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艺复兴的新世界
16和17世纪,科学在欧洲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许多方面都与中世纪时期完全不同。军事革命、欧洲人的航海探险和新世界的发现改变了科学所处的社会环境,科学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美洲的发现,从总体上推翻了中世纪后期那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封闭宇宙的观念,这种使地理科学随之发生变革的动因其实也就是引发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开始重视观测报告和亲身经历,新的地理发现一再地向已有的权威看法提出挑战,绘制地图于是成为一个示范领域,向人们大体上展示出各种各样新颖的从总体上了解世界的方法,而使用那些新方法,显然要比因循守旧去掌握陈旧书本上的教条有用得多。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科学革命时期的许多科学家似乎都基本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加过地理学或者制图学的工作。
15世纪30年代后期,显然与亚洲的印刷术发明无关,谷登堡独立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项意义重大的新技术在1450年以后逐渐传播开来,同样也使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面貌为之一新。这种新型媒介导致了一场“交流革命”,使人们能够获得大量十分准确的信息,也使得抄写图书成为过去。到1500年时,已经有大约13000部著作印刷出版,在整个欧洲到处都可以见到印刷机。这种情形有助于打破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并产生了一大批崭露头角的非专业知识分子。事实上,那些最早出现的印刷厂,其作用就犹如一个个智识凝聚中心,作者、出版者和工人在那里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亲密无间,一起共同生产新知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即强调人的价值和直接对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文献进行研究的哲学和文艺运动,倘若没有印刷技术来密切配合那些博学的人文学者的工作,简直就不可想象。在科学方面,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和人文学者的工作,才又掀起了一股恢复古典文献的热潮。诚然,欧洲人最早了解古希腊科学主要是在12世纪通过从阿拉伯文进行的翻译工作,但是,在15世纪下半叶,学者们又根据希腊原文翻译出版了新的版本,揭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新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基米德的著作。与此同时,印刷术也把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不少关于技术诀窍和法术“秘法”之类的秘笈挖掘出来,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东西对于科学革命的形成也发挥过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印刷技术对当时的科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科学却没有反过来对印刷技术作出过贡献。
意大利的情况尤其突出,那里在14和15世纪出现了文化生活和艺术的复兴,即通常所谓的文艺复兴,我们也必须将其看成是近代早期科学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的一个因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发生在城市,而且是一种相当世俗化的现象,有宫廷的参与并得到宫廷的支持(包括教会神职领袖的支持),但却不包括大学。谈到文艺复兴,人们当然会将那一时期灿烂辉煌的艺术活动与一批艺术天才联系起来,如多那太罗(Donatello,1386—1466年)、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拉斐尔(Raphael,1483—1520年)和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年)。与中世纪的艺术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采用了透视画法,亦即一种投影方法,用它可以按写实风格把三维空间的实景描绘在二维的画布上。透视画法,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一种典型的新风格。艺术家们通过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和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等人的工作,还学会了按照数学规则来把握透视。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此瞩目,以至于历史学家甚至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也列为15和16世纪发现自然界新知识的先锋。我们且不论这种观点如何,但可以肯定,近代早期的画家们确实需要精确的人体肌肉解剖结构方面的知识,这样,他们才能够把人体表现得栩栩如生。文艺复兴时期解剖学研究突飞猛进,原因可能就是艺术家们有这方面的需求。
