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确政权性质
“苏维埃政府，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府，非常亲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它能不用一点威力和强迫，领导群众向敌人斗争，作各种建设事业。苏维埃政府，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德谟克西（即民主）的政府，也是最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的强有力的政府。”[39]这是方志敏对苏维埃政府性质的阐述。
苏维埃政权对人民实行高度的民主。在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文献中，都可以看出这点。如1930年7月1日颁布的《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第一章总纲：1.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为全信江工农兵贫民的政权机关。2.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由全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产生之。第二章组织系统分为下列各级：1.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2.县市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3.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4.乡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第四章选举，凡下列各种人员，无论男女，在14岁以上，60岁以下长者，有选举权；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有被选举权。[40]立法保障了广大工农的基本权利。
1930年12月6日，《赣东北特区苏准会通告（第一号）》中提到：本会奉东北革命委员会委任方志敏、黄道、汪明、吴林松、滕国荣五人组织成立，于本月六日下午七时开准备会议，关于代表的选举及各级苏维埃的改造，均经详细讨论，兹将决议案录左：一、各县市委应选出席赣东北特区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依照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颁布的选举条例规定的，特区苏维埃大会的代表，于住民十万人中选举代表一人，但查赣东【北】苏区尚不宽广，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的住民人数不过百万，若依十万人选举代表一人的规定，则代表总数不过十人，故依照选举条例，特区代表大会代表总数不得过二百五十人之规定，将各县市的代表人数酌量增加。[41]
1931年2月11日，《中共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十二号）》强调：苏维埃是一切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权，这一政权是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利益保障，要尽量地把苏维埃的意义在群众中宣传，使群众均能了解。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苏维埃的选举，要成为真正群众的民选。在选举中绝不容许任何势力的包办与强加，一定要成为真正群众的选举，党决不要像过去一样指定当选人，强迫群众举手通过，进一步保障了民众的选举自由。[42]当时，在代表的比例中，强调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代表，体现男女平等原则。根据地对选民资格审查很严，逐个登记。严禁包办代替和强迫通过，必须做到真正的民选，保证工农大众能够选举出体现自己意志的代表参加各级政权。《各级苏维埃工作条例》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干部必须深入群众，养成调查研究之风，忠实地为群众谋利益。
《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中工农兵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绝对自由权；女工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社会地位上与男子绝对平等；废除军阀地方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等都是以法律形式维护广大工农的利益。
1931年3月6日通过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施政大纲》也是为了维护广大工农权益，如：第三条“切实执行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决定的劳动保护法”；第四条“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寺庙祭祀祠堂教堂等的土地，归苏维埃政府处理分配给贫苦农民及退伍士兵使用”；第七条“销毁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第十条“改良士兵生活及待遇，优待红军家属，发［分］给退伍士兵的土地和工作”；第十二条“妇女在经济上法律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与男子绝对平等”；第十五条“允许商人自由贸易，但商人须遵守劳动保护法，缴纳累进所得税，遵守苏维埃政府各种法令”；第二十一条“帮助群众建立各种合作社”；第二十四条“创办并发展社会教育”；第二十六条“设立公共医院”；第二十七条“救济老弱残废”等。
1931年3月8日赣东北特委第十三次常会通过的《青年妇女工作决议案》以法律形式进一步保障广大妇女的政治权利，明确：(https://www.daowen.com)
1.帮助发动和领导广大劳动青年妇女群众，尤其是雇农、贫农妇女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推翻国民党政府，完成土地革命的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
2.领导青年劳动妇女群众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拥护红军，为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3.彻底废除和毁灭旧社会的法令，反对封建家庭的压迫与剥削的关系，争取青年劳动妇女在政治上参加政权，16岁以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上，经济独立，得到土地权，在法律上男女平等，得到公民权，在婚姻上，得到男女婚姻自由权，在保护法上，得到如保护法上以及一切在母性的保护，设立儿产院等。
4.团结广大青年妇女为本身的利益和要求去斗争，参加一切总的斗争。[43]
当然，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是在暴动中迅速建立起来的。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党包办苏维埃事务的现象比较常见。“政治本是要临时县苏处理的，但县苏组织非常薄弱。现在连委员都找不着了。因此，政治也就无形地排到党的处理之下来了。”[44]“当时苏维埃政府，因为反动军队进攻，机关无法建立，同时因为紧急时期指挥灵便起见，故走上党包办苏维埃的错误。”[45]上饶、横峰“在党甚至党员的包办之下进行工作，绝对没有独立工作的可能而致无罪而死的事件不时发生，群众在这种影响之下，大加恐慌，甚至跑出苏区当反动的”。[46]好在这时很快被根据地领导人和上级党组织及时发现并逐步纠正。1929年10月，方志敏主持制定了内容齐全的《信江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法》，该法律明确规定，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是各级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产生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主席团由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对各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按照各级代表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开展工作。1929年7月间四十团退后，一年来的紧张形势也大趋和缓，同时党也积极纠正党包办苏维埃的错误，故横峰、弋阳、贵溪均先后开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重新改组苏维埃政府执委会……同时党团组织也建立起来了。[47]1931年2月5日，《中共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八号）》中进一步明确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关系：加紧对苏维埃的领导，同时建立党与苏维埃的正确关系……党要注意党与苏维埃的正确关系的建立，党对苏维埃是居于领导地位，不是居于统治地位。
虽然，这时候的政权建设走了些弯路，但是苏维埃政权性质一直未变。对工农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根本目的也没有变，因此整个苏区百姓的革命积极性得到根本提升，政权建设也就越发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