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视红军教育
根据地是依靠两条半枪闹革命而逐渐走上工农割据的道路。因此，根据地的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革命战火的洗礼而逐渐成长起来的。
然而红军战士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中的贫苦手工业工人和农民，在革命战争中虽然勇敢不怕死，但很多人缺乏军事知识、政治常识。军队作风不正，部分倒戈的部队里军阀作风很强，经常打骂、体罚士兵；高水平指战员严重缺乏，整体战术水平不足，各级缺乏协同作战本领；自由散漫的游击习气也比较严重；由于枪支弹药还是太少，不能满足军事作战需求，加上赣东北地区没有军事工业，武器装备主要依靠作战缴获，于是在战场上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缴获到敌人的武器弹药奖银洋，缴获一支步枪奖5元，缴获一条子弹袋奖2元，缴到一挺机关枪奖50元，于是很多士兵为领奖，在战场上只顾缴枪、捡子弹，而不是战斗胜利后才清扫战场，因而经常没有追击残敌，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88]因此，方志敏等领导了“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在弋阳芳家墩整军，部队经过整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由散漫的游击习气得到改善，战斗力得到大大增强。
1931年2月，中共中央写信给中共赣东北特委，在信中严厉批评赣东北红十军中的干部缺乏工人成分，指示：由于军事干部成分缺乏，要特别注意培养和训练军事干部，培训时要多选工人阶级成分的人来充当，因为工人干部的阶级坚定性要比其他分子更为可靠。[89]这无疑体现了中央对各苏区加强红军工作的重视。为了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军建设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革命根据地的党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旨在培养红军高级指战员、提高士兵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素质的红军教育。
1931年4月，闽北分区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召开，会上明确提出“要把闽北的革命武装通过改造士兵成分、加强政治教育与红军军纪、作战技术教育等，变成红军铁军”。[90]红军政治教育目的是“要使每个战斗员的阶级意识加强，对革命忠实勇敢，战时有牺牲奋斗的精神，平时能耐心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方志敏在整训部队的过程中，除了军事素质的提高，还十分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提高部队整体素养。方志敏经常强调：“红军政治机关必须特别注意加强红军战士政治工作的执行，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红军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91]红军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决议和指示，重点抓红军的性质、任务和纪律、革命形势和前途等。
红军的文化教育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连队为单位的识字班和列宁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扫盲识字，要求红军士兵能够认识常见的生活、军事用字用语，能写信、讲话；第二阶段是基本的知识教育，包括生活中文化常识和基本军事素养。文化教育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正如苏联那样能够把文盲的国度变成开明的非文盲的国度，就是不断努力的过程。《红军中政治工作》一书中叙述了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苏联某师政治指导员利用战线上的平静时机，给一个红军战士教认字，主要教一些字母，这些从各种报纸及杂志上所剪下来的大字母都装在洋火匣子里，苏联就是这样利用每个便利的时机进行扫盲工作。[92]经过文化教育后，赣东北苏区红军士兵的军事文化素养得到普遍的提高，军事作战能力显著提高。
为了提高士兵军事技术和指战员的指挥能力，造就红色指战员的军事素养，1928年底，根据地首先在弋阳大溪头村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教导大队，以训练红军中班、排两级干部。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部队规模逐渐扩大，1929年春季信江特委在弋阳吴家墩村创立了信江军政学校，这是根据地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红军学校。1931年春，随着革命的继续推进，赣东北苏区主要机关部门，如省苏维埃政府、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由弋阳芳家墩迁至横峰县葛源街，信江军政学校也随之迁到葛源，同时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运动烈士彭湃、工人运动领袖杨殷烈士，学校改名为赣东北省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1933年初，赣东北苏区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分校。[93]
方志敏同志在百忙之中抽空检查军校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这所学校是我们赣东北的种子学校，在座的各位都是赣东北的精英人才，这是一座培养红军干部的烘炉。他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方法，其中军事课占70%，以加强学员的实际锻炼，军事课以军事训练、武器操练为主，课堂讲授为辅；政治课占30%，讲的是社会发展史、党的历史、苏联十月革命、中国各地苏维埃运动等。军校为赣东北苏区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红色指战员，其中不少学员后来转战南北、屡建奇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开国将领，如饶守坤、吴克华等。
经过红军教育，根据地大部分红军战士思想觉悟、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一定的阶级觉悟，有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知识，严明了红军军纪，深化了军民鱼水关系，同时提高了军事素养和作战水平，使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为保卫新政权而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