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领袖走向共和
众所周知，张謇是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的名字与清末民初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紧密相连。
尽管张謇早就明志不愿做官，但并非不关心政治。就像他后来在勤政殿面见摄政王载沣时所说，“虽不做官，未尝一日不做事”。张謇以状元称号、翰林职衔下海经商，拥有了新的社会身份——绅商，并通过自己的作为成为东南地区的绅商领袖。
历史进入20世纪，清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走向了覆灭的倒计时，此时的张謇，却逐步被推向前台，在时代更迭的政治舞台上担任了重要角色。
在1900年的“东南互保”事件中，以张謇为代表的绅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时义和团运动席卷全国，清政府对八国联军宣战，眼看京津地区燃起的熊熊战火将会祸及富庶的东南，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就如何应对危局展开筹划。张謇亲自劝说刘坤一联合张之洞“保卫东南”，也就是推动督抚与英国等列强“合作”，以谋求东南地区的局部安宁。张謇作为重要的幕后策划、“官民之邮”，对于这一维护东南政局与市场稳定之举并不居功，但他的声望却得到较大提升。
1901年，清政府宣称将推行“新政”，张謇应刘坤一之邀前往江宁商谈“要政”，随即花半个月的时间写成《变法平议》，全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平议》是张謇君主立宪思想主张的雏形，但这样温和的政治改良主张依旧不能为朝廷所接纳。张謇“意绪为之顿索”，写信给友人：“新政殆无大指望。欲合三数同志，从草堂下手，以海滨为基础。我侪所能为者止于如此。”
1903年，张謇从日本考察归来后，对于立宪持更积极的态度。加之当时君主立宪的主张已经为更多人接受，张謇开始投身到立宪运动中。
1904年三月，清廷赏加张謇三品衔，任命他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对于张謇来说，这些头衔对他经营实业“小有裨益”，同时也加重了他在立宪运动中的分量。
辛丑以后，李鸿章病逝，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再三提醒张謇，要与袁世凯商议定妥，才能正式推动清廷立宪。张謇为争取袁世凯的支持，通过书信恢复了与其中断二十年的交往。
1906年冬，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郑孝胥被推选为会长，张謇与汤寿潜为副会长。不久郑孝胥辞职，张謇改任会长。上海事实上已成为立宪运动的大本营。
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张謇正式奉旨筹办江苏省咨议局，十月，他在江宁碑亭巷设立筹办处。此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溥仪被扶上皇位，朝堂局势震荡，但立宪的浪潮已不可阻挡。
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省咨议局正式成立并开会，张謇当选为议长。江苏省咨议局一经成立，便竭力争取成为正式的立法机构。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对咨议局持对立态度，张謇领导议员们就预算案等与其斗争，在全国赢得声望。
这一时期，张謇还倡导和发起了三次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1909年秋天，在张謇的联络下，16个省的咨议局代表聚集上海，推出“国会请愿代表团”赴京，向皇室呼吁速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第一次请愿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效果，第二年春，张謇等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请愿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号称30万人。1911年年初又进行了第三次请愿活动。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宣布将于1913年召开国会。通过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张謇被公认为当时的立宪派领袖。
江苏省咨议局大楼
宣统三年（1911），农历辛亥年，立宪运动方兴未艾，革命形势同样风起云涌，历史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
这年的四月十日，清廷迫于形势决定组织所谓责任内阁，名单公布后舆论哗然。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满族亲贵内阁，咨议局联合会上书提出异议，遭到清廷打压。
时局至此，许多立宪派分子对清廷失望至极，有人甚至转向革命。张謇也深感形势严重，但他还想为清廷做最后的挽救，于是向内阁提出改革建议，表示愿意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调停人：
謇十四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和之。
张謇决定北上亲自劝说执掌政府最高权力的载沣，并且还想争取美国援助来为这个濒死的王朝注射强心剂。
四月，沪、津、穗、汉四地商会发出公函，敦请张謇进京。张謇此番进京走了一条迂回的路线，四月二十七日先从上海乘船溯江而上往汉口，五月十日，乘专车循京汉陆北上。
张謇到武汉，是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取得奄奄一息的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接着乘火车前往河南彰德，与当时在老家“垂钓洹上”的袁世凯会晤。张謇深知，袁世凯虽然罢职在野，但他在北洋武装系统中的势力丝毫未受影响。任何政治上的筹划，没有袁世凯的支持和默认，无异于纸上谈兵。
五月十一日下午五点，火车到达彰德，袁世凯早已派人等候，可见事先已经联系好。张謇独自前往洹上村，与袁世凯密谈至深夜。
关于密谈的内容，文字记载很少。张謇在日记中留下了寥寥数笔，但对袁世凯的评价已经很高，认为他“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张謇不计前嫌，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政治强人身上。这次会谈的成果，将在日后的南北和谈等关键时刻显现。
张謇五月十二日抵京后，受到各界的盛大欢迎，王公贵族也异常热情。当时朝廷已准备任张謇以“宾师之位”，报纸也风传他将入阁。张謇不愿“以公推而来，得官而去”，他连忙谒见各路权要，申明此行的目的。五月十七日，摄政王召见张謇。摄政王对张謇“在外办事辛苦”深表嘉慰，希望他“有话尽可说”。张謇提出了忠告及务实的举措，但是，一场会见无法扭转清廷在政治上的顽固立场。
学部尚书唐绍仪奏请张謇任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屡辞不获，只得答应短期担任，推动国库补助各省兴办初等小学、师范等事项。
他于闰六月十八日从北方回到上海，商讨与美国合办银行、航业等办法。接着，于八月九日再度启程前往武汉，主持新建的大维公司纱布厂的开工庆典。大维公司是张謇数月前承租官办“武昌四局”后所建的新厂，显示了张謇将大生集团的经济版图向华中扩展的雄心。
张謇一行于八月十三日到达武昌，此时，这里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前夜，历史似乎是有意安排这位反对暴力行动的立宪派领袖亲眼看到革命起义的情景。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晚，震惊世界的武昌起义爆发。张謇正是在这一夜，乘坐日本商船襄阳丸离开武汉。匆匆上船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武昌城外江边燃起的烈火，这正是起义士兵发起行动的信号。张謇多年以后记忆犹新，“舟行二十余里，尤见光熊熊上烛天也”。当夜，起义士兵一举攻克武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军政府。
张謇到达江宁后，恳请督抚出兵“援鄂”，同时极力劝说清廷赶紧公布宪法，召开国会，以平息民愤，或可抑制革命。
作为前科状元、在籍翰林院修撰，张謇为清王朝谋求了最后的挽救，履行了道义上的责任。但是，张謇毕竟是一个能够正视现实的人，面对发展迅猛的革命形势，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光复，他终于看清了浩浩荡荡、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于是他审时度势，毅然放弃了曾为之奔走呼号的立宪主张，进而转为赞同和拥护共和，完成了生命历程与政治生涯中最为重大的转变。
十月二十四日（12月14日），正在积极促成南北和谈、为实现共和而奔波的张謇，终于郑重其事地剪掉了作为清朝臣民标志的辫子，包好寄回家中，在日记中特别书明：“此亦一生纪念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