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和大学礼服

图书和 大学礼服

12世纪以前，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本来就不曾有过多少较高的学问，因此，人们常说的什么欧洲掉进了“黑暗时代”，这甚为不确。自罗马时代以来，北欧的文字文化其实是徒有其表，虽然也有教会学校，偶尔也会出现个别学者，但人们基本上仍然过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乡村生活。欧洲在公元500年以后到处都有修道院，那里有缮写室和藏书室，修士们深居简出，就像小小的学问中心。天主教神父至少要能够读写，789年，法兰克王国国王、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2]皇帝查理大帝（Charlemagne）颁布法令，要求每个教区都设立“教会学校”，以便确保能向其他的文盲地区派去有文化的神父。可想而知，在中世纪早期，那些教会学校和修道院的知识层次和教学水平都非常低，基本上是沿袭古代的传统，教一点粗浅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有些天文学知识倒是需要用于占卜和历算，特别是确定复活节是在哪一天。但是，在中世纪早期，除了这些最初步的对较高学问的追求，人们在知识上关注的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事务，而不是科学。至于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则几乎无人问津。

说来也怪，在已经是欧洲边缘地带的爱尔兰，那里的修道院在神学研究和一般知识领域反而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就包括不少希腊知识，其他地方的欧洲人对于这些知识基本上是一无所知。当然，不时也会有一位真正的学者出现，如欧里亚克的热尔贝（Gerbert of Aurillac，945—1003年）就是这样一位，他于999年加冕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Ⅱ）。他不仅精通《圣经》、教会神父们的著作和当时极少传到欧洲的古典异教徒的知识，还曾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些修道院研究过数学科学，那里已经有较多的伊斯兰学问流传过来。他把关于算盘和星盘的知识带回法国，这是观测星星和进行简单天文计算的两种十分便利的工具。尽管热尔贝由于个人的癖好掌握了范围其实很狭窄的数学科学，但欧洲在中世纪早期的智识活动还是比较原始，没有产生过什么社会影响。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没有什么条理化的学问，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却于12世纪出现了欧洲的大学，而且迅速在全欧洲推广开来，从而成为历史上科学和知识走向组织规范化的一个转折点。最初是于公元9世纪在意大利萨勒诺的一个独立公国出现了医学教学机构，但是它的学生和教师联谊会后来设在博洛尼亚，人们通常就把它视为欧洲的第一所大学。接着于1200年成立巴黎大学，1220年成立牛津大学，到1500年时，又新出现了大约8所大学。在欧洲兴办大学是随着农业革命所推进的城市的兴起和财富的增加才有可能出现的新生事物，因为大学机构肯定是要设在城市里，而不可能像修道院那样放在乡村。一大批喜好玩耍的学生来上大学，当然希望得到回报，希望毕业后能够找到好工作。（今天也是如此。）

尽管有时也有相反的观点，但是人们通常都同意欧洲的大学是一种相当特殊的机构。大学效仿中世纪欧洲手艺人行会的规矩，演变成至少在名义上与宗教无关的学生和教师群体。或者是学生行会（例如在博洛尼亚）雇用教授，或者是教师行会（例如在巴黎）向学生收费。此外，大学还不需要依赖国家或个人的资助，这又不同于古时的书写学校和伊斯兰的学馆。大学不是国家机关，而是一种保持独立的典型的自治机构——作为经过批准的法人仅受教会和国家的松散管理，享有独特的法律特权。在这些特权中就有作为组织机构的授予学位权，以及不受当地市镇当局管辖的自由。欧洲的大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治机构，自己管理自己，因此，它们既不像在庞大的帝国中那样要完全受官僚政府的控制，又不像希腊的科学传统那样具有彻底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早期的大学生机勃勃，为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学的主要作用是培养牧师、医生、律师、行政官员以及教师，这些都是国家、教会和私人企业越来越不可缺少的人才，从而确保了欧洲在中世纪的持续繁荣。神学、法律和医学这些高级科目的研究生院要指导和辅导遴选上来学习相应科目的学生，大学文科学院则要辅导所有刚跨进校门的低年级学生。自然科学在文学院找到了安身之所，因为其主要课程有逻辑学，还有属于七艺中后四项的四门高级学科——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取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如果继续攻读神学、法律或者医学的高级学位，毕业后一般可以获得文科硕士学位，那么就肯定需要学习自然哲学这一主干课程。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通常是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为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上课。这样一来，大学就成为某些学者专业生涯的一个打基础的初始阶段，他们在大学里就认真学习和研究过自然科学。与今天的大学不同，中世纪的大学主要不是研究机构，而且也没有把科学确定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希腊和伊斯兰科学还没有成为大学科学课程的基本内容时，大学所需要的知识是靠从外文辗转翻译成拉丁文。穆斯林的大城市托莱多于1085年落入基督教徒之手（这是欧洲文明扩张势力的又一个证据），此后，托莱多就变成了翻译活动中心，有一大批翻译家在那里把古典的科学和哲学文献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住在西班牙的犹太知识分子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把阿拉伯文文献翻译成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希伯来文，也翻译成他们的基督教合作者和资助人使用的西班牙文，后者再把那些文献从西班牙文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在11世纪下半叶被诺曼底骑士“解放”）也有翻译活动，那里的学者不仅根据阿拉伯文本翻译，也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需要指出的是，进行如此大规模翻译活动的动机并不全是空洞的热爱知识，而主要是为了搜集那些被认为涉及有用科学知识的文献，如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和金丹术等。