作为那一变革时代的又一个标志,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家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年)在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出版《天体运行论》的同一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解剖学著作《人体结构》(Dehumani corporis fabrica)。维萨里是一名军医,他的解剖学专长很可能与军事革命有关。由于火器的出现,使他有机会处理许多新型的创伤;当然,那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那种需要。意大利的其他解剖学家不断磨砺他们的技能,也作出了许多解剖学发现。欧斯塔基(Bartolomeo Eustachi,卒于1574年)和法洛皮奥(Gabriel Fallopius,1523—1562年)给人体内那些原来不为人知的管道取了名字;1559年,科隆博(Realdo Colombo,1520—1560年)提出血液从心脏流出经过肺脏的那种较小的循环即肺循环的概念。这些解剖学成就,最后由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集其大成,发现了血液循环。哈维曾在意大利学习过,后当选为伦敦的皇家医师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讲授解剖学。哈维仔细地观察过临死前动物心脏的缓慢跳动,估计了流出心脏的血液量,最后得出结论: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一起构成一个循环系统。他的发现于1628年出版,堪称文艺复兴时期硕果累累的解剖学传统的一项革命性成果。在解剖学领域对从盖伦和亚里士多德沿袭下来的教条所进行的这些修正,充分显示出欧洲在16和17世纪进行的那场科学革命所涉及的范围是如何广泛。
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和神秘学也是当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学包括占星术、金丹术、鬼怪学、占卜、法术、新柏拉图主义神秘哲学、罗森克鲁茨哲学(Rosicrucianism,涉及秘密结社和神秘符号)[1]和希伯来神秘哲学(与《圣经》中玄妙的神奇故事有关)。在近代早期,法术活动的形式非常多,从巫术避邪到“自然”法术或者说“数学”法术,五花八门。所谓自然法术,是依靠一些神奇的机件或技术手段(比如取火镜或者磁石)来产生令人惊愕的效果。尽管我们会不赞成故弄玄虚的法术和种种神秘事物,认为那不过是些非理性的障眼法和欺骗,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和相关知识体系,就其最高水平而言,属于严肃的精神和智识追求,体现了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其实,“神秘”这一概念本身就有两层意思,既指法术高手所保守的秘密,也指隐藏在自然界中的奥秘。(https://www.daowen.com)
图10.1 新解剖学。随着火器的出现,内外科医生便要处理更多严重的创伤和灼伤。军医维萨里于1543年编写出近代第一本人体解剖手册,那一年哥白尼也正好出版了他关于日心天文学的著作。
在15世纪的中叶,神秘学通过发掘和翻译所谓的法术秘笈(Hermetic corpus)获得了正当地位,也得到了发展动力。那些秘笈中所贯穿的神秘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所谓“相生”(sympathy)和“相克”(antipathy)的一整套神秘的(或“隐藏的”)对应关系和各种各样的关联,把人体的小宇宙(或“小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大宇宙(或“大世界”)连接起来。因此,世界不过是一种表象,它的下面其实隐藏着大量的意义、相互关联和神秘象征。神秘主义除了相信占星术,还声称一位绝顶高明的法术师或术士可以用他的法力改变自然的进程。(文艺复兴时期法术的这种思想,即高明的术士可以通过修炼掌握使宇宙悸动的“力量”,流传到后来演变为牛顿所阐明的现代观念——万有引力。)按照这种思想,神秘主义相信自然界具有一种由许多基本的数学实在所构成的超物质世界的神圣秩序,并且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相信人类既能够了解自然,也可以通过一种法术技巧来影响自然,使之有利于人类自身。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些特点,因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些推进科学革命的个人和历史力量中,有许多人也同时在搞法术。那些法术活动的反亚里士多德本质和背离大学传统的做法在当时应该不会不被人注意到,所以有关活动恐怕也不会有得到资助的机会。到17世纪后期,法术相对说来开始衰落,这种向更加“公开”的知识体系的过渡代表了科学革命中的一个重大跃升;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也以这种方式为科学革命提供了有效的、实实在在的动力。
在16世纪的西方发生过一次历史性的大动乱,新教徒所发动的宗教改革打破了天主教会在精神和政治方面的统一。宗教改革者怀疑当时公认的宗教权威,将矛头直指梵蒂冈。现在看来,那次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把社会向着近代社会的世俗化推进了一大步,也就是说,管理社会的权力从教会的手中历史性地转移到了世俗文职政府的手中。那场宗教改革是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发起的。1517年,马丁·路德把他所写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教堂的大门上,其中提出了许多引起极大争议的宗教改革建议,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而且常常会导致流血的宗教斗争。正是那些宗教斗争把欧洲拖入了“三十年战争”,并一直持续到1648年。科学革命就是在那次宗教改革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中的许多关键人物,如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Rene Descartes)和牛顿,都曾受到神学骚乱中所争论的那些宗教问题的深刻影响。
在讨论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的变化时,还不能不提到历法改革,那件事情虽然影响要小一些,但却越来越迫在眉睫。当时所使用的儒略历仍然是早在公元前45年由儒略·恺撒(Julius Caesar)决定使用的那种历法,一年有
天(每过4年在2月加一整天),比一个太阳年大约要长10分钟。到16世纪时,儒略历已经明显地与太阳年不同步,相差大约10天。确定复活节的日期本来就不容易,凡界所用时间和天界时间的这种差异则造成了更大的麻烦。1475年,教皇塞克斯都四世(SextusⅣ)曾企图进行历法改革,但没有结果。教皇利奥十世(LeoⅩ)在1512年又重新提起这件事。哥白尼在被问到意见时表示,必须要有相应的天文学理论,历法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