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哥白尼和教会

伽利略、哥白尼和教会

伽利略一直是一个容易招惹是非的人物，他从大学转移到宫廷不久，就卷入了与在佛罗伦萨的对手的争执之中。在他身上发生的争论，许多都同他的望远镜和他用望远镜看到的东西有关；他也与信奉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对手们就悬浮物体的物理学展开过激烈辩论。在这些争论中，大学的研究院是伽利略的主要对手，而争论的焦点是科学和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目的。用望远镜得出的那些发现立即使哥白尼日心说问题突出起来，同时马上也招来了神学方面的反对；这次伽利略面对的是一类全新的敌人——神学家。在1611年，伽利略的名字就列入了宗教裁判所的黑名单。1614年，已经有一些多明我会教派的修道士在讲道时公开攻击伽利略。1615年，更有一些狂热分子积极地向宗教裁判所举报他。宗教裁判所方面接到这些首批控告后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已经为他立了一个案卷。事实上，在伽利略于1633年受审和被判有罪之前，他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宗教裁判所的一名案犯。

当伽利略这位明星开始在美第奇宫廷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时，他已经在以极大的热情到处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了。伽利略早在《星空信使》里就已经预告，他将在以后论述世界体系的书中“证明地球是一个漂泊的天体”。在随后于1613年出版的《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中，他则公布了更多用望远镜发现的新奇事物，如在太阳表面或接近表面的地方有黑子，金星的形状在它沿其轨道运动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以及新发现的关于土星的一些奇怪现象。发现太阳有黑子引来的争议最大，那是对传统的太阳完美无瑕观念的直接挑战。伽利略随后不久就把金星的位相变化用作否定托勒玫体系的决定性证据。在《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这本书中，伽利略正式断言，他的观测已经“证实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613年下半年，在美第奇宫廷的晚宴席上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话题是关于哥白尼学说的宗教涵义，以及它与《圣经》字面解释的明显矛盾。正是那场争论导致伽利略给他的资助人的母亲写了一封谦恭有礼但却颇具煽动性的信——“致大公夫人克里斯蒂娜的信”，内容是“关于如何使用《圣经》中涉及科学问题的引文”（1615年）。他在这封信里持有的立场是：信仰和理性不该对立，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而自然是上帝的造物。但是，在好像出现了对立的场合，就所讨论的关于自然的问题而言，科学要代替神学，因为——伽利略这样认为——《圣经》是写来给普通大众阅读的，能够作不同的解释，而自然就是一个已然的实体，无法更改。在伽利略看来，如果科学家揭示出自然的某些真实情形似乎与《圣经》中可以找到的词句相冲突，那么，神学家就应该以此来重新诠释《圣经》文字的意思。（这基本上就是今天天主教会的立场。）伽利略的这种主张，即科学和人对自然的研究应该在传统神学之上，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完全否定了科学是神学的侍女这种中世纪科学的作用；可以预料，这必然会招来神学家的仇恨。最让人受不了的，还有他那趾高气扬的态度，目中无人地叫神学家们管好自己的事。

伽利略积极地捍卫哥白尼学说，并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想劝说教会当局接受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放弃亚里士多德—托勒玫的世界观，然而正是靠了后者，宗教思想和科学思想长期以来才一直结合得很好。伽利略的这种立场在1616年就证明毫无用处，那一年，宗教裁判所裁定哥白尼学说是错误的，正式把它确定为异端邪说；天主教会负责编制禁书目录的红衣主教会议也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列为教会禁书。担任宗教裁判所红衣主教的贝拉尔明（Robert Bellarmine，1542—1621年）是一位年长的教义卫道者，他曾经写道，他十分理解（根据奥塞安德尔所写的前言）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原本是为了方便天文学计算而虚构出来的一种数学工具。他又说，因为上帝以其全能可以让天体按照1000种方式中他所喜欢的任何一种方式运动，所以，把人的理性置于神性和意思明确的《圣经》之上，这都不是什么危险，然而，那是指不存在明显想要证明《圣经》中有错误内容的情况。