通过这些翻译活动，到1200年时，欧洲人就恢复了相当大一部分古代科学，还有伊斯兰世界在若干世纪积累起来的科学和哲学成就。巴斯的阿代拉尔（Adelard of Bath，1116—1142年为其盛年）在12世纪20年代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自阿拉伯文）和其他一些阿拉伯文数学文献。最著名的翻译家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Cremona，1114—1187年）于1140年前后来到西班牙，找到了一本托勒玫的《天文学大成》，在那里一住就是40年，不仅在1175年翻译完成了《天文学大成》，而且还带领一个翻译班子从阿拉伯文本总共翻译了70—80套其他图书，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伊斯兰文献，还有阿基米德、盖伦、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伊斯兰注释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欧洲人原来仅仅从几本逻辑学小书中知道有亚里士多德。1200年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哲人”的非凡价值才凸现出来。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经典著作又有了更好的译本，依据的是更早也更为可靠的希腊原始文本，即使这样，到1200年时，所谓的“西方”传统便已经在西欧形成。

如果说12世纪是翻译时期，那么13世纪就属于消化吸收时期，在这一时期，欧洲的学者开始吸收古代和中世纪伊斯兰的科学和哲学传统。这种吸收过程其实就是想方设法让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异教徒的希腊传统协调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化吸收是由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年）完成的，他对两者进行了伟大的智识综合。阿奎那究竟是把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了还是把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化了，或者两者兼有，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使用了某种方式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变成支持基督教教义的一种完备的智识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世纪的学究们才有可能作出关于上帝、人和自然的那一套理性思维解释。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和分析方法变成了研究任何问题都要使用的唯一的概念工具。阐释和捍卫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大学的一项神圣使命；最后得到的那个由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科学结合起来的智识混血儿，则产生了关于世界和人在世界中所处地位的一种逻辑紧凑的、统一的世界观。

例如，中世纪的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写过一首名诗《神曲》（The Divine Comedy），其中就涉及对宇宙的看法。在那首诗中，地球保持不动，固定在世界的中心。变化不定的世俗王国——由4种元素及其天然运动同乖戾运动构成的地球——则是人类上演的这出大戏的布景。在天上，有若干个天球带动行星和恒星各自沿着它们自己的路线运动。地狱就位于中心位置，中间是炼狱，外面则是天堂。一切东西都上下有序排成一条长链，因而一切生物都被组织在一个等级序列中，从最低等的毛虫到最尊贵的国王或教皇，再往上，经过一系列天使和大天使，直至上帝。物理法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而上天的法则则是由上帝制定的。整个安排只是暂时的，仅存在于过去和可以期盼得到的时间终结之间的一个特定的瞬间。这样一种世界观应该说很具有说服力而且也是统一的，当时的普通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精神上，想必都会感到满意。

中世纪的学者主要是按照神学的观点来解释世界的。但是，他们也相信理性有助于人们认识神的存在，相信我们不仅可以通过上帝的话而且也可以通过他的伟大创造——也就是不仅通过研究《圣经》，也通过研究自然——来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和本性。然而，检视中世纪这种世界观的总体内容，在它里面，每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发生冲突的时候，世俗的自然科学总是被置于第二位。

自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国家，许多人都十分强调宗教自由以及教会与学校分离的重要性。而在中世纪欧洲，当时的要求则是统一而不是分离。13世纪，当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渗入欧洲和那些新成立不久的大学时，欧洲人没有少花力气去设法调和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矛盾。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观点明显与天主教的传统教义相冲突，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没有什么创世，人的灵魂未必不死，神的力量有限，等等。

