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铁主义：实业报国的路径

今天，当翻开张謇日记时，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国家、民族和百姓的命运，他表现得十分担忧和焦虑，“内忧外患，相逼而乘”“时事之艰难极矣”“时而忧国计，时而忧民生”“政局未定，民困尤深”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

如何让中国社会走出困局？张謇认识到，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没有工业化，现代化就失去了动力。因此，他选择的道路是实业救国。可是，在那个国势衰微、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苍茫末世，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民族工业有一条什么样的捷径可走呢？

在经过一番艰苦的求索和思考之后，张謇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南通本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在唐家闸创办了大生纱厂——他由此走出了一条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相结合，城镇带动农村，农工商协调发展、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区域工业化、近代化道路，从而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南通模式”。

1910年，张謇查阅光绪、宣统两朝的《海关贸易册》，结果发现，棉纺织品和钢铁是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每年进口额高达3亿两白银。他认为，这是造成我国对外贸易严重逆差的主要原因，而严重的贸易逆差甚至比赔款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即不亡国，也要穷死”。为此，在这年6月于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张謇首次提出了中国现时的实业须实行“棉铁主义”（又称“棉铁政策”）的主张。

他进而结合自己多年办实业的经验阐述道，中国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发展实业，不可能齐头并进，全面铺开，必须选好行业，重点突破。棉织品是人人所需，也是中国“第一至大之漏厄”，铁是“兴实业，制造工农之器”不可缺少的材料，均关系到国计民生，如果加以重点发展，便可带动其他行业的兴起，从而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扭转贸易逆差，“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重工业强调钢铁，轻工业强调纺织，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张謇已从战略高度抓住了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关键。由于财力的限制，张謇一生的事业主要在纺织，与外国的竞争主要也在纺织。后来，他在任农商总长期间，发布了奖励植棉条例等政策法令，对中国棉纺织业的崛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作为实业家的他，更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抓紧发展棉纺工业和植棉业，形成了与列强“悍战”的竞争力。张謇对于钢铁工业，只能寄希望于汉冶萍公司“群策群力”，维护“吾华一线生机”。1912年2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曾有过与日本合办汉冶萍公司的预案，张謇坚决反对，并为此辞去了实业部长之职。1913年，张謇兼任汉冶萍公司总经理，为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謇提出并践行的棉铁主义，不仅是其创办实业的个人体会和指导思想，更是一种统揽全局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