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央帝国

第六章　中央帝国

中国的历代皇帝统治着幅员辽阔而且人口众多的疆土，其疆域差不多有欧洲大小；当然，在不同时期，它的疆界和政治实体会有一些变化。即使是中国传统的固有地域也有欧洲面积的一半，相当于7个法国（见地图6.1）。中国自从公元前221年实现第一次统一起，就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后，除了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不如占有多块土地的罗马帝国外，连绵不绝的中华帝国就始终是矗立在世界上的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人口在公元1200年就达到了11500万，2倍于当时欧洲的人口，人口密度则将近是欧洲的5倍。

中国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其不受外来影响的程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旧大陆上的文明。客观地说，中国的历史肯定受到过在它北部和西部的游牧民族的巨大影响，但是，它的西南部、西部和北部要么有高山，要么有沙漠，要么有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干旱草原，使它难以接触到西亚和欧洲的文化与历史发展。最早的中华文明产生在黄河流域，直到比较晚的历史时期，文明才渐渐铺开至长江流域及其冲积平原。中国代表了典型的水利文明，它的文化总是沿着黄河和长江以及相关的江河湖泊水系向东扩散。

中国独立发展有自己的书写技术。在商代（公元前1520—前1030年）的“甲骨文”上就可以看到复杂的表意文字。到公元前9世纪，中国文字就已经十分发达，有了多达5000个字符，中国统一以后更对文字进行了标准化。中国文字有数百个基本符号，用它们可以组成数千个（实际上有数万个）不同的中文字。由于中国文字非常复杂，还因为每一个写下来的词都既表音，又表形，所以掌握中国文字十分困难（今天仍是如此）。中国文字始终坚持了表意模式，没有像古埃及、苏美尔和古巴比伦文字那样简化成表音文字或者按音节书写的文字。但是，这并没有成为连续记录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障碍，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留存下来的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和科学文献。

中国体现的是一种数千年来延绵不断的文化。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纷繁的社会和政治变迁，不同的王朝相继兴起与衰亡（见表6.1）；在这里不可能把它们都讲清楚。不过，对于宋朝（960—1279年）和随宋朝而起的“复兴”我们却不能不加以重视。宋朝统治的几百年曾经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黄金时代，把那一时期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进行比较是再合适不过的。

中国在宋代是相当繁荣的，那多亏了农业的变革，尤其是中国南部和长江流域于8世纪开始大规模种植稻谷。比起其他谷物来，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要高得多，因而仅引种稻谷一项就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1012年以后，官府从印度支那引进稻谷的早熟和冬熟新品种，有计划地分配给农民种植。有的品种60天就能成熟，在条件好的地方一年可以收获两季乃至三季。还有一些品种不需要太多的水，那就意味着可以把更多的土地用于种植。在宋代，农民们主要通过排干沼泽地的积水、围湖造田、修筑梯田和改进灌溉等措施来增加稻谷生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官府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采用了栽种水稻的新技术，农田不再需要休耕；使用了种植水稻的新型工具，如专门用来翻耕稻田的犁具和脚踏水车，更使生产效率和产量大幅度提升，从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富余产品。(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人口从公元800年的5000万增加到1200年的11500万（另一个统计结果是12300万），翻了一番还多。到1080年时，中华文明的重心已经南移，那时，居住在南方的人口是居住在北方的人口的2倍以上。城市化过程也急遽加快。有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宋代的中国已经有5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100万；据另一份报告估计，那时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了总人口的20％。作为农业社会，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欧洲在19世纪以前还没有哪一个社会达到过如此高的城市化程度。随着可以用于交换的农产品的增多，贸易日益发达，制造业愈加兴旺，最后出现了一个闲暇时间很多的中产阶级。

在宋代，集权化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皇帝集权力于一身，通过一个由达官贵人构成的官僚集团实行统治。中国皇帝“受命于天”，在一个强化的文官系统的辅佐下直接统治着整个中国，渗透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那个官僚集团十分庞大，上下垂直的隶属关系非常严密。据后来的明代文献显示，宋朝的文官人数达到10万，这还不包括武官的数目。凭借如此有效的国家机器，皇帝的权威直达村乡一级，没有任何中间或独立的势力可以挑战皇帝及其官僚集团的权威。有一些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会造成一些麻烦，但是绝不存在可以不听命于皇帝的正式的权力中心。乡镇和城市不可能自治，更不会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如此排他性的集权行政系统不允许有独立机构存在，当然更不会有社团或者行会。古代中国这种无所不在的官僚制度，似乎也限制了在官方渠道之外进行科学或技术研究的不受管束的社会空间或思想空间。

中国把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尊奉为圣人，他的学说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的上层文化。特别是宋代的一些注释者将其重新诠释形成的新儒家学说，更被官方确定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孔子关注的是家庭、人性和社会一类事情，而不涉及自然界或者人际关系以外的东西。儒家学说是一种实用哲学，强调修身养性规范个人的行为，追求的是齐家治国的方法，以达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因此，宋代的儒学标榜的是习俗、礼仪、伦理、孝道、长幼有序、服从、谨守本分以及公道（但不是法律）等等行为准则。儒家学说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维持着当时所实行的家长式和家族式社会，使之长期保持稳定而不变。

帝国官僚机器的权力和诱惑力把本来有可能用于科学的一切聪明才智全部吸引过去，让学者们不问旁事，只关心人文学科，钻研儒家经典，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学术文化与生产技能的分离。在宋代，国家官僚体制真正做到了对知识界精英开放。国家招募公职人员不是根据政治上的考虑或者通过世袭，而是看所谓的才干以及在非常苛刻的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事实上，那几乎就是进入政治权力集团的唯一途径。其实早在汉代（公元前206—220年）就已经实行了这一套国家考试制度，它的一个作用是限制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宋朝皇帝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其在他们统治的时期达到顶峰；那以后，这种科举制度一直为统治者所采用，直至1904年才停止。

科举考试由一个官方考试机构主持，共分为3级（地方级、地区级和国家级），每2—3年举行一次。有的落榜生一次又一次地参加考试，就这样耗尽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一个人哪怕是通过了最低一级的考试也能受到恩典，比如说可以免服劳役。如果通过了高级考试，好处更大，幸运者绝不会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做官机会。考试的科目是格式化的，主要是儒家经典，是非常深奥的文学和人文知识，在宋代则还涉及行政管理难题。那样的考试全靠死记硬背，要背诵经典，做诗词，还得有一手好书法。这种科举制度强调道德文章，意在培养一批能够统治全国的绅士学者，从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价值取向，在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消耗了最杰出的中国人的一切聪明才智。除去少数例外，这样的考试制度是不可能产生出科学和技术的。

在官僚体制之外，再没有其他社会成分有能力和自主权去另行独立创造出任何新的科学传统。如果说科举制度可以有效地扼制贵族统治的话，那么，文官政府也会设法把军队和商人阶级置于其控制之下。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就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兵员以百万计。（宋朝的军队在1045年时有1259000人。）不过，军队要受文官的控制。军事力量被分散开来，层层分割，层层指挥。商人的活动也一样受到严密控制，不同于在欧洲，他们绝不可能成长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力量。按照儒家学说，商业活动、追求利润和积累私人财富是反社会的丑恶行为。商人们虽然间或也能够得意一时并聚敛起巨额财富，但是，却总免不了动辄得咎，受到惩罚和被查抄财产，他们只能是社会中的另类，是处于中国社会底层的阶级。同样，在佛教兴盛一时之后，宗教团体也在公元842—845年遭到打击，这表明不可能会有传教者来触动官僚集团的权威。