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建设的成效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位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客观上造成本土教育落后，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国民党上台后曾鼓吹“教育为立国之大本”，然而实际上国民党对统治区的文化教育不重视，教育每况愈下，失学现象严重。据1931年统计，全国人口474784000人，平均每万名人口中小学生只有246.85人，失学者绝大多数是工农群众及其子弟。[97]1929年的教育数据显示，江西省儿童的失学率在全国居26位，每人负担初等教育经费居25位，均在全国平均线以下。[98]国民党文化教育政策把全国最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放在文盲、闭塞与愚昧中间，使他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99]方志敏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方家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交租两百余石……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方家男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土地革命前，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之下，广大贫苦农民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受教育的权利也几乎完全剥夺，文化教育水平极其低下。主要表现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劳苦大众无受教育权。根据地大部分地区土地高度集中，占人口总数的90.5%的贫农，占有不到20%的偏远贫瘠土地。[100]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主豪绅牢牢掌握着教育权，劳苦大众90%以上是文盲或半文盲。据1923年弋阳樟树墩的调查，全乡150户共1400余人只有两人高小毕业，其余都是文盲或半文盲。1919年，20岁的方志敏考进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偏僻的村坞，这无异于考中了已经逝去的王朝时代的“秀才”。[101]整个赣东北地区的教育在江西属于落后的，以信江流域的弋阳、横峰、余干等县的小学教育为例，每县都只有一两所小学，而且学生很少。如弋阳县只有第一小学和第二小学，学生一共不到500人。据方志纯同志回忆：“1927年底弋横暴动后，起义部队的每个连队想找一名文书都很难。”[102]革命前拥有14万人口的福建崇安县只有一所高小，入学的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二是妇女受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约束。在旧中国数千年的阶级社会婚姻制度中，妇女的社会地位一直比较低。封建传统礼教不仅限制着妇女的日常行为，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守“三从四德”、贞节、裹足等，还对妇女的受教育问题也秉持着迂腐观念，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103]1932年10月15日，赣东北省妇女部写给中央妇委的信中就提到：“妇女受数千年封建迷信的束缚麻醉过深，文化水平低下……”[104]三是教育观念陈腐落后。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一度为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大部分地主受其阶级本质所限，思想观念难以转变，学校的教师大多培养于传统的教育模式，顽固守旧，思想呆板，教育方法落后，教育效果不明显。
根据地的本土教育状况十分严峻，如何改善教育落后的状况，是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重大考验。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教育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整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关键部分。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教育是政权巩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