表面上，伽利略设法成功地没有使他的名字也出现在1616年那份谴责哥白尼学说的公告上，而且，贝拉尔明和宗教裁判所还对他表示了一定的尊重，预先向他通报了决定的内容。实际上，在1616年2月26日伽利略同贝拉尔明会晤之时，宗教裁判所早已经准备好几种内容不同的公告文本，只待根据会晤的结果来决定到底散发哪一种文本。他们还私下设计了几种可以采取的方案（包括拘留伽利略），如果伽利略拒绝接受教会要求他不再坚持或支持哥白尼学说的决定，那么就要采取行动。事情很明显，伽利略除了默认，别无他法。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伽利略仍在受到纠缠。就在1616年或者稍晚些时候，人们在宗教裁判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不规范的也可能是伪造的公文，表明那是已经送达伽利略的一份人身限制令，命令他“不得以口头或书面等任何方式坚持、讲授或支持（哥白尼学说）”。在伽利略那里，他于1616年晚些时候拿到了贝拉尔明开具的一张证明，证明向他确认，他仅仅是不可以“坚持或支持”哥白尼学说，是否“讲授”那种有争议的学说，由他自己决定，只要他不是真正坚持或支持它即可。

伽利略在1616年失败了，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他那时已经年过五十，仍然名声在外，仍然是美第奇的红人。哥白尼学说成了禁区，但其他一些科学课题又引起了他的兴趣，从而再次引发出其他的争论。1618年，因为那一年观测到3颗彗星而爆发的一场争论，又把伽利略卷入到一场艰难的智识斗争中去，这一次的对手是实力强大的耶稣会教徒格拉西（Orazio Grassi）。两人之间散发小册子的宣传战在伽利略的《试金者》于1623年出版时达到了高潮，有时人们也将这本书视为伽利略为新科学发表的宣言。《试金者》出版的时机看来正合适，因为1623年老教皇格列高利十五世（GregoryⅩⅤ）逝世，选出的新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Ⅷ）加冕。新教皇原名马费奥·巴尔贝里尼（Maffeo Barberini），佛罗伦萨人，是与伽利略相交多年的朋友。对于伽利略来说，前景似乎不错，《试金者》正好可以成为在罗马上层找到庇护的一块敲门砖。山猫眼研究会在出版《试金者》时加上了一大段颂扬乌尔班的献辞。新教皇在用餐时让人读给他听，听后十分高兴。教皇投桃报李，在伽利略于1624年到罗马作6星期短暂逗留期间邀请伽利略到梵蒂冈花园与他一起散步，亲切交谈。在那种融洽气氛下，伽利略显然请求过教皇允许他重新研究哥白尼日心说。然而，对于下一步的工作，乌尔班却要伽利略不偏不倚地看待托勒玫和哥白尼两个体系，而且强调，上帝能够以无数种方式推动天体运动，不管它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因此，人类无法探究出观察到的现象的真实原因。谈话甚至还涉及伽利略正在酝酿的一本书的书名。伽利略原打算将其取名为《论潮汐》（On the Tides），以突出他的理论，即是地球的运动引起了潮汐，反过来，潮汐则证实了地球在运动。乌尔班则建议了正式出版时所采用的流传至今的那个书名——《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这个书名意味着对待两个行星理论持有的是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