这些属于两种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与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吸收进正统神学所带来的知识上的问题混合在一起。一方面，文科教师鼓吹哲学和推理，把它们说成是达到真理的另一条同样有效的途径；另一方面，在神学院，教师们则本能地抗拒世俗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威胁，把它们视为对立的知识体系。在整个13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一直就为此争论不休，并以1277年的一项裁决而使冲突达到了顶点。在那一年，巴黎的主教在教皇的支持下公开谴责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219条“可恶的错误”，并宣布，任何人如果还坚持或传播那些观点，将被逐出教会。

在表面上，那项裁决似乎是保守的神学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搞自由化和闹独立的哲学和科学受到了压制；在大学里，则从组织上让文学院隶属于神学院。然而，一些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只把1277年的那项裁决看成是一次小小的敌对冲突，最后的结果，两者之间并没有势不两立，而是和谐共处。别忘了，巴黎大学只有几十年是在执行那项裁决，牛津大学仅采取了几项限制措施，在其他大学，则根本没有执行。还有一些研究者甚至指出，1277年的那项裁决，从效果上看，反而使中世纪的思想家们不再过分拘泥于亚里士多德的教条，解放了思想，能够想出一些新的理论来解决长期困扰着亚里士多德科学和自然哲学的那些难题。按照这种观点，科学革命并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始于16世纪的哥白尼，而应该始于在此之前250年的天主教科学知识分子，即始于他们对1277年那项裁决的回应。

关于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历史和科学的历史究竟是连续发展的还是发生过间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好些尚未澄清的问题，甚至在今天的学者中间也还远没有达成共识。分歧的焦点在于，中世纪晚期的科学是否已经具有近代科学的那些基本特征。到目前为止，对于1277年的那项裁决，我们只能持一种中间观点，那就是，教会裁决的作用既没有完全扑灭科学探索精神，也没有立即启动科学革命。裁决的作用十分微妙，它在使哲学屈从于神学的同时，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上帝也会以种种方式迎合世俗世界。假定上帝万能，那么就应该为文学院里的那些不安分的人开一个口子，允许他们去思考有关科学的任何的和一切可能的结论，只要他们不干预神学，只要他们不声称自己的那些智力游戏与我们这个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世界有什么必然联系。结果，科学反而出现了一阵或许是“关起门来热闹”的异乎寻常的繁荣。那种书斋里的工作于神学无妨，学究式的自然哲学家所玩的科学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科学结论，但仅仅是假说，其根据是“假定”或假想实验，仅仅是他们机灵的脑袋瓜想象出来的东西。例如，比里当（Jean Buridan，1297—1358年）和奥雷姆（Nicole Oresme，1320—1382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中世纪科学家，曾经思考过地球每日绕自己的轴转动的可能性，两人都举出了似乎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认为这样的运动是自然发生的。他们两人也都认为，科学本身应该能够导出那个结论。可是，他们两人最后都放弃了地球在运动的观点。奥雷姆采取那种态度不是出于科学的理由，而是基于这种假说与《圣经》中的有关段落存在明显的冲突，因为他根深蒂固地相信只有神学才能够到达真理。

到14世纪时，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地翻译新文献，或者如何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诠释得符合《圣经》中的词句，甚至也不是忙于筛除亚里士多德的那些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观点，他们已经是在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基础上设法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学究式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使用的仍然是亚里士多德的总体概念框架，但是他们积极探索，以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精神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展开科学研究。例如，1175年时，在西欧已经能够看到托勒玫的《天文学大成》的两种译本，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西欧自己本土的观测和数学两者相结合的天文学传统。在大学之外由西班牙国王阿尔方斯十世（AlfonsineⅩ）召集的天文学家编制的阿尔方斯天文表（约1275年），就是这种本土传统的一个成果。它虽然并没有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历法改革问题，却是一项具有突破意义的成就。在14世纪的那些天文学著作中，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也非常突出，不过乔叟的名气更多是来自他的诗作。12世纪30年代，托勒玫在占星术领域的一部伟大著作《四书集》被翻译出版，这甚至比托勒玫的纯粹天文学著作的翻译还要早半个世纪。中世纪的欧洲，学者们在研究天文学的同时，也一直在进行着非常认真的占星术研究，而且还常常与医学和疾病治疗结合在一起。此外，继承强大的伊斯兰传统，同时受到与“光”相联系的宗教意识的推动，中世纪的欧洲学者也研究光学，从而增进了人们对视觉和彩虹的了解。在数学领域，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 of Pisa，约1170—1240年），即斐波那契（Fibonacci），于1220年出版了他的《算盘书》（Liber abaci），他不仅向欧洲人介绍了“阿拉伯”数字（实为印度数字），还引进了许多复杂的代数难题。13世纪的欧洲还出版过不少讨论力学问题的著作，它们都是内莫雷（Jordanus de Nemore，约1220年）的作品，涉及静力学和“重力科学”。盖伦是古代晚期的一位伟大的罗马医生，1200年以后，欧洲人翻译了他的医学著作并加以消化吸收，从而恢复和发扬了医学理论，改进了医疗实践，由此还使中世纪的大学里出现了医学院，与文学院并列成为另一类科学活动中心。同中世纪医学的发展和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及博物学传统密切相关，还出现了许多涉及生命科学的讨论范围比较狭窄的科学文献，尤其是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年）[3]的著作中，如他的《论植物》（On Vegetables）和《论动物》（On Animals）。由于当时理性知识和秘术知识之间界线不清，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金丹术和自然法术（natural magic），中世纪的金丹术士、哲学法术师和医师在这些方面曾经投入过极大的精力。在中世纪，妇女自然是不能进大学的，但是有一些妇女，如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年），身处女修道院院长的高位，收集了大批关于自然的有用知识来修身养性。

