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河流

城市革命是在新旧大陆的好几个中心独立进行的。若干个具有明显相同特征的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区在集约化农业的基础上合并而成中央集权的王国，这种情形在全世界6个不同地区至少发生过6次。它们是：公元前3500年后在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400年后在埃及，公元前2500年后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1800年后在中国黄河流域，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中美洲，以及公元前300年后在南美洲。这6处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基本上是独立进行的，而不是哪一个文明中心扩散的结果，因此它们都被认为是原始文明。

文明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各自独立产生，而且是于公元前4000年后在上述这些地区重复产生？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曾提出过多种解释。关于人类跨入文明的具体过程，一直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课题，至今尚无定论，不过许多学者都强调了水文地理和生态因素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依赖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集约化农业乃是形成大型的、高度集权化的官僚国家的关键性要素。要知道，那些原始文明都产生在水文环境恶劣的地区——也就是说，那里要么缺水，要么水太多，要成功地实施集约化农业，必须要有水利工程——仅仅这一个事实便赋予那种可称为“水利假说”的解释以很强的说服力，使人不能不相信文明的出现与建造大规模水利网系的技术之间存在着联系。在亚热带火一样太阳的照耀下，灌溉农业不寻常的高产的确能够供养大量人口。含有大量泥沙的河流提供了灌溉用水，尤其在它们受到人们控制的时候，总能使周围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农田。农业灌溉和防洪都需要水利工程，而水利工程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地区协力才能进行建造和得到维护，而且还需要因时因地分配水资源。沼泽地需要排水，大坝、泄洪道、主渠、水闸、支渠、梯田、水塘和拦水堤需要建造，沟渠还要经常疏浚以防堵塞。因用水发生争执，则需要权威来协调解决。过剩的农产品需要储藏起来，派人看护，重新进行分配。地理因素和灌溉农业技术共同作用，促成了专制国家的建立。

按照这样的思路，这种“环境决定论”就提供了如下重要的解释性推想：文明产生在史前期的河谷和冲积平原，那是一些受到环境限制的农业区；其他地方，集约化的农耕要么是不可能，要么是不切实际。在这些受到限制的定居地，如尼罗河流域，迅速增加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很快就达到被沙漠、洪水和大海所制约的极限，迫使人们不得不加紧食物生产。接二连三的战争也由单纯袭击变成征服和统治，因为当一处栖息地已经被人挤满时，失败者再也无法复兴，重新形成一个农业群体。在先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战败的部落通常是流浪到他处去谋生，而在为环境所限的地区，如尼罗河流域，战败的以农耕为生的人再也无其他地方可去。胜利者不仅抢占了土地和不多的灌溉工程，还将被征服的战败者置于其统治之下，留下他们的性命作为奴隶和农民，充当维持集约化农耕系统的劳力。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历史的大潮便总是推动着合并和集权，再无逆转的可能。新石器时代的公有社会此时迅速分化出阶层，最终会出现一位君主，代表着地区强权对其治下的一个农业下层阶级发号施令。一个地区只要具备了这样的生态和人口条件，文明和国家或早或迟总会出现。

上述这幅图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确认。然而，在目前看来，存在着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的一种共同模式，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历史的确容易被看成一连串独一无二的事件——有人把这种看法讥为“一件接一件的该当如此的事情”。可是，既然在近东、远东和新大陆一再有文明产生，那就证明在历史进程中确实存在着必须重视的规律性。

上面描述的模型与人类第一个文明出现的情形就十分吻合。这一文明出现在位于今天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在古代，那里叫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到公元前4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到处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当地的管理者排干了地势较低的三角洲沼泽地的积水，在河流上游经常遭到水淹的地方则构筑起密集的灌溉工程。公元前3500年后，那里出现了乌鲁克、乌尔和苏美尔这样一些有高大城墙防御的大城市，居民达50000至200000人。到公元前2500年，名副其实的苏美尔王朝文明已经形成。与埃及不同，统治两河流域的不是一个王国或王朝，在相继几千年间，是一系列的城邦和以这些城邦为基础的帝国的兴亡更替。这可能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条河流时常发生变迁，经常出其不意地改道和泛滥的缘故。

地图3.1　最早的文明。从新石器时代的简单园艺过渡到集约化农业，是在新旧两个大陆的多个地区独立发生的。在受到生态制约的那些人类栖息地，人口的增加迫使人们采用新的技术来增加食物生产。

虽然那里是由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地区的一些不同的人在你去我来地轮流执掌文化、政治和军事大权，但两河流域的文明在长达数千年间从未间断过。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巴比伦人在掌握统治权期间，吸取了苏美尔人的大量文化，还采用苏美尔人的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当亚述国（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一个王国）开始控制整个地区时，它又大量吸取了巴比伦文化。(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文明都以灌溉农业为基础。那里的主渠最宽达75英尺（约23米），绵延许多英里，还有与主渠连接的数百条支渠。所有两河流域的文明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和复杂的官僚体制，负责收集、储存和分配剩余农产品。它们全都建有显赫的大型建筑，包括非常宏伟的寺庙建筑群和今天称之为亚述—巴比伦宝塔的金字塔建筑。例如，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00年）的那座乌尔—兰姆宝塔，长400码（约365米），宽200码（约180米），而它却只是一座更大建筑群的一个组成部分。厄布加尼撒高塔（公元前600年）更是高达90米（270英尺），它就是传说中巴别塔这一《圣经》故事的原型。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还孕育出书写、数学和相当复杂成熟的天文学。