在那次谈话后过了8年，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才在1632年得以出版。伽利略在写这本书时已经年过六十，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书写成以后又为了获得出版许可证而耽搁了很长时间，罗马和佛罗伦萨的那些疑心很重的图书检查官吹毛求疵地仔细审阅了手稿。1632年2月下旬，伽利略的这本书终于出版了，由于种种原因，它不啻为向社会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最清晰、最全面而且最有说服力地阐述了对哥白尼学说的支持，以及对亚里士多德—托勒玫传统天文学和自然哲学的反对。伽利略在意大利撰写这部著作时，尽量以最广大的读者为该书的写作对象。他在书中用文学手法以3个人物交谈的形式安排内容，这3个人物是萨尔维亚蒂（Salviati，其实是伽利略的代言人）、塞格雷多（Segredo，代表一位很有兴趣的聪明的外行人）和辛普利西奥（Simplicio，顽固坚持亚里士多德立场的傻瓜）。“交谈”进行了4“天”，其形式活泼，深入浅出。第一天，伽利略假托萨尔维亚蒂之口，利用关于月球的证据和望远镜的其他新发现把传统的亚里士多德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位置、运动和上下的看法，以及历史悠久的天地不同观。第二天，他介绍了地球绕自己轴线的周日自转，并解释了那些最常见的疑惑，如旋转地球上的物体为什么不会飞离地球，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地球旋转时按说会常刮不停的东风，鸟儿和蝴蝶为什么向西飞不会比向东飞困难，从塔顶自由落下的一只球在地球运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是会掉落在塔基，大炮无论向东还是向西开炮为什么炮弹总是落在相等的距离。他解释这些现象时依据的是一个基本思想，即束缚在地球上的物体都在同时共同运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它们之间的相对运动。第三天，伽利略开始介绍日心体系和地球环绕太阳的周年运动。在一系列支持哥白尼和日心说的论证中，伽利略拿出了他驳斥托勒玫天文学的“重炮”——金星的位相。通过望远镜看金星，金星的形状会像地球的月亮那样变化，由新金星变为四分之一金星，再变为“长角的”金星。伽利略在做过这些专业论证以后得出的结论是，观测到金星的位相是托勒玫的地心体系根本无法解释的。其实，金星位相也不能证明哥白尼体系正确，那样的观测结果倒是与第谷体系一致，可是伽利略对第谷提也不提。最后，到对话的第四天，伽利略才提出他认为有利于哥白尼体系的最有力证据——他对潮汐现象的独特解释。他是这样说明的：一个既自转又公转的地球会引起海洋里海水的晃动，并由此引起了潮汐。为了说明潮汐的季节性变化，他用数学方法进行了漂亮的证明；此外，他还介绍了吉尔伯特关于地球是一个巨大磁体的工作。

在评价托勒玫和哥白尼这两个天文学体系时，伽利略按照乌尔班八世的意思至少在表面上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言不由衷地故意说得不太肯定：“有时这方有理，有时那方有理。”书中还不时插进几句好像害怕读者误解有偏袒的解释，一会儿说他还“没有确定”，一会儿说他仅仅是戴着哥白尼的“面具”。然而，《对话》中明显的倾向性是无法否认的。书中人物无论谈到什么问题，哥白尼一方的观点总要压到对方，而且伽利略还一再地批驳亚里士多德，使那位辛普利西奥一直表现得愚昧无知。更糟的是，伽利略虽然写进了教皇亲自对他讲的关于上帝无所不能和人的理性有限那些话，但是只把它放在了全书快要结束的位置，而且明显带有讥讽意味地出自辛普利西奥之口，说“是从一位最著名、最博学的高人那里听来的”。如果乌尔班在1624年对伽利略谈到要毫无偏袒地对待哥白尼和托勒玫两个世界体系时同时又向他暗示过什么的话，那么伽利略这样做就无妨。如果乌尔班当时或者后来真的是要搞平衡的话，那么伽利略就要倒大霉了。(https://www.daowen.com)

《对话》刚一发行，就引起了强烈反应。1632年夏，根据教皇的命令，该书停止销售，已经发出的全部收回，在印刷厂的有关资料被没收。为了这件事情，乌尔班亲自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动，不管是打算庇护伽利略还是干脆把他打下去，这位教皇召集起一个高级别的专门委员会来评估形势。案件后来还是正式转到了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于1632年秋传讯伽利略，要他到罗马受审。起初，当时已经68岁的伽利略拒绝传讯，甚至可怜地开出“医生证明”，说明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宜旅行。然而，宗教裁判所态度强硬，并威胁说，必要时将强行押解。不得已，伽利略被抬上担架艰难地踏上了去罗马的旅程。

关于伽利略遭受审判的基本事实，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搞清楚了，然而，对那次审判的解释和看法却始终存在着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一种早期观点——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持这种观点——是把那场审判想象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一场大较量，伽利略是科学家中的英雄，他因为发现了科学真理而受到宗教神学愚民政策的打击。另一种观点则反映了人们对20世纪政治体制的某种认识，着重揭示宗教裁判所这种专制机关对伽利略进行那场审判的本质。再有一种观点，认为伽利略不过是不肯屈从，冒犯了《圣经》的权威，然而时机不对，当时的教会正好被宗教改革运动弄得焦头烂额。在有关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更倾向于把那次审判看成一个阴谋的观点，认为以伽利略宣传日心说为借口对他进行正式审判，是教会当局为了掩盖同耶稣会和其他更为严重的神学叛逆之间非常棘手的争端，而那些神学叛逆同伽利略的原子论有关，或者同那些借原子论在天主教教徒中鼓动种种离心倾向的越轨行为有关。也有历史学家指出，到1632年，乌尔班的教皇地位已经大不如前，在政治上遇到了很大麻烦。最近又有人提到，伽利略那时失去了庇护人，而且已经不是宫廷朝臣。伽利略审判事件就像一块写字板，历史学家们在上面写了又写，不断修改，其情形如同法学学者在回顾和研究昔日旧的法庭审判案例。