中世纪那些探索自然的人所使用的观察方法各式各样，并不拘泥于亚里士多德的模式。实际上，有资料表明，当时研究自然的各种观点和方法之间还常常彼此冲突。例如，在天主教多明我会（Dominicans）控制的巴黎大学，采用的是比较纯粹的亚里士多德的和自然主义的观察方法，而在方济各会（Franciscan）教士占优势的牛津大学，则倾向于柏拉图式的抽象方法，因此，他们对于数学在阐明自然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不同看法。对于实验和亲自动手在发现新知识中所起的作用，经院哲学家们也分成了两派。传统的“学究式的”研究方法是要先占有书本知识，而牛津大学的第一位校长格罗斯泰特（Robert Grosseteste，1168—1253年）却主张积极主动地探索自然，因此，他有时被人们称为科学的实验方法之父。受到格罗斯泰特的深刻影响，罗杰·培根（Roger Bacon，约1215—1292年）［不是后来17世纪那位积极宣扬科学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提出，人类的聪明才智应当用于创造有用的机械装置，比如自行推动的车船。此外，佩雷格里努斯（Petrus Peregrinus）在他于1269年出版的《磁石信函》（Letter on the Magnet）中也强调了实验对于发现自然界中的新事实的价值。今天我们来重提这些人的观点，真是感慨不已，他们就像是已经预见到了科学后来的实验风格。不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在中世纪的著名学者当中，他们仅属于少数。例如，方济各会当局就曾竭力限制罗杰·培根实验研究的扩散，大概是因为那些研究与法术有关。中世纪这些激进的实验主义者中，其实没有一个人怀疑过他们那个时代盛行的神学观，他们从未想过要让自然科学离经叛道，只是把它当成神学听话的侍女。

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例子可以说明中世纪科学思潮的特点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第一个例子是对抛物运动的解释，那是由14世纪享有盛誉的巴黎大学文科硕士比里当提出的。读者或许还记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任何一种强制运动的场合（非自然运动），必须要有一位推动者去接触运动的物体。对于抛物运动（如射出去的箭，投掷出去的标枪，扔向学生的粉笔）的情形则显然难以找到推动者，为解决这一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范式这一广阔领域内，还兴起了一个不太大的研究传统。比里当在中世纪早先的一些注释者和6世纪拜占庭的自然哲学家菲罗波内斯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最后提出，抛物体内部被它的推动者植入了一种能代替自己的他称之为“原推动”（impetus）的东西，由它在抛物体与一位已知的推动者脱离接触以后，为抛物体提供一种运动属性。比里当认为，他所说的原动力不仅会施加在抛物体上，而且也施加在自由落体上，连天球的永恒转动也是由于有原动力在起作用。由于比里当的原动力具有一种自我推动的属性，乍看起来非常类似于牛顿的惯性定律。惯性定律认为：一个物体如果不受外力的作用，就始终保持运动（或静止）。然而，比里当的原动力与后来的惯性概念仅仅是表面上的相似，这可能会掩盖比里当的观点（实际上也就是中世纪的物理学）与牛顿和科学革命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我们在后面就会看到，即使在早期的近代物理学中，抛物体也是在自主地运动，不需要寻找任何起因。按照牛顿的观点，需要加以说明的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运动的变化，即要说明一个抛物体何以会开始或停止运动，或者何以会改变速度或改变方向。至于比里当，他对抛物运动的解释正好与牛顿的观点相反，他仍然墨守成规竭力要找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个外部推动者，寻找推动着飞行中的抛物体运动的那个实实在在的原因。换句话说，比里当并没有作出什么根本性突破，他的原动力绝不像回过头去看时容易误解的那样就相当于惯性，他在进行他的创造性解释时，其实非常循规蹈矩，决没有逾越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传统，也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的研究困境。