古埃及是以同样方式进入文明社会的又一个例证。尼罗河谷是被大沙漠包围着的一片狭长形绿洲。它像一条东西走向的带子，宽12—25英里（约25—40千米），长数百英里；南背群山，北临地中海。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沿着尼罗河谷扩散，在公元前6000年前便已经出现了王国；截至公元前3400—前3200年，已经考证出的前王朝王国就有7个。（埃及古物学者一致同意有关事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但是他们在确定世纪年代方面还不一致，尤其是关于那些早王朝时代和古王国时代的年代。）正是在那段时期的某个时候，美尼斯王（King Menes）统一了上下埃及两个王国，成为埃及第一王朝的第一位法老。美尼斯沿袭传统，也兴修水利，在底比斯城的尼罗河段修筑堤防。此后，埃及文明便突飞猛进，迅速发展。基于管理尼罗河一年一度泛滥的需要，古埃及已经表现出高度文明的一切特征，包括在吉萨大规模兴建大型金字塔，它们属于埃及文明的早期创造。与此相适应的是，这里很早就出现了集权统治。有20000名士兵组成的埃及军队；法老成为埃及一切财富的合法继承人，并对治下的2500000臣民实行绝对统治。官僚机构、书写、数学、初级天文学、各种各样的技艺，以及文明社会所具有的种种其他的复杂事物，也一个一个地相继出现。

关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人们所知较少，不过，对于它的历史演进的大致情况还是清楚的。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点于公元前7000年出现在印度河流域。那里的文明可能是在当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它的某些早期特征也有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和商人带过去的。印度河流域的那片冲积平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印度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地理环境，也为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那两座城市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根据考证得知，哈拉帕文明自那以后便一面向内陆，一面在阿拉伯海沿岸传播开来。印度河流域的居民开垦贫瘠的平原，并构筑河堤来保护城市，用以抵挡捉摸不定的含有大量泥沙的洪水。作为存在着强大中央政府的明显证据，哈拉帕的城镇都是按照同一种周密设计用城墙围成的居住区，城内有整齐的街道和街区、高塔、粮仓、下水道，以及所有其他的文明设施。例如，在摩亨佐达罗城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城堡［200码×400码（约180米×365米）］，它的砖砌城墙高达40英尺（约12米）。城堡内有一个“大浴池”，里面的一个人造水池长12米，宽7米，深3米。考古学家已考证出，“大浴池”可能是僧侣们居住的地方和集会的礼堂。摩亨佐达罗的人口估计有40000。哈拉帕的冶金师们已经在利用黄铜、青铜、金、银、锡等金属，陶匠们已制出釉陶，书写和较高的学问也得到发展。有限的证据显示，即使在文明初期，也已经有一个由强大的僧侣、官僚和军人阶级掌握的专制政体在发号施令。然而，自公元前1750年以后，印度原来的城市文化衰落了，原因可能是气候和生态因素，例如印度河的改道。

地图3.2　水利文明。位于3个不同地方的第一批文明形成于位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河流之间冲积平原上的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埃及的尼罗河两岸和印度河流域。受惠于一年一度河水泛滥的农业因兴修水利而得到加强。

在中国，沿着黄河，是另一处以类似方式出现的文明。到公元前2500年时，数千个新石器时代后期的村落已在黄河两岸铺开，随着开始实行灌溉农业，也出现了王国。大禹，这位中国传说中的“治水”能手，被赋予了半神话色彩，据说是第一个王朝（夏）的创建人。商（殷）朝（公元前1520—前1030年）是中华文明有文献记载的开端，他们凭借发达的灌溉工程成为黄河平原的主人。后来，工程师们把灌溉技术带到了南方的长江流域；稻谷种植技术则从中国南方传播到了北方，当然也带来了相应的用水技术。在中国历史上，政府的功能之一就是兴建和维护水利工程。于是，全中国各地很快就有了许多河堤、水坝、水渠和人工湖［例如165英亩（约67公顷）的安丰塘[1]］。政府的蓄水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十分周密，其中还包括了排涝。为了保证这些水利设施发挥作用，政府从农民中强制征集来大量劳力参加劳动。

早期中国人建设的城市，总是有防御用的城墙、宫殿和举行典礼用的建筑。他们的社会等级森严：中国皇帝是天子，皇帝及其亲人和大臣们死后葬礼十分隆重，常会有数百人陪葬。中国在公元前221年首次实现统一，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于皇帝一身。除了宫廷大臣，还有一个复杂而可畏的官僚制度帮助他进行统治。据估计，在基督纪年开始时，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人口大约有6000万。中国早期的政府建有许多粮仓，设有常备军。那时也有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青铜鼎作为行政权力的一种象征常由皇帝授予其属下。当时由政府兴建的大型建筑很多，除了水利工程外，最著名的是中国长城，它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建筑工程。最早的一段长城长1250英里（约2000千米，为了把草原牧区与农业区分隔开来），开始兴建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结束于公元前221—前207年，正好是中国实现第一次统一的时间。［后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长城曾多次扩建，总长度超过3000英里（约4830千米）。］大运河是中华文明擅长大规模建设的又一个例证。它是一条内陆水道（初建于公元581—618年），从杭州直通北京，绵延1100英里（约1770千米）。投入这一浩大工程的劳力相当于5500000人，因劳累死去的可能有2000000人之多。与这些大型工程相比毫不逊色的是，中华文明还有发达的写作、数学和天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