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苏维埃内务部

苏维埃内务部是负责苏区内部事务的执法部门，内设优抚委员会，其执法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推行帮助耕种证。当年苏维埃干部没有薪饷，有的分了田，家中又没有劳动力，为了不误工作，又不误农时，需要有人帮助耕种，因此内务部印发了“帮助耕种证”。证长18厘米，宽12厘米，白板纸，铅印，毛笔填写，盖头为“群众帮助工作人员耕种证”。当时，有一名持证人为夏长福，家庭成分为贫农，系弋阳县九区董村人（注：今为弋阳县漆工镇明塘源村委会董村自然村，也是方志敏烈士的家乡）。发证时间为1933年6月22日，耕种证号码为256号。从盖头来看，夏长福显然是苏区干部，因公差误工，省苏内务部希望该地乡苏政府动员群众帮工7天，上有省苏内务部正、副部长洪修椿、杨树兰的署名及印章，在耕种证和存根之间加盖“闽浙赣省内务部”公章。从这张“群众帮助工作人员耕种证”来看，省苏政府对其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帮工时限明细清楚，一旦该工作人员返乡回家，其证明即行上缴，绝不允许其工作人员有多吃多占及贪小便宜行为。

2.严格推行红军抚恤证，执行每月支付抚恤金的规定。红军将士牺牲后，方志敏均要主持召开追悼大会，缅怀烈士，激励后人，抚恤委员会发给烈士家属抚恤证，每月支取抚恤金22元。

当年印发的红军抚恤证长13厘米，宽12.1厘米。该证自右向左横书，首先是“闽浙赣军区抚恤委员会证书”12个大字；其次是该证书的内容部分，其中有一张上面书写“兹有薛信才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现由本会依照抚恤条例发给牺牲家属领抚恤金证书为据”，接着该证书详细地填写了牺牲战士的姓名、年龄、籍贯、牺牲地点与日期、斗争历史与功绩、在何部队任何职、其家属支取抚恤金日期与数量登记，并签字或按手印。最后，在该证书上还印有苏维埃的《抚恤条例》和发证日期及负责人盖章。发证时间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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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真执行日常慰劳、帮助红军家属的规定。1931年9月，中共赣东北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案》指出：“加紧慰劳和拥护红军和对妇女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经常召集慰劳红军，开欢迎和欢送红军的大会。在大会中，宣传鼓动群众自动来加入红军。加紧对妇女的宣传鼓动工作，鼓动妇女群众，自动来做慰劳红军和帮助红军，以及参加一切革命工作，对于红军的家属必须时常召集他们，同他们谈谈，报告红军斗争情形，特别给他们以安慰与厚遇，帮助他们写信给他的父、子或丈夫，鼓动他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此外，可以做馈送物品和送扇送草鞋等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加紧宣传鼓动工作。”

当年印发的红军优待证长19.1厘米，宽12.6厘米，用自制白棉布印制。图案清晰，右边印有一颗五角星，左边是两个手持钢枪的红军战士，图案下面印有“红军优待证”五个大字，接下来是该证的内容：“兹有严高寿同志，成分：工人，在八三团（任）连指导员工作，特给此证。”落款：“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委员会”，并加盖该委员会公章，最下边是发证时间：1933年9月16日。在日期下端还印有一些小型图案。

1932年优抚委员会活动统计：各地妇女慰劳队送给红军的物品，计有布鞋15758双、草鞋85113双、扇子98025把、小菜10万余斤、鲜鸡30930只、鸡蛋130915个、肥猪1130头、棉絮2000余床。方志敏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书》中写道：“……特别是红军在闽北胜利回来，群众的慰劳空前的热烈。光是弋阳一县就送了肥猪80余头、鸡700余只、蔬菜万余斤，葛源一区送猪23头、柴700余担，其余横峰、上饶、贵溪、万年、余江、乐平各县群众赠送红军的东西都很多很多，现在数也数不清了，还有10多个群众，一家送1头猪给红军，更是热心之至。这证明工农群众对于工农红军的爱悦与拥护已至极点……”

由上可见，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切实执行了对红军家属的优待，解决红军家属的困难。苏区各个村都组织了耕田队替红军家属做义务劳动工，保障红军家属的田地能及时地耕种和收获；各级党、政府，后方军队机关、青年团及其他各机关的工作人员，普遍实行优待红军家属的星期六劳动；发给红军家属优待证，一切国家商店及合作社给予红军家属的优待；有学校的地方，实行对红军家属免费入学的优待；各级苏维埃政府内务部专门负责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使红军战士很安心地、更坚定地同敌人作战。1932年11月20日，赣东北省委代表在上海向党中央报告说：“对于优待红军工作，现在是做得非常好，好田尽红军先挑，并优先替红军耕种。白区来的红军战斗员都分了田。对中央新到的优待红军条例，更是全部在执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