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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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期有一个奇怪而重要的事实：基于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的新石器时代部落，在公元前10000年以后多次独立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近东、印度、非洲、北亚、东南亚和中南美。由于存在着两个半球——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物理分隔，这就否决了那是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单纯扩散的猜测，因而只能是在不同地区各自独立地栽培小麦、稻谷、玉米和马铃薯。按照史前期的时间标度，这一转型发生得似乎过于突然，实际上，它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场新石器革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从根本上改变了它所影响到的人们的生活，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居住环境。关于新石器革命的缘起有多种解释，但是，绝没有人怀疑它最后导致了世界的转型。

新石器时代是一连串事件和过程的产物。说到在屋旁种植——一种粗放型耕作，我们现在知道，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那时都已经有人群在一些固定的村落定居下来，他们在完成向新石器时代的生产方式转型之前还继续狩猎和采集，保存了某种程度的旧石器时代经济。这些定居下来的人群，在有限的区域内用各种办法寻找食物来求生。他们扩大了植物的采集范围，对次等乃至更差的食物资源，如坚果和海产等，也加以利用。他们住在房屋里，从这种意义上说，早期停止漂泊的人类乃是一个自我驯化的物种。（英文的“驯化”一词domestic源自拉丁语domus，意为“房屋”。看来，人类驯化自己，就好像他们栽培植物和驯养动物一样！）不过，人口压力终于使日渐衰微的可采集资源不堪重负，加之野生和栽培的谷类籽粒更富有营养，最后，他们越来越依靠耕作，终于过上一种比较完备的食物生产生活方式。

距今12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开始出现以后，在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人们仍然在按旧石器时代的方式生活。他们舒舒服服，没有受到压力非要采用新石器时代的食物生产方式不可。其实，作为一种生存的文化和经济模式，即使今天，也有少数族群仍沿袭着一种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新石器时代是史前期的一个阶段，它目睹了从简单的园艺和畜牧到新石器时代后期复杂的“村镇”生活的过渡。追溯那段时间，特别是与旧石器时代的极其漫长相比较，史前期的新石器时代实在是非常短暂，紧接着就是在距今5000年前由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明宣告了下一轮转型的开始。不过，尽管相比而言时间短暂，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却传播甚广，而且在某些地区从大约12000年前到5000年前持续了数千年之久，直到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开始让位于近东的文明。对于身临其境的当时的人类来说，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想必是一季又一季，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过得十分平静而安详。

从旧石器时代的食物采集转型到新石器时代的食物生产，有两条路径可以选择：一是从采集到谷物园艺（屋旁种植），进而到农耕；二是从狩猎到畜养动物，进而到游牧。到底选择哪一种转向新石器时代的路径，主要取决于地理环境。在气候适宜，有充沛降水或地表水的地方，出现园艺和定居村落；在贫瘠得不宜于耕种的草原，牧人和畜群保留了漂泊的生活方式。这两条很不一样的转型路径，一条历史性地发展至游牧社会，如蒙古人和贝都因人即是如此；另一条，尤其是同时进行耕作和驯养动物的情形，则发展为伟大的农业文明，最终进入工业文明。

在进行食物生产的同时，仍有零星的甚至经常性的狩猎和采集。但是，在有新石器定居点的地方，毕竟出现了转向在清理出来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基本经济。在房屋旁种植与集约型农业是不同的，后者利用了灌溉、耕具和畜力，那是后来在近东最早的文明地区才发展起来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人还没有用犁，必要时，他们用大的石斧和石锛清理土地，用锄或掘地棒翻耕地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特别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发展出一种称为扫荡式（swidden）或者“刀耕火种”式的农业，在那里土地耕种几年后便被弃荒，待其自然恢复后再行耕种。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中仍有较小的带缺口的石器，恐怕是当做割镰类农具使用，但当时的工具库已大大扩充，增加了一些较大的、常常被磨光了的器具，如石斧和研磨石器。在所有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了臼和杵。动物的角也被用作锄和掘地棒。谷物必须收集起来，脱粒、去糠、储存和研磨，这些都要求有一套比较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实践。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居民都独自栽培并开始种植各种各样的植物：在西南亚发现有几种小麦、大麦、黑麦、豌豆、扁豆和亚麻；在非洲有稷和高粱；在中国北方有稷和大豆；在东南亚有稻谷和蚕豆；在中美洲有玉蜀黍（玉米）；在南美洲有马铃薯、奎藜、豌豆和木薯。栽培是一个过程（而非一次性行为），涉及改良、育种、遗传选择，有时还要把植物引入一个新的生态环境。以小麦为例，野生小麦极易掉粒，便于风和动物把种子带到其他地方，这在自然条件下是一个有利于繁殖的特性。栽培的小麦则不易掉粒，容易收割，但是这样一来，就要靠农民来播种。人类改变了这种植物的基因，这种植物也改变了人类。而且，人类一旦开始种植这种粮食作物，大鼠、小鼠和麻雀也都“自我驯化”，同人类一起躲进了这个新石器方舟。

