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自身

科学的变化通常总是渐进式的，每一次的变化一般不会太大。不知什么时候，化学家们会发现一种新的化学元素；也许某一天，又有人找到了一块新的化石，或者发现了一颗新的恒星。这些一点一滴的发现不会损害一门科学原有的理论框架，实际上，通常反而会加强那个框架。但是，间或也会有剧变发生，当尘埃落定之时，就会有代替旧框架的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出现。那样的剧变就是科学革命。它们不仅会因为引起概念上的更新而取代长期以来的旧思想，还会改变研究的领域，产生许多旧科学根本就想象不到但确实又需要进行研究的新的疑难问题。哥白尼革命就属于在16和17世纪发生的这样一种革命，到了19和20世纪，达尔文革命同样也改变了科学的整个智识面貌。

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那一年和那部书就代表了欧洲科学历史的另一个大转折。以达尔文著作的出版为界，在此之前是可称为传统基督教世界观的思想意识占据着统治地位。那种世界观得到了圣经权威的认可，似乎已经为常人见识和科学观测所证实，认为动植物物种是各自分别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自它们产生以来就从来不曾改变过。这样一种世界观基本是静态的，不承认有稍大一些的变化。它还包括了这样一些观点，即地球上的各个物种是在过去不太远的某个时间——可能仅仅是6000年前——分别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地质和生物环境则被解释为是在过去曾发生过的许多次灾变——最著名的是诺亚洪水——遗留下来的结果；而且，在宇宙中占有特殊位置的人类，是由建造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上帝特别创造出来的，连世界的历史进程也是上帝预先就安排好了的。

在1859年的转折点之后，则是从达尔文的萌芽思想发展起来的完全对立的另一种世界观。它的基本观点是：物种并非固定不变，它们不是被分别创造的，我们在周围环境中看到的生命形式是通过自然选择过程进化而来的，在过去亿万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不停地进行着生物进化和地质变化，人类不过是自然历史的一个产物，对自然的研究找不到任何存在着奇迹或者神赐计划的迹象。(https://www.daowen.com)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两者表现出许多类似的特点。哥白尼革命抛弃了一套其基本形态已存在了2000年之久，并一直得到天文学和宗教庇护的天文学信仰，在那之前，它们始终被当成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太阳围绕静止不动的地球运动。达尔文革命则抛弃了也是始终受到圣经传统保护的物种不变的古老信仰。哥白尼和达尔文两人都曾为是否发表他们的新观点迟疑再三，他们害怕的倒不是宗教或政治当局，而是因为他们的理论过于新奇，在当时他们又无法证明，因此害怕成为笑柄。两人的理论又都为尔后的研究所证实。两次革命的结果产生出了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天与地都遵从同样的物理定律，而人和兽也有着共同的生物学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