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植燕麦、豌豆、大豆和大麦”

“种植燕麦、豌豆、大豆和大麦”

欧洲在中世纪发生的农业革命是被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足逼出来的。从公元600年至1000年，欧洲的人口总共增加了38％。法国的人口增加更快，增幅接近45％，那里的土地形势自然更加窘迫。在中世纪欧洲，土地有许多用途，并不只是用作耕地来生产食物和纤维，还要用来饲养家畜提供肉奶，放牧牛马供作畜力，养羊剪取羊毛，与此同时，扩大的城市也要占去不少本来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不仅如此，还必须留下大片大片的林地，为建筑和造船提供木料，为取暖和工业提供燃料。尤其是，炼铁业也使用木柴作为燃料，其消耗更是惊人，对土地的使用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到9世纪时，欧洲人终于不得不面临早在数千年前就曾经迫使东方那些居住在河谷地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去加强其农业生产的那种生态危机，而正是这样一种危机，导致东方先行转向了文明社会。

在古代东方，人们是用人工灌溉这种技术手段来强化农业生产的，而在欧洲，没有也不可能采用这样的办法。欧洲的春季和夏季都有充沛的雨水，农田已经得到天然灌溉。这里有一些地区，土壤板实，用原来很轻的地中海刮犁无法耕种，因此，欧洲的农民只要解决翻耕问题就能够增加生产。许许多多非常适合北欧独特生态条件的独一无二的技术创新，导致了欧洲的农业革命。

第一项创新是采用重犁。那是一种木铁结构的庞然大物，配有铁铧，安装在轮子上，可以从深处向上翻起土壤，走过之处会留下一道深深的犁沟，而且不会出现漏耕。重犁拉动起来阻力很大，需要8头犍牛牵引。相比之下，原来使用的地中海刮犁只适用于松软的土壤，其实就是一把拉动的锄头，只需要两三头牛牵引。重犁原本是罗马人的发明，但很少使用，现在被农民用于耕种欧洲那些湿润的低地，从而增加了农业生产。

第二项对增加农业生产作出重大贡献的创新是用马代替牛作为挽畜。马能够拉得更快，也更有耐力。传统的颈上挽具只适合于牛的短颈，不适合马，而中国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使用一种驾驭马的项圈，欧洲人似乎把它借用了过来。这种挽具不会压迫马的气管，受力点移至肩部，可以使马的牵引力增加至4—5倍。这项创新与欧洲人的另一项创新马蹄铁相结合，终于使得马代替了牛成为主要的挽畜。

在中世纪发生的农业革命中，还有一项重要措施是实行三田轮作制。古代地中海地区原来实行的是典型的二田轮作制，通常的做法是耕种一块土地，让另一块土地休耕。这种新型的三田轮作制起源于欧洲平原地区，即把用于耕种的田地划分为三块，以三年一个循环轮流耕种。连续两季只耕种两块田地，冬季种小麦，春季种燕麦、豌豆、大豆、大麦和扁豆，第三块田地则休耕，让其恢复地力。

这些新技术立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深耕使得有可能开垦新土地，尤其是欧洲平原上那些肥沃的冲积土壤，这有助于说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为什么能够逐渐北移。使用重犁，再加上用来牵引它的那一大群牛，花费巨大，一家一户的农民很难承担，于是，就渐渐出现了集体所有制，出现了共有性质的农业和家畜养殖模式。这些变化加强和巩固了至少到法国大革命都一直是欧洲社会基石的那种中世纪村庄和相应的庄园社会制度。

同样，改而使用马，对于较大的村庄也比较有利，因为马的活动“半径”较大，这多半会使得社会更加丰富多彩，乡村生活更加惬意。马还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这样一来，便能够有更多的村庄参与到区域性、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经济中来。

三田轮作制也会带来许多重要的好处。春季收获蔬菜和燕麦极大地改善了普通欧洲人的饮食。三田轮作制把欧洲农业的生产能力一下子提高了33％—50％，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得多的剩余粮食，足以支持欧洲的崛起并养活中世纪鼎盛时期的大量城市人口。

通过中世纪的农业革命，欧洲变得更加富裕，生产力大为提高，城市化程度大为提升。这样一个欧洲必然会产生出现代科学，也必然会引领世界的技术进步。然而，同样是这样一个欧洲，也为后来的种种问题播下了种子。这些问题包括土地不足、木材短缺、人口压力、帝国的残暴、毁灭性的瘟疫、世界战争，以及最后，作为欧洲技术成就的一个后果，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生态恶化。

到公元1300年时，欧洲的人口已经犹如高耸的乌拉尔山脉，跃升至7900万人，那已是公元600年原有2600万人口的3倍。这一时期巴黎人口则增长了10倍以上，在1300年时达到228000人，到1400年，又增加到280000人。与城市化进程同步，人口的大量增加也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如大规模修建大教堂（1175年建坎特伯雷大教堂，1194年建沙特尔大教堂）和创办大学（1088年建博洛尼亚大学，1160年建巴黎大学），最后以形成一种形态完整的中世纪文化达到巅峰。我们今天谈论的骑士精神，还有那些描写深闺怨女和寻找圣杯的骑士的有着诗一般意境的感人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https://www.daowen.com)