对伽利略的审判一波三折。伽利略先是住在美第奇驻罗马使馆里，但是在接受审判前也不得不像所有的犯人一样住进宗教裁判所的监狱，虽然待遇还算不错。他于1633年4月12日第一次受审，没有人告诉他罪名是什么。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审问官，伽利略仍自信地侃侃而谈，为他的《对话》辩护。他申诉说，事实上，他并没有站在哥白尼一边反对托勒玫，反而指出过哥白尼的推理是“有毛病的和不能肯定的”。审问官手里掌握有1616年那份臭名昭著的公文，因此，他们决定抓住伽利略违反了对他的个人限制令，而避开谈哥白尼学说如何。伽利略看到那份文件，立即拿出红衣主教贝拉尔明给他开具的证明，证明上只说禁止他“坚持或支持”哥白尼学说，并没有禁止他讲授或讨论哥白尼学说。

宗教裁判所出示专家的意见，指出伽利略在他的书中其实是支持和坚持了哥白尼学说。然而，伽利略手里拿的是贝拉尔明签署的真实证明，那毕竟是宗教裁判所对这宗原以为比较清楚的案件作出判决的一个障碍。为了避免日后麻烦，宗教裁判所的一位官员以私人身份到囚室里与伽利略商量妥协办法。他劝说伽利略要识时务，如果承认犯了错误，可以得到从宽发落。在接下来的开庭中，伽利略知趣地承认自己疏忽大意，而且过于“骄傲自负”。带着耻辱，伽利略在审讯结束后，回到宗教裁判所的囚室，还得自愿为他的《对话》再补写“一天”，让内容真正摆平。

可怜的伽利略，即使妥协也毫无用处。乌尔班在得到伽利略的供词后否决了宗教裁判所的解决办法，坚持要正式判处伽利略异端罪。于是伽利略又被拖到宗教裁判所的审问官面前，此时他也不能再说什么。在酷刑威胁下，他只是说自己不是一个哥白尼主义者，他在1616年就放弃了那种观点。“至于其他问题，我现在在你们手中，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宗教裁判所为伽利略定下的罪名是“最可疑的异教徒”，仅比确凿的异教徒低一个等级，若是后者，就要被判处捆在火刑柱上当场烧死。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当然也立即成为禁书。1633年6月22日，这位一度被誉为意大利科学界的米开朗琪罗的著名人物，虽已是69岁的老者，却被强迫跪在大庭广众之下，身着悔罪人穿的白色长袍，手执蜡烛，“发誓、赌咒和詈骂”哥白尼异端邪说，并答应要永远谴责一切这样的异端。强迫悔罪以后，伽利略仍然是宗教裁判所的正式囚徒，被终身软禁。根据传说，伽利略在1633年7月被押解至锡耶纳的监狱，当他从囚车上慢慢跨下地时，他颤巍巍地弯下腰来用手指触地，喃喃地说：“Eppur si Muove”——“唔，它还在动。”佛罗伦萨的科学史博物馆里就陈列着伽利略中指的骨头，那已经是一件科学文物，时至今日还在高傲地指着我们。

对伽利略的审判和惩罚，这件事常被人们用来证明科学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发展得最好。这种看法稍作分析便知道立不住脚，因为某些最缺乏民主的社会在追求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也取得过而且一直在取得成就。其实，不管政治环境如何，关键在于要让科学共同体保持独立性。只要政治当局一干预，无论这种干预来自哪里，总是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好在政治当局极少会对理论科学那些抽象的东西发生兴趣。在基督教传统中，也只有地球的运动和物种起源曾使自然哲学威胁到《圣经》的权威。无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在非民主社会中，社会体制同科学的发展其实没有多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