第二个有关中世纪科学成就的例子说的是欧洲中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科学人物，即伟大的巴黎哲学家和教会医师奥雷姆。他在1350年前后写过一本名叫《论运动属性的形态》（On the Configuration of Qualities）的著作，在那本书里，他画出一些意思清楚的图形——用几何方式来表示属性和属性的变化。图9.3所示的那幅有点接近现代的插图，表明了奥雷姆是如何描述匀加速运动的。这种运动被他称为“均匀变形”（uniformly difform），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自由落体。图9.3中，水平轴代表时间，竖轴代表匀加速运动物体的速度，直线AB下方的面积（三角形ABC）代表该物体走过的总距离。这幅插图中包含了奥雷默及其同时代学者完全搞清楚了的几条关于运动的数学定律。例如，一个作匀加速运动的物体所走过的距离等于另一个以该加速物体末速度一半的恒定速度走过的距离。（图中的水平直线DE可以代表匀速运动，因为三角形ADF等于三角形FBE，DE下方的面积就等于AB下方的面积，因而上述匀速运动和匀加速运动两者走过的距离相等。）这幅图还包含着一个清楚的结论：一个作匀加速运动的物体所走过的距离与该物体加速时间的平方成正比（s∝t2）。

公式s∝t2就是关于自由落体的伽利略定律，是伽利略在奥雷姆之后250年才发现的一条定律。那么，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是伽利略而不是奥雷姆得到了发现这条自然界基本定律的荣誉。原来，奥雷姆探讨的是抽象的加速运动的特性——这已经是1277年那次教会裁决以后的事情——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把它与真实世界中的任何运动联系起来。奥雷姆感兴趣的只是就事论事地搞清楚加速以及其他形式的运动及其性质，纯属抽象研究，简直就是在进行理论智识训练。换句话说，奥雷姆的均匀变形的确能够描述真实世界物体的下落运动，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显然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奥雷姆的均匀变形体现了高超的科学想象力，是一项非凡的智识成就，可惜它也是早产儿，靠其自身不可能导出伽利略的结论和引发科学革命。

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科学环境，无论在组织结构方面还是在智识方面都十分薄弱，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应当说，中世纪后期的科学在对自然界进行理性探索和拓延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局限性两个方面都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欧洲人在中世纪以创建欧洲的大学为科学奠定了新的组织结构基础，又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科学的批判性考察为科学奠定了智识基础。欧洲中世纪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历史意义并没有立即体现在中世纪当时，而主要是为后来在16和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所出现的进一步发展在结构和智识两个方面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14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连续不断的灾祸的严重打击，生态恶化，人口锐减，中断了欧洲长达几个世纪的繁荣，这可以说是中世纪晚期的一个时代特征。这一时期，欧洲的气候变得越来越寒冷，越来越潮湿，严重影响了农业收成。在1315—1317两年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蔓延到整个欧洲，造成经济持续衰退，并因1345年爆发的一场严重的国际银行业危机而雪上加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世纪。1347—1348年，通过空气传播的淋巴腺鼠疫——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夺去了1/4到1/3欧洲人的生命。成千上万座村庄眼睁睁地消失，毁灭性的瘟疫直到18世纪还一再地卷土重来。有专家估计，总人口死亡率高达40％，人口数量直到1600年才有所恢复。还有一件事，看似不大，但也十分恼人，那就是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教皇所在地从罗马迁移到了阿维尼翁，从而破坏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导致天主教徒和其他教皇脉系分裂出去，不再效忠。于1338年爆发的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百年战争，断断续续，直至15世纪50年代，毁坏了法国的心脏地带。在1400年前后的几十年，农民暴乱和社会动荡也频频出现。这种令人悲哀的情形对下层民众为害最深，并且直接（由于科学家大量死亡）和间接（由于机构关闭、教育被破坏）地影响到了科学。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标志着欧洲物质文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在回头审视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科学的历史发展时，我们就好似看到了一个不连续的断点。

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的破坏过去以后，它的农业和封建社会的基础还是建立在艰难恢复起来的生产制度之上。大学恢复了，并得到发展。进行科学活动的学者人数虽然在1350年以后减少了，但是，如图9.4所示，这一数量最终还是反弹上来，就像14世纪可怕的人口大量死亡根本没有发生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光辉让我们倾倒，可能是这个缘故，我们容易以为历史进程在中世纪结束时发生了断裂，而不管有没有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