农业并不是体现技术促成中世纪欧洲崛起的唯一方面。在军事方面的技术创新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使得欧洲具有了封建主义的特征，这还可以说明为什么欧洲最终能够称霸全球。在最能反映欧洲封建制度特征的那些具体形象中，有一个形象就是骑士，他全身披挂甲胄，威风凛凛地跨骑在亦有铠甲防护的战马之上，这就要依靠一项不起眼的关键性技术——马镫。在8世纪前，欧洲的骑士们在抵达战场以前倒是一直骑在高头大马上，可是一旦临敌，他们就必须赶快下马，步行应战。那是因为，没有马镫，一般的人无法在马上坐稳，只有最熟练的骑手才有可能像真正的骑士那样战斗，可以在马上挥刀砍杀和拉弓放箭，而不至于摔下马来。马镫是中国人在公元5世纪的发明，以后才慢慢传到西方。马镫没有运动部件，看似一项最简单的技术，可是它能让骑手稳坐马上，在马背上战斗而不会摔下来。一位骑手在配备了马镫以后，他骑在马上，人马皆护以铠甲，手持长枪，便构成一个令人生畏的整体，奔跑起来就不再仅仅靠膂力，而能够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力，这就是战斗中的所谓“骑兵冲刺”。欧洲的骑兵简直就是中世纪的“坦克”，那些披挂重甲的骑士连同他们的战马形成了战场上最具威力的武器。

骑兵冲刺这种新型的欧洲战争技术也顺利地融入了农业革命所产生的庄园制度。骑士代替了中世纪早期通常从农民中征招来的士兵；成为骑士，也就是一名职业军人。用华丽的甲胄装备一名标准的骑士，虽然花费不菲，但全由当地的贵族领主负担。这样一种制度，也产生了真正的封建关系：骑士就是家臣，他要誓死效忠他的上一级封建领主，并为主人去拼杀，以此来换取在主人领地的某个区域以其主人的名义发号施令，征收赋税。这样一种区域性的封建关系，特别适合中世纪欧洲社会的那种分散状况。那里不需要如同专制文明中那样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管理农业经济，因为根本就不需要水利基础设施。这种庄园制度也与欧洲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应。骑士和欧洲封建制度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村民与统治他们的骑士和领主之间的区域性关系。这种骑士—村民关系形成了欧洲封建主义和庄园制度的一种特征，村民们都有义务向当地教堂和骑士老爷缴纳“保护费”。经过农业革命以后，村民们能够生产出剩余产品来供养他们的骑士老爷，而骑士则在当地负责维持治安，征税，主持公道。

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度，封建土地按照惯例只由最先出生的儿子一人继承，于是就渐渐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骑士。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以至于无法在欧洲对他们作出安排。结果，终于以多次十字军东征的形式掀起了欧洲人对外扩张的第一次浪潮。首次十字军东征是由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Ⅱ）在1096年发动的。这一系列从欧洲出发的对外武力征讨持续了将近200年；第七次[1]也就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于1270年。这一次，欧洲的这些侵略者终于遇上了在技术上与他们不相上下，而在文化上甚至比他们更加先进的劲敌——拜占庭和伊斯兰文明，因此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希望，最终无功而返。

在发生以上这些变化的同时，欧洲的工程师们发明了许多新奇的机器，也找到了新型的能源，而且还找出了获得这些新能源并利用它们来推动新机器的方法。事实上，欧洲成为世界第一的伟大文明，依靠的主要不是人的体力。这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那些用水力推动的机器，它们实际上已成为乡村生活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欧洲的许多地方都有不少水量丰富的小河，到处都能够见到运转的水车在利用它们的能量。水车获得的动力被用来推动各种各样的机器，如锯木机、磨面机和锻打机等。在有些地方，还用风车来围海造田。如此大量使用水力驱动的机器，很可能是由于缺乏剩余劳力，而农业革命又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水平。例如，谷物产量增加了，需要磨成粉，这时候，广泛使用水力和风力推动的磨面机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这种磨面机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但很少使用，也许是因为那时有奴隶，不乏磨面的人力。因此，在西欧，奴隶制度在节省劳力的机器出现以后就随之消失，这绝非巧合。

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中世纪的工程师还利用风力来驱动风车，利用潮汐水流来驱动潮汐水轮。他们为了造出这些机器，必须掌握旧式的齿轮机构和传动装置，还必须发明一些新型机件。欧洲人改进和完善了水车和风车、弩机（或者抛石机）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机械，而且在此过程中找到了一些替代人力的动力源。可以说，欧洲人的文明实际上是靠相对更为强大的风力和水力“引擎”驱动的，比起世界其他地方来，他们更多地利用了不同类型的能源。中世纪的欧洲人常常被人说成“喜欢幻想”，正是他们在中世纪对机器的那种迷恋，比起其他文明来，欧洲文明才会把自然界看成取之不尽的宝藏，认为只要通过技术开发就能够使之造福于人类。他们这种对待自然界的与众不同的态度，后来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不良后果。

那一系列导致欧洲社会和文化转型的令人印象至深的技术创新同理论科学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科学并没有为之作出过多少贡献。科学追根溯源继承的是古代希腊和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问，它们在中世纪欧洲的应用甚至还不如早先的那些文明。有一些几何学知识（不包括定理的证明）和历算知识曾经发挥过作用，但是，它们从来未曾应用于设计机器和发展技术，而后者才是中世纪欧洲应该享有盛誉的成就。

不过，欧洲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为科学和自然哲学创造了全新的外部条件，使得在欧洲出现的一种充满生机的新型学术文化有了较好的活动空间。在我们今天称之为“12世纪文艺复兴”的运动中，欧洲的学者接触到了古代和伊斯兰世界的哲学和科学传统，也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自己的传统。正如欧洲人在加强农业生产的方法和使用机器方面独树一帜，他们也独创了一种研究高级学问的机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