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余恨
光绪二十年（1894）四月二十五日，晴暖，这一天是张謇正式踏上仕途的日子。在太和殿上，光绪帝与新科状元进行了短暂而愉快的交谈，而后，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这也是高中状元者通常获得的官位。
张謇对于进入官场，就像他前一天日记里所流露的，并没有太多的激情。此时，中日战争已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张謇由于身处翁同龢为首的“帝党”阵营，加上一片爱国热忱，很快便成为主战派里的重要一员。
日方引爆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于七月初一（8月1日）正式宣战。随着李鸿章麾下的北洋水师沉舟折戟，战局严重恶化。翁同龢与张謇等人频频密议，弹劾李鸿章昏庸误国。
张謇虽然官职不大，但他凭借在朝鲜与日本抗衡的经历以及与翁同龢不一般的师生关系，成为声讨李鸿章的急先锋。他不但与翰林院35人联名上《请罪李鸿章公折》，还单独递交了《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他从“先事”“临事”“事外”“事中”四个方面，指责李鸿章不仅主和卖国，还败坏和局。滔滔舆情下，慈禧迫于压力，给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的处分。“帝党”通过一番运作，迫使慈禧重新启用闲置十年的恭亲王奕诉。然而，这一切都于事无补，中国在战事中还是节节败北。九月十三日，张謇连夜访问翁同龢，师徒俩讨论局势时，“危言耸论，声泪交下”。
就在这紧要关头，张謇忽然接到父亲病亡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乡守制三年。张彭年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儿子大魁天下的一天，他的离世可谓无憾，张謇却因未能为父送终而痛心不已。九月十九日，张謇请假后，离开了波诡云谲的北京政坛。他回到老家，跪在父亲的灵前感叹：
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
张謇反思登科后短暂的从政经历，在祭奠父亲的时候自我谴责说：“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之命而窃君禄，罪尤无可逭也。”可见张謇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认同。
次年（1895）三月二十六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中国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远在南方的张謇在日记里录下“合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并悲愤地指出：“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
甲午年，对于张謇本是幸运之年，他正是在这年的恩科中登上科举的金字塔尖的。但甲午年对张謇又是不幸的，国难当头，又遭父丧，他的仕途刚起步即中断。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张謇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愤慨
作为官场新丁，张謇对于那个巨大的名利场其实一点都不留恋。他曾回忆起自己中状元之后不到两个月时发生的一件事，对跻身朝堂的未来深感悲哀。时值七月，大雨倾盆，张謇跟在文武百官的队伍中出城恭迎慈禧圣驾回宫。路面积水有一尺多深，百官却一个个匍匐路旁，膝盖都泡在水里，衣帽尽湿，顶戴上的红缨流下鲜红的水。这其中，80多岁的张之万因跪的时间太长，站都站不起来了。慈禧乘轿子经过时，对此视若无物。读书做官，就算位极人臣，做这样的叩头虫有什么意义？那一刻，张謇已经萌芽了远离官场的念头。
张謇请江宁画家单林作《张季子荷锄图》，以表明远离官场投身实业的决心，翁同龢及众多师友为其题词
丁忧在家期间，张謇面对甲午之败，开始思索并躬寻救亡之路。从某种程度上说，父丧虽然不幸，却让他远离了京城政治斗争的旋涡，从尸位素餐的庙堂来到更接地气的江湖，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才智去为百姓做一番有用的事业。正如他在那个暴雨之夜所写的：
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