动物的驯化，是由人类与它们的野生种型长期亲密接触而来的。从逻辑上讲，从猎捕和跟踪兽群到圈养、放牧、驯化和繁殖，至少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过程。现存的例子是今天的拉普人，他们跟踪和利用半野生的驯鹿群的情形，就表明了也许曾经发生过的由狩猎演化为饲养和游牧的过程。同栽培植物一样，动物驯化也涉及对野生种型的人工选择、选择性宰杀、选择性饲养，以及在家禽和家畜中进行后来达尔文（Darwin）所说的“无意识选择”（unconscious selection）。旧大陆上的居民驯化了牛、山羊、绵羊、猪、鸡，后来还有马；在新大陆，安第斯部落只驯化了美洲驼和豚鼠，所以当时美洲人的食物中比较缺乏动物蛋白。

动物对于人类有多方面的价值。有些动物可以把不可食的植物转化为肉类，而肉类含有比植物更多的复杂蛋白质。动物还是长在蹄子上的食物，不怕腐败变质，随吃随取。动物能提供许多有用的副产品，旧大陆上的人类一进入新石器时代，就逐步对它们进行开发利用。牛、绵羊、猪及其他家畜，简直就是“动物工厂”，它们能生产出更多的牛、绵羊和猪。鸡会下蛋，奶牛、绵羊、山羊和马可以产奶。加工得到的耐存放、易处理的奶制品，如酸奶酪、干奶酪和用奶酿制成的饮料，养活着亚洲各大畜牧社会和其他各地的牧人。后来，粪便也成了有用的动物产品，可以用作肥料和燃料。动物的毛皮则成为皮革和许多其他制品的原材料；而绵羊当然还能生产羊毛。（在新石器时代的织机上，最先就是用羊毛来编织织物。）动物还被用于牵引和运输。新石器时代仍然极大地依赖植物和动物，那是继承了人类在前200万年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然而，利用动植物的技术和由这些技术支撑的社会形态，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进入新石器时代几千年以后，在近东出现了一类把屋旁种植和动物饲养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型经济。旧大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类群体，显然饲养了用于牵引的动物，还用上了能在大路小径上行驶的轮车，过得可能比中世纪欧洲的居民还要惬意。这种混合型的新石器时代的农耕，就是通往集约型农业和文明社会的历史过渡。如果说我们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生存模式中的那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生物学和进化的因素决定的话，那么，新石器革命则代表了一种历史方向的转变，那是人类自身为了应付变化的环境而主动进行的转型。(https://www.daowen.com)

作为农耕和畜牧所涉及的许多技术和技能的补充，在向新石器时代转型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好几种辅助技术。在这些新事物中，最重要的是编织，在新旧大陆的不同地区都各自有这种发明。前不久有发现表明，某些旧石器时代的族群偶尔也应用编织技术，可能是编筐编篮，但是只有在新石器时代，为了穿衣和储物的需要，编织技术才被发扬光大，发达起来。生产织物涉及好些环环相扣的技术：剪羊毛或者种植和收获亚麻或棉花，加工这些原料，纺线（直至10000年以后的工业革命，那项工作一直是妇女生活的一部分），制造织机，染色，最后是织布。在谈到新石器时代纺织产品的出现时，当然不应该忘记当时人类对织物的设计，以及在一切社会中都会有的衣着的象征性和传达信息的作用。

陶器代表了新石器革命的另一项关键性的新技术，它也是在世界的多个居住中心独立发展起来的。如果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只是在不经意中曾经造出过接近陶器的火烧泥一类东西的话，那么，在旧石器时代的经济中却没有任何因素去要求进一步发展那项技术。陶器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对储物技术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坛或者缸可用来存储和携带首批农耕社会的剩余产品。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在建造房屋时已经使用到灰泥和砂浆，制陶技术恐怕就是将灰泥成型技术应用于制造盛物器皿发展而来的。最后，终于出现了一批“制造中心”，还开始小规模地运输陶制品。制陶属于“火法技术”（pyrotechnology），其核心是通过“火烧”把水分从黏土中赶出来，[1]将其变成人造石。新石器时代的火窑可以产生高达900℃的温度。新石器时代那种制陶的火法技术，到了后来的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发展成冶金技术。

在新石器时代环境下，没有数千也有数百项大大小小的技巧和技术融合在一起，铸就了相应的新型生活模式。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用木料、土坯和石块建造起永久性的建筑，这一切都体现出他们拥有熟练的技艺。他们能制绳，还掌握了各种精巧手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甚至还发展出一种冶金技术，原料是天然粗铜。那项金属冷加工技术产生了许多有用的工具。1991年发现的那个著名的“冰人”，即在阿尔卑斯山一条冰川后退时暴露出来的那具极不寻常的冰冻干尸，由于他死前带有一柄相当精致的铜斧，人们起初以为他属于某个青铜时代的文化。后来才搞清楚，他生活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欧洲，显然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富裕农民，携带的是一柄精心制作的冷锻金属工具。

