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和实际应用

在17世纪，一种影响广泛的舆论开始出现——尽管以前并非从未有过这样的观点，即要求把科学应用于社会。人们普遍相信科学和科学活动能够为人类造福，因此应该积极支持科学的发展。这种思想生机勃勃，它与自然哲学不应过问实际的古希腊观点正好相反，与科学应是神学的谦卑侍女的中世纪观点也截然不同。

科学具有社会应用价值，这种思想有它的好几个历史根源。一条线索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和神秘主义，它们相信人可以控制宇宙中那些无所不在的力量，因而由此产生了知识能够和应该加以利用的信念。金丹术就其制药和冶金活动而言，代表了把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另一条线索。例如，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古典文化学者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干脆就把法术视为自然科学的实用部分。波尔塔在这方面虽然有点出格，但他也认为自然法术所掌握的那些法力对于王公贵族和政府是有用的。至于占星术和占卜一类超自然活动，那本来就是提供资助的达官贵人所要求的主要回报：第谷发布占星术预报，而开普勒的职业就是宫廷占星家。腓力二世，这位西班牙皇帝素以精明稳健著称，在1556—1598年也被深深地卷入这些玄奥的神秘活动之中。他资助过许多金丹术士，还建立了一个很大的金丹术实验室，可以大量制造金丹术药品。英格兰的查理二世（CharlesⅡ）自己就有一个金丹术实验室。在整个17世纪，关于金丹术能够制造出金子的传言甚多，许多人都相信神秘学问的这种实际用途。

视科学为有用知识这种观点由弗朗西斯·培根进行了最为有效的理论提升。培根举出火药、罗盘、丝绸、印刷机这些人人都看得见的例子，说明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发现最终总能够引出具有实用价值的发明。（培根忘了说明他提到的这几项技术的出现恰好与自然哲学无关，尽管如此，后来的科学研究的确引出了类似有用的装置和技术。）关于实验室的人员组成，培根设想的是一个科学乌托邦，他认为不能要“来捞好处的人”，尤其不能要那些一心只追求实际利益的人。关于实验的分类，培根也特别指出，“成果实验”（experiments of fruit）必须与“探索性实验”（experiments of light）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所成就。培根对科学界的影响主要是在身后才表现出来的，即使这样，其思想影响之大，丝毫也不能低估。

笛卡儿也是一位因提倡他所说的“实用哲学”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他认为知识应该用来“为所有的人谋福利”。笛卡儿视医学为一个重要领域，他认为在那个领域必然能够看到理论的实用成果和实际应用。在17世纪后期，玻意耳也阐述过根据实验哲学寻找新的医疗技术的目标。然而，在那个时代，科学理论并没有产生过多少有效的医疗技术，两者之间至多只有微弱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17世纪的那些提倡新科学的思想家太性急，过早地把他们的理论之车套在了医学实践这匹辕马上。(https://www.daowen.com)

甚至牛顿也在他的《原理》（Principia）的第二卷里谈到了理论的应用。他在论述完一个关于流体力学和在流体中运动的物体具有最小阻力所应有的形状这一复杂问题之后，也干巴巴地写道：“我想这个命题或许在造船时有用处。”牛顿的理论属于纯科学成果，按说远离经济活动和任何实际应用，然而，这个例子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上述新思想的主张与新思想所能够提供的东西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作为17世纪思想家的新的科学思想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对自然的解释也都焕然一新。培根和笛卡儿各自都阐述过人应当是自然的主人和应当支配自然的观点。他们认为，应当积极地开发自然并利用世界上的自然资源造福于人类自己，也就是造福于那个拥有或者说控制了知识的自然的主人。自然要受人的支配这种思想损害了《圣经》的权威，虽然在中世纪就已经有过类似的想法。然而，在17世纪，这种思想里隐藏着作为科学实践的一个方面要对自然进行暴力掠夺和蹂躏的意思，却是大为不同。例如，培根就曾直言不讳地声称：“必须把自然锁住。”

科学有用，科学为大众造福，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思想自17世纪以来就成为西方国家的文化主旋律，19世纪以后，又扩散到了世界各地。进一步分析可知，这种思想里包含着两层涵义：一是科学和科学家应该得到支持，二是科学所产生的力量应该用于造福公众。自然哲学是自然哲学家的哲学或者自然哲学应该服从于神学的旧思想，其影响已经大为缩小。而且十分明显，新思想更符合在欧洲新出现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利益，也更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