧团。与此同时，株洲歌剧的演出和创作活动，就在这样一无所有的背景下开始了新的起步与发展。

本章收录的三个剧目分别是《阿佤山歌》《特别代号》《泪血樱花》，从剧本的主题立意上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是将男女主人公分别置于解放战争或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先写小人物面临的种种险境，然后通过外部因素的强力介入使陷入极度危机的弱者命运发生陡转，借以表现大主题，折射大时代，讴歌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新社会。

其中，第一节收录的六场歌剧《阿佤山歌》的编剧任萍，曾创作大型歌剧《草原之歌》、《同心结》（与田川合作）、《壮丽的婚礼》（与向阳合作）等多部作品。初稿定于1964年3月，1977年经第四次修改后定稿。该剧由著名作曲家罗忠贤及昆明军区歌舞团的杨非担任作曲，凌霄担任导演。为排演好此剧，株洲市歌舞剧团曾组织导演、舞美、舞蹈设计、演员等主创团队去云南昆明、思茅、西双版纳、西盟一带体验生活，连续演出60余场，深受观众喜爱。

第二节收录的六场歌剧《特别代号》改编自话剧《“八二六”前夜》。原系兰州部队文工团创作，经湖南常宁歌舞剧团改编成歌剧上演后，株洲市歌舞剧团又参照话剧剧本重新改编、谱曲。由株洲市歌舞剧团的鲁山、刘国祥、朱存汉担任编剧，杨为湘、朱存汉、袁岱担任导演，徐风作曲，王辉琪担任舞美设计。自1978年至1982年，前后演出共达180场。1979年8月赴广州公演，获《南方日报》好评后经广东省电视台录像，正式对外播映。

第三节收录的八场歌剧《泪血樱花》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而成，郝肖平、夏劲风担任编剧。1979年9月由株洲市歌舞剧团演出，前后达38场。该剧在排练时，导演、舞美及主要演员等十余人曾前往广东省话剧团观摩学习，并请该团化妆老师邵永森指导人物造型。

诚然，对于当时的株洲市歌舞剧团而言，用歌剧这种艺术形式表现革命题材，不仅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使命，更是一个艰巨而神圣的创作课题。本章收录的三个剧目，均使得株洲歌剧艺术在舞台实践上迈开了最为关键的步伐。不仅如此，该时代背景下“三化”的讨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亦在株洲歌剧艺术的舞台上得到了印证。所谓“革命化”，更多被赋予了题材取向的意义，即歌剧作品必须表现革命传统题材、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题材；所谓“民族化”，更多被赋予了艺术语言和风格表现的意义，要求歌剧作品重视向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学习，以追求艺术语言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所谓“群众化”，更多被赋予了审美趣味的意义，要求歌剧作品十分注意艺术语言、风格及手段的通俗性、易解性和可听性，以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欣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充分调动歌剧艺术的综合魅力来表现“三化”，是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脉搏同步的。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解放，关注严酷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遇，从社会现实中获取创作灵感和题材源泉，并通过歌剧作品作用于社会现实，已然成为这个时期歌剧艺术创作的主流选择。但，株洲这三部歌剧作品中深刻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艺术魅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对革命斗争的机械配合和政治理念的简单宣传，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歌剧艺术的创作和演出。这也充分证明，题材选择上钟情于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不会导致创作上的武器论和工具论，而是能够展现出歌剧艺术自身规律和艺术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