新石器时代也代表了一场社会革命，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新石器时代部落的标准形式，是由十几到二十几所房舍构成的一个个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定居村落，每个村落里住着好几百人。与旧石器时代较小的群体相比，村落生活可以将许多家庭结合成部落。新石器时代的家庭无疑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生产是以家庭为基础进行的。可以想象得到，住在房屋里面，新石器时代的人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去处理诸如公共空间、私密性以及待客等问题。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可能使用过致幻药物，也开始试着酿造发酵饮料。新石器时代或许继承了男女分工的传统，但作为园艺社会，狩猎已不很重要，恐怕男女是相当平等的。比较稳定的生活，碳水化合物比例较高的饮食，加之较早停止哺乳，使得出生率逐渐得到提高。而且，免除了带着婴儿不停地从一个营地赶往另一个营地的奔波之苦，妇女们也能够生育和照看更多的小孩。有人认为，小孩的经济价值，比如说照管动物或者在园子里帮忙干些活，在新石器时代恐怕也比旧石器时代要高些。有些考古学家提出过很引人注目的观点，认为至少在欧洲，现今的某些迷信其实是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女性崇拜。当时肯定已经有萨满巫师，即能够治病的人，其中可能也有妇女。新石器社会仍有族长，但是男性绝没有文明来临以后才有的那种优势地位。

在新石器时代初期，还极少甚至没有由于劳动分工而分化出来的匠人，没有人可以仅凭自己的技艺特长谋生。这种情况到新石器时代晚些时候有了改变。随着更多剩余食品的出现，交换也更加频繁，从而产生了比较复杂、比较富裕的定居点。在那里开始有了专职的陶匠、编织匠、泥水匠、工具制作匠、祭司和头人。社会阶层的形成始终与剩余产品的增长同步。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低级的阶级社会，基于宗族的头人统治，或者如考古学家所说的“酋长”社会也开始出现。这些社会均以血缘关系、等级关系以及积聚和重新分配财物的权力为基础建立起来，有时还会举行实质上是进行再分配的宏大盛筵。到这时头领已经能控制5000—20000人的资源。但他们还不是国王，一方面因为他们留给自己的东西相对还比较少，另一方面因为新石器社会还没有能力生产出真正大量的财富。

与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和生活方式比较起来，在向新石器时代转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恐怕实际上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粗放型的种植需要更多的劳作，而生产出来的食物在品种和营养方面多有欠缺，闲暇时间也较少，这些都比不上旧石器时代鼎盛时期的狩猎采集生活。然而——这也是其最重要的优势——新石器经济生产出了更多的食物，因而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和支持较大的人口密度［估计每平方英里（约2.59平方千米）达百人以上］，这便远强过旧石器时代的采集经济。

人口膨胀和新石器经济的迅速渗透，最终使得条件较好的地点都塞满了人。到公元前3000年，在近东散布着数千个农耕村落，村落之间通常相隔不到一天的路程。渐渐有了比较富裕、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区域性的道路要津和贸易中心；到新石器时代后期，真正的市镇也已经出现。典型的例子是特别富裕的新石器时代古城耶利哥。耶利哥在公元前7350年便已经有了相当好的供水系统和砖砌的城墙，拥有2000人左右的居民；在周围的乡间，则有豢养的畜禽和生产粮食的耕地。耶利哥古城有一座塔型建筑，高9米，基底直径10米。它那著名的城墙厚3米，高4米，周径长700米。这堵城墙非要不可，因为城内储存的多余的产品会招引盗贼。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千万年里相互之间肯定不断发生过类似战争的冲突，或为争夺领地，或为俘掠妇女，或为食人的习俗，或为某种祭祀仪式的需要。但只有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才首次生产出值得偷盗的剩余的食物和财富，因而也值得加以保护。这时还留在旧石器时代的人群被迫要适应周围业已迅速崛起的新石器经济，那么，偷盗也算一种适应方法，而去过定居生活则是另一种方法。很长一段时间，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一直排斥那些仍旧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人，这实际上是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在许多社会中都有关于“伊甸园”或者“戏猎场”一类传说，这不过是人们大脑深处对旧石器时代采集生活的美化和留恋。

不管对一种新型经济模式是应该祝福还是应该诅咒，总之，人类获得了对自然的更大支配，开始对他们的环境施加更大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生态后果是教化代替了蛮荒，而且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新石器革命便证明是不可逆转的——回到旧石器时代绝无可能，因为旧石器时代的栖息地已经面目全非，而且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不再能够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